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面看来，巴尔干诸国是由政治紊乱与权谋诈术、诡谲多变与商业欺诈、 战争、暗杀与集体屠杀所构成的庞然大物，但对土著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或南斯拉夫人而言，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千年奋斗的产物，由四周列强中争取独立，维持一个独特而多彩多姿的文化，并表现出其在建筑、服饰、诗歌、音乐及歌唱等方面不可遏抑的民族特性。
一度在克鲁姆汗与西梅翁（Simeon）统治下国势强盛的保加利亚臣服于拜占庭达168年之久。1186年，保加利亚人和瓦拉几亚人（Vlach）的不满情绪在约翰和彼得·阿森两兄弟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既精明又勇敢，正是他们的国人及当时的情势所需要的个性。他们号召托诺弗的人们至圣德米特里教堂，说服他们这圣者已离开希腊的萨洛尼卡，而以托诺弗为家，在其旗帜下，保加利亚会再获自由。他们成功了，并且友善地把帝国划分为二，约翰统治托诺弗，彼得统治普雷斯拉尔夫（Preslav）。在他们的家族中及保加利亚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为约翰·阿森二世（John Asen II）。他不仅吞并色雷斯、马其顿、伊庇鲁斯及阿尔巴尼亚，而且大公无私地进行统治，甚至其希腊臣民也爱戴他。他以忠顺及设立修道院取悦教皇；以开明的法律与政治上的保护支持商业、文学及艺术，他使托诺弗成为欧洲修饰得最华丽的都市之一。在文明与教化方面提高保加利亚至与当时大部分的国家相当。他的继承者并未承袭他的智慧。蒙古的入侵使这个国家混乱、衰弱，14世纪时，它先向塞尔维亚，继向土耳其臣服。
1159年，斯蒂芬·内马尼亚（Stephen Nemanya）酋长统治数个塞尔维亚部族及地区，建立塞尔维亚王国，其王朝统治两百年。其子萨瓦（Sava）任大主教，也是政治家，为国家效力，成为最受人尊敬的圣人之一。国家仍然贫穷，甚至皇宫都是木头造的。有一个繁荣的海港拉古萨（Ragusa）。但仍是一个独立的城邦，1221年时变成威尼斯人的保护国。在这几个世纪之间，源于拜占庭的塞尔维亚艺术发展成一种独特而杰出的风格。位于涅勒兹的圣潘泰莱蒙修道院教堂（约1164年），其壁画显示出拜占庭绘画中一种不寻常的戏剧性的写实主义，并且预先运用一度被认为是一个世纪后的杜乔与乔托首创的绘画方法。在这些或其他12世纪和13世纪的塞尔维亚壁画中出现的皇家的画像，其风格与以往任何拜占庭时期的作品大相径庭。中世纪的塞尔维亚人正迈向一个高度文明的阶段，此时异端邪说及宗教迫害摧残国家的统一，使他们无法抵挡土耳其人的进犯。波斯尼亚在中世纪巴恩王库林（Kulin）统治下达于全盛时期，其后也因宗教纷争而致衰微。于1254年臣服于匈牙利。
斯蒂芬一世去世（1038年）之后，由于信奉异教的马札儿人反抗信奉罗马公教的国王，以及亨利三世努力想把匈牙利与日耳曼合并，整个匈牙利变得动荡不安。安德鲁一世击败亨利。当皇帝亨利四世重申合并的意愿时，国王盖佐一世破坏了这一企图，将匈牙利送给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并再次以教皇的封地名义收回（1076年）。12世纪，与王权对峙者把大块土地给贵族们以获得支持，如此孕育了封建制度。1222年，贵族们的势力已够强大，迫使安德鲁二世签下《金印诏书》（Golden Bull），非常像1215年英国约翰国王所签的《大宪章》。《金印诏书》否认封建采邑的继承权，但允许每年召开议会一次，贵族未经“享王权的伯爵”（count palatine）的审问，不得拘禁，并且不可向贵族或教会的田产征税。这项由其金盒或金玺而得名的皇家敕令，构成了匈牙利贵族自由特许状达7个世纪之久，使匈牙利的君主专制衰弱，而此时蒙古人正准备向欧洲发动一次造成历史上极大灾难的大攻击。
我们可以由此断定蒙古势力所及的范围，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Ogadai）派遣三支军队——攻打高丽、宋朝与欧洲，第三支军队由拔都率领30万大军，在1237年渡过伏尔加河，这30万大军不是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而是经过严格训练，接受精明领导，不仅有强大的攻城武器，并有从宋朝人那里学得的新式火器。在三年之内这些兵士们所向披靡，使几乎整个南俄罗斯变成废墟。拔都自信满满，将士兵们分为两部分：一支向波兰进军，占领克拉科夫和卢布林（Lublin），横渡奥得河，在利格尼茨（Liegnitz）打败日耳曼人；另外一支军队在拔都的率领下越过喀尔巴阡山，入侵匈牙利，在莫赫（Mohi）遇见匈牙利与奥地利的联军，其势如排山倒海以致中世纪的编年史夸张地估计基督徒死亡达10万人，腓特烈二世视匈牙利的死伤数目“几乎为整个王国的军队”。另一项极具无情讽刺性的历史是：战败者与胜利者是同一血源：匈牙利的没落贵族是三个世纪前劫掠他们的蒙古马札儿人的后裔。拔都占领佩斯及埃斯泰尔戈姆，此时一队蒙古人渡过多瑙河，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追逐至亚得里亚海边，并且沿途大肆焚毁。腓特烈二世呼吁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抵御此来自亚洲的威胁；英诺森四世请求蒙古人信服基督教并寻求和平，但全属徒然，最后使基督教及欧洲获救的是窝阔台之死，而拔都返回哈拉和林参加新可汗的选举。在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大规模——从太平洋到亚得里亚海、波罗的海——的蹂躏。
贝洛四世回到已成废墟的佩斯，以日耳曼人民再殖民于此，渡过多瑙河将首都迁至布达（1247年），渐渐恢复其国家被破坏的经济。新生的贵族又再组织大牧场与农场，而卑屈的牧人与农人在此为国家生产食粮。日耳曼矿工则由厄尔士山往南移，从川索凡尼亚炼取丰富的矿。生活与态度仍然粗鲁，工具仍属原始，房子为枝条编成的茅舍。在种族与语言的混乱中，越过阶级与教条的敌对分歧，人们追寻他们每日的粮食与收益，并且恢复经济的连续性，文明由此而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