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之所以维持而不坠，并不是宗教裁判所严刑迫供的功劳，而是有赖于新清修团体的崛起（他们依据异端教派所指出的，以教士应该安贫为原则而成立）。在那些黯淡的时光中，这一团体的坚毅忍耐，不啻给旧有的清修团体和入世教士树立了一个纯洁而真诚的榜样。
修道院曾经盛极一时，社会秩序最险恶的10世纪，是它的鼎盛时期，以后伴随着入世教团的成长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渐趋于没落。单就法兰西境内而言，1100年计有543座修道院，1250年减少至287座。修道院数量的锐减，可能是每座修道院平均人数增加所致。事实上修道僧百名以上的修道院寥寥无几。“虔诚的教徒或家计沉重的父母，将他们7岁或7岁以上的子女‘奉献’给上帝的风气”，在13世纪仍然十分流行。阿奎那便是如此开始他的清修生涯的。本笃会认为父母代子女所许献身的愿，具有永久性，不可撤回。圣贝尔纳及其他新的教士组织则认为献身修道的孩童，待其成年时可以重返红尘，而不会遭受斥责。一般而言，成年的修道僧，只要有教皇的特准，可以无罪地撕毁以前的誓言。
1098年以前的大部分西欧修道院，不同程度地取法《本笃清规》，大概都规定有一年见习修行的期限，其间可以自由申请退出。海斯特巴赫修道院的僧侣恺撒里乌斯透露，一位武士“懦怯地恳求退出修道僧的生活；他害怕（教士）衣服里的臭虫，因为他们毛织的衣服隐藏着无数的臭虫”。修道僧一天要祈祷约4小时；饮食相当简单，通常以素食为主；其余的时间分配于劳动、阅读书刊、教书、医疗工作、慈善事业及休息。恺撒里乌斯描述他所主持的修道院，1197年饥荒时，如何每天分赠1500份救济品，并且“一直供养前来乞食的贫民，直至有收成时”。在同一灾变中，威斯特伐里亚的一座锡托修道院宰杀全部饲养的牛羊家畜，典当一切书籍和圣器以供给贫民。僧侣们凭借着他们本身的劳力和农奴们的协助，胼手胝足地建筑修道院、教堂及总主教堂，耕种广大的庄园，开垦沼泽森林成为可栽植之地。此外，掌握百般手艺，酿制醇酒及各种麦酒。据一位经常苛责教会的学者表示：“民间常罪责中世纪的修道僧为贪婪、浪费、奢侈、放荡之徒，然而从修道僧们所保存的契据及财产清单，并由其管理上的细心、智慧与诚实无欺来看，民间传说多有不实。教士维持中古时期经济的繁荣，证明他们确是一群具有智慧的地主和农业学家。”怀疑派学者勒南也曾说：“基督教最完美而有成效的工作是清修教士组织所做的事。”表面上修道院吸引了不少才华横溢的人士，令其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实际上修道院训练出成百上千个德智双全的人，然后使他们回到俗世，充当主教、教皇及国王的顾问和行政人员。
经年累月地，社会中渐增的财富流入各地修道院，更有人慷慨解囊，资助偶尔也过奢华生活的僧侣。圣里奎埃尔（St.Riquier）并不是最富庶的修道院，竟拥有117个属地、2500栋屋宇，每年由佃农手中获取1万只小鸡，1万只么鸡，7.05万枚鸡蛋……及一笔甚可观的租金。其他更富裕的修道院有卡西诺山、克吕尼、福尔达（Fulda）、圣加尔、圣丹尼斯等。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阿博特·苏格尔、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尊贵者”彼得，甚至圣埃德蒙修道院院长，贝里（Bury）的萨姆松皆是握有政治、社会权力及庞大财富的人。阿博特·苏格尔院长于供养成群的僧侣及兴建规模宏大的教堂后，尚有充分的财力资助十字军东征半数的财物。圣贝尔纳曾记载道：“若非亲眼所见，我决不敢相信一位修道院院长的坐骑竟在60匹马之上。”这可能指的是阿博特·苏格尔。阿博特·苏格尔是一院之长，在民众之前必须衣冠华丽，令他们心服；实际上他仍在陋室中过着十分严肃朴实的生活，于其职分内仍然遵行其教团的清规。“尊贵者”彼得是位非常善良的人，虽然努力不懈，仍然无法扭转克吕尼的修道僧——一度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因财物公有，身无私物，而沉溺于闲懒的生活。
财富累积的结果是随之而下的道德。而且，随着财富的俱增，人类的本性暴露无遗。大部分僧侣仍能恪遵规章，但是少数人难免贪恋于俗世与肉欲。通常，修道院院长都是由君王或领主选自惯于享受的阶层人士。这样的院长自然不守清规，只顾狩猎、饲鹰捕鸟、马上比武竞赛及玩弄政治；上梁不正下梁歪，其下的僧侣们也耳濡目染地染上恶习。吉拉尔德斯·康布伦西斯画了一幅伊维斯罕（Evesham）修道院院长的行乐图：“由于他的贪婪淫欲，无人感到安全。”从18岁起，其左右的人即已推测出他的下场：免不了被罢黜——后来果然如此。当时这些属世成分极重的院长都是脑满肠肥、握有实权的巨富，自然成了公众讽刺及文学中抨击的对象。中世纪文学中，最刻薄无情且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作品莫过于沃尔特·麦普（Walter Map）对一名修道院院长的描述。许多修道院竟以醇酒美食驰名远近。我们不应嫉妒僧侣们有稍许的佳肴；我们应该了解他们对素食是如何的厌倦，而多么向往肉类；我们也应该同情他们在弥撒进行中偶尔聊天、争吵及瞌睡。
僧侣宣誓守身时，未免低估人类性本能的力量及其因俗世的实例与景象而一再被挑动的可能。海斯特巴赫的恺撒里乌斯告诉我们一则中古时期流传甚广的逸闻：某天，一个修道院院长偕同一位年轻僧侣轻骑而出。途中，年轻僧侣平生初见妇女，便问：“她们是什么？”院长答道：“她们是魔鬼。”年轻僧侣却说：“我想她们是我生平所见最美丽的东西。”苦行僧彼得·达米安在行将结束他神圣而艰涩的一生时，说道：
已届暮年的我，可以毫不避讳地凝视眼神呆滞、形容憔悴而皱纹满面的老妪，但一触及面貌姣好、装扮入时的妇女，仍得避之唯恐不及，犹如孩童远远地避火。唉呀！我这可怜的心啊！——对于阅读百遍的《圣经》奥理没能牢记，而对于只过目一次的形象，竟不能忘。
对于有些僧侣而言，德行不啻其灵魂在妇女与基督之间的一种争斗。他们非难妇女，无非是隔绝她们诱惑的一种方法；有时欲望油然而生，令他们虔诚的梦想为之动摇。在某些修道院，奥维德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翻阅过他所写关于情的艺术的僧侣，不在少数。某些大教堂的雕像，家具的雕刻，甚至弥撒经书上的图画均描绘着恣情纵欲的僧侣和修女——猪身上套着类似僧侣的衣服，长袍覆盖着勃起的阳物，修女与魔鬼打情骂俏。兰斯“最后审判的正门”（the Portal of the Judgment）上，刻着一幅魔鬼将罪人拖拽至地狱的浮雕，而介于两人之间却站立着一位主教。可能入世教士嫉妒戒律教士的缘故，中古时代的教士们仍然任这些讽刺画留存着。教会本身对其内部的败类更是攻击得体无完肤，历代品德高尚的教会改革家，都致力于挽回颓势，使僧侣、修道院院长等重返耶稣基督的理想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