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拉拉城和波河的北面，是维内托地区。其以威尼斯、特拉维索、帕多瓦、维琴察及维罗纳等城市而自豪。
威尼斯的力量即在这一时期成长。它与拜占庭的同盟，使它得以进入爱琴海与黑海的港口。12世纪，据说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已超过10万人，并因其蛮横与嚣张，而占该城一隅。后因受到善嫉的热那亚人的煽动，希腊皇帝曼纽尔突然反对在其都城的威尼斯人，大肆逮捕，并下令悉数没收其财产（1171年）。威尼斯向他宣战，其人民夜以继日地建造舰队，并于1171年由总督维塔莱·米基耶利二世（Vitale Michieli II）率领130艘船舰，攻击进入海峡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尤比亚岛。但其军队在尤比亚海岸病倒，据说是因希腊人在他们的饮水中下毒所致。其死亡数以千计，以致其战舰因缺人手而不能作战。总督率其舰队回到威尼斯，又遇到正流行的黑死病，居民大部分丧生。在一次集会中，总督因这个不幸而受责，被刺身亡（1172年）。
大商人因害怕这一失败会导致其商业帝国的崩溃，决定在会中取得选举总督及制定公共政策之权；此外，设立一个由甄选会员所组成的会议，更适合商讨和处理国事，并能牵制人民的冲动与总督的专制。于是，他们说服共和国最高的三位法官任命一个委员会，以草拟新的基本法。其报告建议，城邦六个区中的一区选出两位领袖，他们每人再选出40位能干的人，共计480人。再由这480人组成“大会议”（the Maggior Consiglio），作为该邦的立法机构，然后“大会议”在其会员中选出60位为元老，分别处理商务、财政和外交。而“全民会议”（arrengo）只有在批准或拒绝战争与和平时集会。而由六个区中选出的6人枢密院，仅在元首悬缺期间代行国家政令。总督的任何治理行动须得到枢密院的认可方为合法。第一个“大会议”依照这一程序，由其与会人员中选出34名，这些人再在其中选出11名，然后这11名在圣马可教堂公开选出总督（1173年）。人民为丧失了他们自己选定国家元首的权利，而发出抗议的呼声，但新总督在群众中散发钱币，平定了这一骚动。1192年选举恩里科·丹多洛时，“大会议”要求总督在他的就职誓言中，宣誓服从国家所有的法律。至此，商人寡头政治达到高潮。
当时年已84岁的丹多洛称得上威尼斯历史上最强而有力的领导者之一。由于其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及个人的英雄主义，威尼斯在1204年攻下君士坦丁堡并掠夺之，一雪1171年的仇恨。从此，威尼斯成为东地中海及黑海一带最强大的国家，并使欧洲的商业领导权由拜占庭转移到意大利。1261年，热那亚人协助希腊人夺回君士坦丁堡，并取得该处的商业优势。但三年之后，威尼斯的舰队在西西里附近，击败了热那亚人，以致希腊皇帝被迫恢复威尼斯人在其都城的有利地位。
这个得胜的寡头政府，将基本法作了另一次变革，使其表面的胜利达到了极点。1297年，总督皮埃特罗·格拉德尼戈（Pietro Gradenigo）通过“大会议”提出一个建议方案，规定只有自1293年以来曾参加“大会议”的公民及其男性后裔才有资格参加“大会议”。这种“闭关会议”的规定排除了绝大多数的人民于政治之外，因而建立起闭锁式的社会阶级制度。在这些贵族中，保持着一本记载他们婚姻与出生的《金皮书》（Libro d’oro），以确保其血统的纯正与权力的独占。这些商人寡头自封为天生的贵族。当人民计划策动革命、以反对这一基本法时，他们的领袖被允许进入大会议厅，但立即遭绞杀（1300年）。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率直而无情的寡头集团统治得甚好。他们较中世纪意大利的任何一个社区，都能维持更好的治安，更精明地引导公共政策，法律也更加稳定有效。关于医师和药剂师的法律，威尼斯实行与佛罗伦萨相同的例律几达半世纪之久。1301年，法律禁止在住宅区设有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工业，将产生有害气体的工业排除在威尼斯之外。航海法的规定严格而细密。所有的进出口均受国家监督控制。其外交报告大多提及贸易问题，较少提及政治问题，经济统计首次被纳入政府体系中。
