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博尼费斯不利的举证无论真实与否，充分显示怀疑主义的一股逆流，已将“信仰时代”冲至尾声。博尼费斯八世在阿纳尼所承受的身体及政治的打击，在一定意义上，象征着“近代”的产生；民族主义战胜了超民族主义，国家凌越了教会，刀剑力量取代了文字的魔力。教皇因为先与霍恩施陶芬的倾轧，再受挫于十字军的失利，权力一落千丈。英、法两国因罗马帝国的崩溃而乘机崛起，其中法兰西在教会的协助下，夺取了朗格多克后，国力更加充沛。在教会与菲利普国王的纠葛中，一般人民袒护菲利普，或许是人民厌弃教皇滥用宗教裁判所及十字军征讨阿尔比异端的结果。据说诺加雷的某些祖先，即被宗教裁判官判处有罪，而断送于火刑柱上。可惜博尼费斯历经多次的冲突，尚未体察出滥用教皇权力的弊端。新兴的工商人士，对宗教的热忱远逊于一般农民；而一般人的生活和思维，随着时代的演进，也渐渐世俗化，平信徒也获得了其原有的权利与地位。经过七十年的时光，国家已脱颖而出，反而将教会融化在国家之中。
环顾拉丁基督教的历史，最引起我们注目的是在不同的民族中，宗教信仰相当一致，同时罗马教会庞大的组织与权力，为斯拉夫及拜占庭以外的西欧带来了后世所未见的精神和道德上的统一。历史上从未有其他的组织，给如此众多的人如此深远而长久的影响。罗马共和国及帝国也曾经统治过广阔的区域，但从庞培到阿拉里克，为时不过480年；蒙古帝国及大不列颠帝国也只维持200年光景；但是罗马公教由查理曼大帝逝世时（814年），至博尼费斯八世病故时（1303年），统治欧洲达489年之久。论组织与行政效率，它远逊于罗马帝国，甚至它的成员赶不上恺撒大帝时代统治地方省市者的能力与学识；但教会上承一个野蛮骚乱的世代，而要由其中寻觅出一条恢复秩序及文明教化的艰辛道路。虽然如此，教士们乃是当时最卓越的训诲者，并且西欧教会势力鼎盛的5个世纪中，教士们又是唯一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士。教会法庭是当时最公正不偏的场所。罗马教廷有时难免贪污腐化，然而仍不愧是斡旋国际纷争及限制战祸的一个世界裁判所，这个裁判所虽说意大利色彩太浓，但平心而论，意大利人是当时训练最佳的人士，何况只要是拉丁基督教范畴内的教徒，不论阶级及国别，皆有荣任这个国际裁判所委员的机会。
人类的集体权力政治与阴谋奸诈，如影随形，难以隔离。在欧洲国家及国王之上，存有排难解纷的一个权力，毋宁说是一件好事。假如有世界帝国存在的话，最适当的人选莫过于彼得宝座上的罗马教皇，唯有他能高瞻远瞩，并由整个时代背景来顾全大局。除了受人尊敬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的教皇外，还有什么人的决意，更能无异议地被西欧人民接受，更容易付诸实行呢？1248年，路易九世参加十字军东征的行列时，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乘机要挟法兰西，并且准备渡海进犯，教皇英诺森四世以停止教权警告亨利王，亨利未轻举妄动。怀疑主义者休谟也指出，教会的权力是掣肘君主暴虐及不讲道义的最佳工具。若是教会只运用它对属灵及道德上的影响力，而不过问世俗政治，它可能实现格列高利七世的崇高理想——其道德力量凌越国家的物质力量。当乌尔班二世联合基督徒，全力抵御土耳其人时，格列高利的梦想几乎付诸实现。当英诺森三世、格列高利九世，亚历山大四世及博尼费斯八世等假借十字军的美名，攻击阿尔比异端教派信徒、腓特烈二世及科隆纳家族时，这种崇高的理想，终于在教皇沾满基督徒鲜血的双手中，完全粉碎。
教会在当时仍然采取宽宏大量的政策，只要它的生存不受严重的威胁，对各种不同的主张，甚或异端邪说，仍然加以宽容。我们可以发现，12世纪和13世纪哲学家的思想仍出人意料地自由，纵然是基督教创设或主持的大学中，教授也享有充分自由的思想。教会所要求的，只是这种自由的风气仅限于学术界的讨论，而不容形成一种煽动一般人民背弃教义或教会的革命行动。一位最常批评教会的人士指出：“教会包含所有的人，也兼容并蓄地包含着由最迷信至完全持有不可知论的各色各样的人种，所以它纵容各种不同的思潮存在，其中有些只保留外观的一致，实际上的内涵已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中古拉丁基督教会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它不顾其教皇及信徒所禀赋的劣根性，尽其所能地在破毁的旧文明和堕落的社会中，重建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并且散播高尚而足以安慰人心的信仰。6世纪的欧洲，饱受迁徙不定的蛮族的蹂躏，语言和信仰上混乱不一，到处充斥着为数众多而不一致的不成文法，显得杂乱无章。教会制定了道德的准则，支持超自然的制裁论调，吓阻了非法分子为非作歹的念头；又提供男女修道院，古籍得以流传下来。此外，以主教组成的法庭来评定人民的是非，以学校和大学来启迪人们的智慧，以道德的责任和和平的使命来规范国王的行为；以诗歌、戏剧来润饰信徒们平淡无奇的严肃生活，给他们灵感，创造出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品。为了在天资不等的人类中，建立起一个平等的理想国，而兴办慈善事业及接待远客，略微发挥济弱抑强的作用，教会无疑是中古欧洲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一股文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