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纪，南俄罗斯被半野蛮的部落所占领——如库曼人、保加利亚人、哈扎尔人、波罗夫特斯人、帕特兹纳克等欧洲俄国的剩余部分被分为64个公国——比较大的是基辅、瓦尔胡尼亚、诺夫哥罗德、苏兹达尔、斯摩棱斯克、里阿赞、切尔尼戈夫及佩雷雅斯拉夫。大部分的公国承认基辅的宗主权。当基辅的大亲王雅罗斯拉夫去世时（1054年），按照各公国的重要性，依序分配给他的儿子们，长子接受基辅；而按照一种独特的轮流制度（rota system），当任何一个亲王去世时，每一个活着的亲王都可由一个较小的行省，升至较大的行省。13世纪，有几个公国更分裂为“属国”（appanages），即各亲王封派给其子的土地。经过一段时期，这些封地变成世袭，且形成修正的封建制度的基础。然而，在此时期，俄罗斯各城镇繁忙之手工业与兴盛的贸易，尤甚于以后的数世纪。
虽然亲王之权出于世袭，但仍受公民大会（popular veche）及贵族所组成的元老院（boyarskaya duma）限制。行政与法律事宜大部分由教士管辖。教士及少数的贵族、商人及放贷者几乎垄断学术。借着手头所有拜占庭读本或范文，他们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与法律，宗教与艺术。经过他们的努力，《俄人权利》（Russkaya Pravda），在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有系统地整理出来，并接受校订而成定本法典。俄罗斯教会对宗教、教士、婚姻、道德及遗嘱有充分的管辖权，对奴隶及其广大辖区内之其他人员有不受限制的权限。这一努力使俄罗斯奴隶的法律地位稍见提高，但奴隶贩卖仍然继续，并在12世纪达到高潮。
东方这种部落和亲王林立的无政府状态正好与西方封建的无政府状态相似。1054至1224年，俄罗斯有83次内战、46次外侵，16次战争由俄罗斯诸国攻打非俄罗斯民族，293位亲王争夺64个公国的王位。1113年，战争导致基辅人民穷困、负债累累、遭受剥削以及失业，引起革命性的叛乱；愤怒的老百姓攻打并劫掠雇主及放高利贷者的住屋，短暂地占据政府的办公处。市政会议邀请佩雷雅斯拉夫的莫诺马赫（Monomakh of Pereyaslav）亲王做基辅的大亲王。他勉强地来到基辅，所扮演的角色正像公元前594年雅典的梭伦。他降低贷款的利率，制止无力偿债的债务人自卖为奴，限制雇主对被雇者的权力。由于这些及其他措施（这些措施，富人认为是没收他们的财产，而穷人认为不够解决他们的问题）防止了革命并重建了和平。他努力终止亲王之间的宿仇和战争，重予俄罗斯政治上的统一。但这个任务对于他十二年的统治来说太艰巨了。
在他死后，亲王与阶级的纷争又恢复了。同时，由于外族继续占领下德涅斯特、第聂伯河、顿河，在君士坦丁堡、黑海、叙利亚海港的意大利商业的兴起把以前由伊斯兰国家及拜占庭溯俄罗斯各河流到波罗的海诸国的大部分贸易转到地中海水道，基辅的财富衰落，其军事的手段与尚武的精神式微。早在1096年，基辅的蛮族邻邦即开始掠夺其海岸地带与郊区，抢劫寺院，俘虏的农民被贩为奴。基辅变成危险地区，老百姓纷纷逃走，人力大为衰减。1169年，安德烈·博戈留布斯基（Andrey Bogolyubski）大肆劫掠基辅，奴役成千的居民，因此有三个世纪之久的“俄罗斯城市之母”几乎在历史上消没了。1204年，威尼斯人和法兰克人夺取君士坦丁堡并控制其贸易；加之1229至1240年，蒙古人的入侵，使基辅完全成为废墟。
12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领导权由乌克兰之“小俄罗斯人”（Little Russians）转到在莫斯科附近及沿伏尔加河上游地区的粗野强悍的“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s）。莫斯科于1156年建立。彼时仍是个小乡村，是一处保护苏兹达利亚的边陲堡垒，地处弗拉基米尔及苏兹达尔到基辅的路线上。安德烈·博戈留布斯基努力奋斗，想使苏兹达利亚公国变成整个俄罗斯地位最高之国；但是当他攻打诺夫哥罗德（Novgorod），想使其像基辅一样变成其势力范围时，遭到暗杀而死。
诺夫哥罗德城位于俄罗斯西北方，在沃尔克霍夫河两岸，靠近该河在伊尔门湖的出口处。因为沃尔克霍夫河在北边注入拉多加湖，其他河流则由伊尔门湖往南或往西流，而波罗的海距离拉多加湖在安全上既非太近，在贸易上又非太远，因此诺夫哥罗德城发展成一个兴盛的内陆与对外的商业城，变成汉撒同盟的东方枢纽，经过第聂伯河与基辅及拜占庭贸易，经由伏尔加河与伊斯兰国家贸易。几乎垄断俄罗斯皮毛的生意，因为其控制由西边的普斯科夫到北边的北极地区且东边直达乌拉尔河。1196年，诺夫哥罗德的权贵富豪支配公民大会，而公民大会可借着选举亲王而统治整个公国，此城邦是个自由的共和国家，称其自身为“大哉吾王诺夫哥罗德”（My Lord Novgorod the Great）。假如一位亲王的表现令人不满意，市民（burgesses）可以“向他致敬，并向他指出离开城镇”之路；假如他反抗，则他们可将其投于狱中。当基辅的大亲王（Grand Prince of Kiev）斯维亚托波尔克（Sviatopolk）想强迫他们接受其子为亲王时（1015年），诺夫哥罗德人说：“假如他多长一个头的话，就把他送来。”但是，此共和国并非民主国，工人和小商人在政府中并无发言权，只有借着一而再的抗暴影响其政策。
