何以西欧在12世纪和13世纪会达到一个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及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不相上下的艺术高峰？
古斯堪的纳维亚人及阿拉伯人的侵袭已经被击败，马札儿人也被驯服。十字军激发了创造的热潮，并由拜占庭及东方的穆斯林带回无数的观念及艺术的形式。地中海的重开和基督徒前往大西洋贸易，法德沿海及北方海域的贸易组织与安全，工业及商业的拓展，产生了自君士坦丁以来所未有的财富。新兴阶级使艺术得以滋长，每个富裕的地方决心建造比从前更好的教堂。修道院院长、主教及教皇因为征收什一税、接受商人的赠礼及贵族国王的捐助而资金骤增。反偶像崇拜者已被击败，艺术不再被烙以拜偶像之名；教会曾经惧怕艺术，现在也发现其实是传扬信念及理想的有利媒介。而且艺术就像向上伸展、向天祈祷的尖塔一样，能激励提升人的灵魂。信奉圣母玛利亚的新宗教，也很自然地由人们心中对于圣母的爱与信，转而表现在宏伟的教堂上，使成千的儿女能够立即聚集向她致敬，并祈求帮助。所有这些及许多其他的影响，汇为一股前所未有的艺术洪流，淹没了半个大陆。
在东方帝国，旧的技术从未失传；尤其是东方的希腊和意大利、拜占庭的艺术家和艺术题材，糅进复苏后的西方生活之中。查理曼引进拜占庭因反对偶像崇拜而逃亡的希腊艺术家并为其所用，因此亚琛艺术结合了拜占庭的纤细与神秘而融入日耳曼的踏实与乡土味中。克吕尼修道院的僧侣艺术家，在10世纪迎接西欧建筑与装饰的新纪元，开始模仿拜占庭的模式。修道院艺术派在卡西诺山，因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而发展，由希腊教师依循拜占庭方式教授。当洪诺留三世（1218年）希望装饰圣保罗教堂时，他派人到威尼斯寻访镶嵌细工师，那些受召者也都沉湎于拜占庭的传统之中。一群群拜占庭的艺术家可以在许多西方的城市中找到：杜乔（Duccio）、契马布埃和早期乔托（Giotto）的画，即是受了拜占庭绘画的影响而取得成功的。拜占庭或东方精神——扇形棕榈，莨菪叶，奖牌内的动物——以纺织品、象牙和金泥写本传到西方，并且表现在罗马的装饰中达数百年之久。叙利亚人，安纳托利亚人及波斯人的建筑形式——拱形，圆顶，侧塔式的正面，对称的圆柱，镶边拱门下两三个为一组的窗户——再度出现于西方的建筑物中。历史并未使其跃进，也未使其有所缺失。
正如生命的发展需要变化及传统，社会的发展需要尝试的创造及确立的习俗，同样的，西欧艺术的发展不仅包含了传统艺术与形式的延续和拜占庭与伊斯兰教的先例，同时艺术家一再表现着由学派到自然，由观念到作品，由过去到现在，由形式的模仿到表现自我。过去拜占庭艺术中晦暗、沉静的性质，和阿拉伯脆弱而有阴柔之美的装饰，不再能代表有活力的、雄壮的、具有双重生命力及粗犷性的西方。约13世纪，由黑暗时代兴起的国家，对乔托的高贵优美的妇女，比对拜占庭时代镶嵌精细而生硬的女人更为喜爱；同时嘲笑闪米特人对心象的恐惧，他们只不过是把装饰变为兰斯大教堂中微笑的天使及亚眠教堂的圣母像。在哥特式艺术中，对生命的喜悦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
修道士们就像他们保存古典文学一样，维持并传播罗马、希腊和东方的技艺。为了寻求自足，僧侣们训练自身装饰的及实用的手艺。大修道院的教堂需要祭坛、高坛用具、圣坛杯和圣饼盒、圣骨箱和神龛、弥撒书、大烛台，或者镶嵌细工、壁画和圣像，以感受和激发虔敬，这些东西多半由僧侣们亲手塑造。确实，在许多情形下，修道院也是由他们设计并建筑的，像今天的卡西诺山隐修院就是由圣本笃会僧侣所兴建的。多数修道院有宽敞的工厂。在沙特尔，蒂龙的贝尔纳告诉我们发现一个教院中聚集了“铁、木工匠，雕刻师和金匠，画家，石匠……及其他各方面的巧工”。中世纪的金泥写本几乎全部出自僧侣之手，最精致的纺织品是由修士和修女制成的，早期罗马式大教堂的建筑师也是僧侣。11世纪和12世纪初期，克吕尼的僧院为西欧提供了大部分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师。13世纪，圣丹尼斯修道院是各种艺术兴盛的中心。甚至西多会的僧院，虽在警觉的贝尔纳时期，对装饰采取封闭态度，不久也屈服于形式的诱惑和色调的刺激，而开始修建装饰得像克吕尼或圣丹尼斯修道院一样。像英国大教堂中通常都有隐居的修士和担任圣职者，一直到13世纪末支配了英国教会的建筑。
然而，一个修道院不论作为学校或精神的庇护所都是卓越的，因为它是避世的，而变成一个传统的储存所而不是生活实验的天地，因此修道院被诅咒；它适合被保存下来，而不宜再去修建。直等到较富裕的普通人滋育世俗艺术家而产生广泛要求后，中世纪的生活便在不陈腐的形式中找到了丰富的表现，使哥特式艺术到达了完美的境界。12世纪被解放并具有专门技术的人，聚集在行会中，由僧侣教师及其手中取得这种艺术而建造了伟大的教堂，意大利最早，法国最多，英国最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