在威尼斯，农业微不足道，手工艺却高度地发展。由于西地中海政治的骚动，威尼斯从东地中海古老的城市进口大量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威尼斯人制造的铁器、黄铜、玻璃、金履衣和丝驰名三大洲。其最大的工业可能是制造游艇、商船及战舰。一些具有高耸的船首、彩色的帆、多至180支桨、如画般的船只往来于威尼斯、君士坦丁堡、提尔港，亚历山大港、里斯本、伦敦及一些在主要贸易带上的港口城市之间。波河流域的货物运至威尼斯换船转运；莱茵河城市的产品越过阿尔卑斯山运到威尼斯，再由其码头分散到地中海世界；雷阿度成为欧洲最繁忙的通衢大道，挤满了各地来的商人、水手和银行家。整个北方的财富不能与其一城的富饶相比，后者所有的活动都带动着商业与财富，派遣一艘船到亚历山大港，返程时必带回原投资10倍的利润——如果不遇到敌人、海盗及暴风雨的话。13世纪，威尼斯是欧洲最富裕的城市，只有马可·波罗所描写的那些中国城市方能与之相较。
财富的增加导致信仰的低落。在政治上，威尼斯人充分利用宗教，以游行和天堂来安抚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民，但统治阶级却不允基督教或破门律的惩处干涉到其工商业或战争。他们有一句名谚：“我们是威尼斯人，然后我们才是基督徒。”教士绝不能参与政事。威尼斯商人贩卖武器与奴隶，有时甚至将军事情报卖给与基督徒作战的穆斯林。随着这种唯利是图的作风而产生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穆斯林能很安全地抵达威尼斯，而犹太人——特别是在斯皮纳伦加岛吉乌德卡（Giudecca）城的犹太人——能很平安地在他们的会堂内礼拜。
但丁谴责威尼斯人“放浪形骸”，但我们不应相信一个对一切都加以诅咒的人所做的非难。更有意义的是去了解在威尼斯法律中，对逼迫子女卖淫的父母的严厉刑罚和贿选的事实。威尼斯给我们的印象，即一个无情显赫的贵族阶层无视大众的贫困，而民众则用毫无掩饰的爱情欢悦来排遣其疾苦。早在1094年，即听说有狂欢节，1228年第一次提及面具，1296年元老院规定封斋期的前一日为公定假日。在这种场合，男男女女各自炫耀其最华丽的服饰。有钱的贵妇人戴着镶有珠宝的头饰或头巾及金线织的裹头巾。她们的眼睛透过金银色的网状面纱闪烁着，颈上挂有珍珠项链，手上戴着丝质或羊皮的手套，脚上着草鞋或绣有金红色的皮鞋、木制鞋，甚至软木鞋，她们身上穿的是上等亚麻、丝或织锦做成的长礼服，其上饰以珠宝，领口剪裁很低，在当时引起争议。她们戴着假发，施以脂粉，并节食束腰，以保持苗条的身段。她们在任何时候均毫无顾忌地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在宴会中，或乘坐游船嬉闹中，露出娇羞迷人之态。
这一时期，威尼斯人对文化事业尚无特别兴趣。他们有一座很好的公共图书馆，却很少利用。他们举世无匹的财富并没有对学问有任何贡献，也未留下不朽的诗歌。13世纪，他们确有许多学校，我们也听说有许多私人的或国家的奖学金授予贫苦的学生，但到了14世纪，却有若干威尼斯法官目不识丁。当时，音乐甚受尊崇，艺术则尚未像以后那样大发光彩。不过，财富给威尼斯带来世界各处的艺术，其鉴赏力也不断提高，从而奠定了以后的基础。古罗马各方面的技术也再度出现，尤以玻璃的技术为甚。
我们不能将当时的威尼斯描绘得像19世纪瓦格纳和尼采所描写的那么可爱。他们的房屋仍是木造的，街道还是土路。只有圣马可广场在1172年铺上砖块，1256年鸽子出现在该广场上。一些美丽的虹桥开始横跨在运河上，横卧于“大运河”（Grand Canal）上的摇桨船（traghetti）已载运了许多旅客。当时运河的岸边可能比现在更少恶臭。但街道或河道的积垢却不能遮盖这个几个世纪来从沼泽与礁湖中兴起的城市的富丽堂皇的气质，也不能抹杀这个民族由荒芜与孤立中崛起，而以其船只跨越各海洋，并聚敛了半个世界的财富与美物的奇妙事实。
在威尼斯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是特雷维索城及其疆界。这里的人民姿意享受人生，以致有“玛卡·阿莫罗撒”（Marca amorosa）或“吉奥伊奥撒”（gioiosa） 之名。据说，1214年，该城庆祝“爱之堡”的节日，他们立起一座木造城堡，悬挂起毛毯、花圈及其他悬挂物。美丽的特雷维索妇女配备香水、水果及鲜花，占据该城堡；从威尼斯来的青年骑士与从帕多瓦来的纨绔子弟竞相围绕着仕女们，并以类似武器之物轰击她们。据说，当日威尼斯人以鲜花和钞票赢得了该仗。不管怎样，那木堡及其美丽的防卫者终会被攻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