诺夫哥罗德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亲王（Prince Alexander Nevsky）的统治下达到极盛。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急于把俄罗斯由希腊正教变成拉丁基督教，因此发动十字军征讨诺夫哥罗德。一支瑞典人的军队出现在涅瓦河。亚历山大在靠近今日列宁格勒（Leningrad）之处将其击败（1240年），并由该河赢得其姓氏。他的胜利使他无法见容一个共和国，终被放逐。但是，当日耳曼人继之而兴十字军攻克普斯柯夫，进军至离诺夫哥罗德17英里之处时，惊慌的议会要求亚历山大回来。他回来了，再度占领普斯科夫，在佩普西（Peipus）湖结冰的湖面上打败“立窝尼亚武士”（Livonian Knights）。在他最后几年，他很屈辱地带领其人民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下。
蒙古人以势如破竹的武力攻入俄罗斯。他们由土耳其斯坦经高加索进入俄罗斯，击溃乔治亚军队，掠夺克里米亚。库曼人数世纪来都是基辅的敌人，也不得不向基辅求救，说道：“今日他们夺去我们的土地，明天他们就拿去你们的土地。”有些俄罗斯亲王了解这种情形，率领好几个师的军队参加库曼人的保卫战。蒙古人派遣公使建议与俄罗斯联盟抵抗库曼人，俄罗斯人杀了公使。在靠近亚速（Azov）海的卡尔卡（Kalka）河沙滩之战役中，蒙古人打败俄罗斯与库曼人的联军，用诡计俘虏数名俄罗斯将领。
蒙古人回到蒙古，忙于和宋朝作战，此时俄罗斯的亲王又恢复了兄弟阋墙的局面。1237年，蒙古人在成吉思汗之侄孙拔都（Batu）之率领下又转回俄罗斯。他们有50万大军，几乎全部骑马。他们来到里海北端，击杀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毁灭他们的首都保加。拔都派人送信给里阿赞的亲王：“假如你要和平，把你财产的1/10送给我们。”亲王回答：“待我们死后，你可以得到全部。”里阿赞向各公国求救，遭拒绝。他勇敢作战，输掉全部的财产。所向无敌的蒙古人掠夺、毁掉里阿赞所有的城市，横扫苏兹达尔，打垮其军队，焚毁莫斯科，围攻弗拉基米尔。贵族们把头发剃掉，像僧人一样躲在教堂里，当教堂与整个城市被焚时，他们也死于火中。苏兹达尔、罗斯托夫及公国附近大部分乡镇皆夷成平地（1238年）。蒙古人向前进到诺夫哥罗德，由于浓密的森林与涨水的河流，他们撤回，劫掠切尔尼戈夫、佩雷雅斯拉夫两地，并到达基辅。他们派遣公使要求投降；基辅人杀了公使。蒙古人越过第聂伯河，胜过微弱的抵抗，掠夺城市，并且杀了成千的人。当六年后乔瓦尼·皮阿诺·卡皮尼看到基辅时，他描写基辅是个有两百户人家的城镇，附近地带都是头盖骨。俄罗斯中上层阶级从不敢武装农民或城市的老百姓。当蒙古人来犯时，人民无法自卫，任由征服者屠杀或奴役。
蒙古人进军中欧，战争时败时胜，由俄罗斯返回四处蹂躏，在伏尔加河支流建立萨莱，当作一个独立社区，即著名的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首都。俄罗斯的亲王们可以拥有他们的土地，但须每年朝贡——并且不时也需要长途跋涉至金帐汗国之“可汗”处，或甚至远抵蒙古的哈拉和林的大汗处拜访以示尊崇。这些贡品是由亲王以残酷方式所征得的人头税，凡无法付税者则被贩为奴。亲王们向蒙古君王称臣，因为如此可保障他们免于社会的抗暴。他们联合蒙古人攻打其他的民族，甚至攻打俄罗斯各公国。许多俄罗斯人与蒙古人通婚，蒙古人的相貌及性格特质渗入俄罗斯的种族之中。许多俄罗斯人采用蒙古人说话与穿衣的方式。俄罗斯变成亚洲强权的附庸，几乎与欧洲文明国家断绝关系。可汗的专制主义与拜占庭帝王的专制主义相结合即产生了以后莫斯科维（Muscovy）的“全俄罗斯之独裁君主”（Autocrat of All the Russias）。
蒙古酋长知道他们无法仅由武力使俄罗斯屈服，于是与俄罗斯教会和谈，保护他们的财产及职员，豁免税收，亵渎神者处死刑。或由于感恩或出于强迫，教会建议俄罗斯人向蒙古君王称臣，并且公开地替他们祈祷平安。为了在惊恐中寻获平安，成千的俄罗斯人变成僧侣；许多礼物都捐赠给宗教团体，于是俄罗斯教会变成当时普遍性的贫困中一个相当富有的团体。屈服精神扩散于人们中间，替数世纪之久的专制政治开启一条通路。然而俄罗斯在蒙古旋风之下屈服，正像一座巨大的战壕屹立着，保卫大部分欧洲免于亚洲的征服。所有人性的残暴都发泄于斯拉夫民族——斯拉夫俄罗斯人、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波兰人及马札儿人身上。西欧在颤抖，但几乎没有遭到侵袭，也许欧洲其余的国家能走向政治与思想之自由、富庶、奢华与艺术，即因为有两个世纪之久俄罗斯一直处于被攻击、称臣、萧条及贫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