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人特别喜欢伪造文书。著作伪经，也许只是希望这些伪经被视为美丽的故事；伪造教令作为教会政治上的武器；忠心耿耿的僧侣伪造特许状，以取得国王对修道院的协助。根据教廷的说法，坎特伯雷大主教郎佛兰克伪造特许状以证明其辖区的历史悠久。许多校长也伪造特许状，假称剑桥的某些学院由来已久。而神棍（pious frauds）也篡改经文，虚构千件启示性的奇迹。教育、商业、战争、宗教、政府及法律等方面，可说是贿赂泛滥成灾。学童贿赂考官；政客花钱取得一官半职，并向朋友募集必要的款项；有了贿赂，证人随意起誓赌咒；诉讼当事人赠礼给陪审员及法官。1289年，英王爱德华一世被迫把多数枉法贪污的法官解职。法律规定每次开庭须庄重起誓；人们面对经文或圣人遗物起誓；有时他们被要求宣誓遵守即将起誓的誓言；但是伪证的情形太平常，有时必须以格斗胜负来决定曲直，希望上帝会把更大的骗子找出来。
纵使有千件同业公会及市政府的法令刑章，中古技工仍然使用劣质货、不足的升斗尺寸及容易使人上当的赝品来欺骗顾客。某些面包师在揉面板上做一门瓣，在顾客的眼前公然偷取小部分的面团；已经成交的好布，暗中竟为廉价布所取代；劣质皮经过修饰后竟像是好皮；干草或羊毛袋中加上石头以增加其重量；诺维奇肉罐头商被控以“购进劣肉，制造损害人体的香肠及布丁”。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约1220年）述说各种行业欺骗的不同方式，及市场商人欺骗乡下人的伎俩。作家和讲道家抨击财富的追求，但是有一句日耳曼中世纪谚语说：“有钱可驾驭万物。”某些中世纪道德家断定，人的好利实强于人的好色。封建制度下，讲求侠士之誉常常是事实，但是很明显地，13世纪与历史上任何时代一样，讲求物质主义。上述这些奸计取材自相当广大的空间与时间，虽然这种例子实在不少，但是可以假定它们只是特例。它们只能证明一种结论的正确性，即信仰时代与怀疑时代一样，人类本性并没有较好，而且不论是什么时代，法律与道德面对天生并非守法公民的人类的固有个人主义，当然只勉强维持社会秩序而已。
多数国家视严重盗窃为该处死之罪，教会按例将强盗处以破门律。即使如此，偷窃抢劫案件，小自街上扒窃大至莱茵河上进行盗窃的男爵，可说层出不穷。饥饿的雇佣兵、逃亡的罪犯及毁家的骑士，均使道路不清；夜间市街到处可见争吵、抢劫、强奸及谋杀。13世纪，英格兰验尸官记录显示：“有部分的杀人案在今日会被视为丑事”。因谋杀致死者较意外死亡者多两倍，然犯罪者很少有被抓到的。教会耐心压制封建战争，但是其成功的措施，却是将人力及好战个性转用于十字军东征，就某方面说，这是争夺领土及商业的帝国主义战争。一旦进入战争，基督徒并不比异教及其他时代的战士对败军更仁慈，对承诺和条约也不会更加信守。
显然，中世纪与历史上的任何文明相比，残酷与兽行只有更平常。野蛮人虽成为基督徒，却不会立刻改变其野蛮的本质。贵族贵妇拳打其仆人，并互相扑打。刑法虽是严刑峻法，却没能压制兽行和罪恶。轮架、滚油釜、火刑柱、活烧、剥皮、野兽分尸等，常被用作处刑方式。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规定，1名女奴被控偷窃，则对80名女奴皆课以罚款，并应取三把柴来将她活活烧死。13世纪末的意大利中部大战中，根据当时意大利僧侣萨利姆贝内的记载，“俘虏被野蛮残忍地加以处置，惩罚的严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在某些人头上绑以绳子和杠杆，用力勒紧，使其眼珠从眼眶中突出落在双颊；他们把某些人高高吊在空中，仅将左手或右手拇指绑上，支持其全身的体重；对另外一些人，他们以更邪恶更可怖的严刑加以处置，使我简直羞于描述；其他人……他们会把他们的手绑在后面使其坐着，然后在他们的脚下放一盆正燃着的煤……或把他们的手脚绑在烤肉叉上（就像交给屠夫的羊一样），整天吊着，食水两缺；或用一根粗木磨损其外脚胫，直至露出骨头来，这光是用眼睛看就觉得可悲酸楚了。
中古人能勇敢忍受各种苦楚。各阶层的男女诚恳热情；他们的佳节即是饮酒盛宴、赌博、跳舞及性的放纵；他们言语随便自由，发誓赌咒的情形很普遍，完全不分场合。尤安维尔说，法兰西人一开口很少有不提到魔鬼的。酒店到处林立，某些极为现代化，供应醇酒美人。教会试图在星期天关闭酒店，但效果甚微。不时的酩酊大醉是各阶级的特权。吕贝克一位访客发现有些贵妇戴面纱在酒窖中痛饮。在科隆一地，有一个喝酒会，虽然提倡痛饮，但是该会严格规定，会员行动和言辞应保持温文尔雅。
中古人与其他时代的人一样，是欲望与浪漫、谦逊与自负、残忍与温柔、虔诚与贪婪等人性的综合体。纵情饮酒诅咒的男女，往往也是仁慈且常做善事的人。12世纪和13世纪，慈善事业再次达到高峰。个人、同业公会、政府及教会共同救助贫寒不幸者。施舍极为普遍踊跃。希望上天堂者留下遗产进行慈善事业，富人替贫穷女孩办嫁妆，每天供给数十名穷人饮食，遇到佳节则供应几百人之多。许多贵人门前，每星期供应任何需要者饮食三次。几乎每位贵妇均觉得纵然道德上无此必要，在社交上却有必要参与慈善工作。13世纪，罗杰·培根主张拨公款救济穷人、病人及老年人，但是实际上仍由教会负担主要的慈善工作，因为教会是遍及欧陆的慈善救济单位。格列高利一世、查理曼大帝及其他皇帝均规定，各教区征收之什一税的1/4应用以救济贫苦老弱，事实上有时也确是这样做。但是，世俗首长及高级教士没收教区收入的结果，使12世纪教区行政受到破坏，其工作较之从前更依赖主教、僧侣、修女及教皇。除了少数不良分子外，修女皆努力办教育、看护及从事慈善事业。她们日渐广泛的服务，是中古及现代史中最光明和最感人的部分。靠赠礼、施舍及教会收入维持的修道院，供应穷人饮食，照顾病人，并替囚犯缴纳赎金。成千僧侣教育年轻人，照顾孤儿或在区院中服务。克吕尼大修道院广泛施舍救济品，以赎其富有之过。教皇尽其能力救助罗马的贫民，并以自己的方式继续进行自古即有的帝国救济。
纵有这些慈善事业，乞讨的情形仍日益盛行。医院及救济院试图供给全部申请者食宿；不久，院门就挤满了瘸腿者、老弱、盲人、褴褛流浪汉等，“辗转于救济院间，悄悄搜寻一些面包和肉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