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西欧只有两个阶级：日耳曼征服者与土著被征服者。后来，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北部的贵族们都是征服者的后裔，他们即使在角逐沙场之际，仍不忘彼此的血缘关系。到11世纪，则有三个阶级：打仗的贵族，祈祷的教士，工作的农夫。他们之间的划分是如此传统，大部分人都认为是神的安排。大部分农夫和大多数贵族的想法一致，认为一个人应耐心地生存在他所属的阶级中。
12世纪的经济革命又带来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包括面包商、商人、城里的工匠头儿，这还没有包括所有行业。在法兰西，“阶级”称为“社会阶级”（états）或“身份”（states）——资产阶级称为“第三社会阶级”（tiers état）。资产阶级控制城市事务，获准进入英格兰议会、日耳曼议会、西班牙议会和三级会议——很少召开的法兰西议会，但他们在18世纪以前，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小。贵族继续统治和管理国家，虽然他们在城市的力量极小。他们住在乡间（意大利除外），嘲讽城市的居民和商业，排斥同阶级人士与资产阶级结婚，并肯定出身高尚的贵族政治，是唯一可以代替商业的财阀政治或神话的神权政治，抑或武力的专制政治。尽管如此，来自商业和工业的财富开始与来自土地的财富展开竞争。到18世纪，终于超越了后者。
有钱的商人既不满贵族阶级的妄自尊大，又轻视、剥削工匠阶级。他们居住在豪华住宅里，购买精致家具，吃的是外来的食物，穿的是昂贵的衣物。他们的妻子穿戴丝绸皮裘、天鹅绒、珠宝。法兰西皇后，纳瓦拉的珍妮（Jeanne of Navarre）发现，在布鲁日迎接她的600位资产阶级夫人穿着和她一样奢华，不由愠怒。贵族们埋怨并要求颁布禁奢令，以遏止这种侮慢的尊卑不分的炫耀。这一法令定期通过，但国王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和金钱，这些条文只是偶尔生效。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有利于都市不动产的拥有者——资产阶级，随之而来的失业局面，使他们易于控制劳工阶级。仆人、学徒、雇工等无产者未受教育，也无政治势力，有时穷困程度更甚于农奴。在英格兰，13世纪的日工每天只赚约2便士——其购买力大约等于1948年的2美元。一位木匠每日收入4.125便士，泥瓦匠3.125便士，建筑师12便士，外加车马费和偶尔的礼物。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在英格兰，1300年，1磅牛肉售价1便士，1只家禽1便士，25磅的麦子售5先令。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末或节日提早收工。一年约有30个节日，但在英格兰，只有6天让人们休息停工。工作时间比18世纪或19世纪的英国长些，薪金也高些。
13世纪，这种阶级摩擦演变为阶级战争。每一代都可以看到农人的革命、反抗，特别是在法兰西。1251年，法兰西和佛兰德斯被压迫的农人起来反抗他们世俗和教会的领主。自称“牧者”（Pastoureux），组成一支革命十字军，在一位非法传教士“饥饿之主”（Master of Hungry）的领导下，从佛兰德斯经亚眠，行军到巴黎。沿途不满的农民和无产者继续加入，人数超过10万。他们挥舞宗教旗帜，宣称效忠国王路易九世——当时他正在埃及，是穆斯林的阶下囚。但他们不友善地携带着武器：木棍、刀匕、斧头、钹铲、利剑。他们指责政府腐败，有钱人对贫者暴虐、教士和僧侣贪婪虚伪。众人皆为他们的指责而欢呼。他们自认有传教、赦免人的罪、主持婚礼的权利，还杀了一些反抗的教士。到了奥尔良，他们屠杀许多教会人士和大学生。但在那里和波尔多，警察制伏了他们。他们的领袖被捕，被处以极刑。残存的不能战斗的队伍被追捕，如丧家之犬，陷入各种悲惨境地。一部分人逃到英格兰，又掀起较小规模的农民叛乱，后来又被压服。
法兰西工业城市的工匠组织一再发动罢工，以武力反抗商人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垄断和独裁。博韦市长和一些银行家被1500个暴民虐待（1233年）；鲁昂纺织工人反抗布商，并杀死阻止他们行动的市长（1281年）；巴黎的“美男子”菲利普国王，因为工人组织阴谋反叛而下令将其解散（1295年、1307年）。尽管如此，工艺同业公会赢得参加自治市会议和担任公职的权利，先后在马赛（1213年）、阿维尼翁、阿尔勒（1225年）、亚眠、蒙彼利埃、尼姆等地赢得这一权利。有时，教会人士会站在反叛者那边，给予他们种种“口号”。13世纪的一位主教说：“任何财富都是来自偷窃，每个富人都是小偷，或小偷的后代。”类似的反叛瓦解了佛兰德斯的秩序。尽管对罢工、反抗的领袖皆处以死刑或放逐，但迪南的铜匠仍于1255年起义，图尔奈的纺织工人于1281年，根特于1274年、埃诺于1292年发动起义。伊普尔、杜埃、根特、里尔和布鲁日等地工人于1302年联合起事，在库特赖击败一支法兰西军队，赢得进入自治会议和政府中的代表权，随即废止了专制商人加诸工匠的压迫性法规。赢得权利后一段时间，纺织工人准备制订——甚至是降低——漂布工人的待遇。
1191年，商人同业公会控制了伦敦。不久，他们提出条件：只要约翰国王答应镇压纺织工会，他们愿意每年付固定款项，约翰应允（1200年）。1194年，有位叫威廉·菲佐伯特（William Fitzobert）的人，绰号“长胡子”，向伦敦贫困者宣传革命的必要。成千的人热切地听他演说，有两位资产阶级人士找机会谋杀他。他逃进教堂，后来被浓烟逼出来，切腹自杀。他的跟随者将之奉为受难圣徒，把沾过他血迹之土视为圣物。罗宾汉专门抢劫领主和教士而善待穷人的传奇之所以风行一时，因为其表现了12世纪英格兰的阶级意识。
最严重的冲突发生在意大利。首先，工人联合商人同业公会共同从事一连串流血叛乱，以对抗贵族。13世纪末，这一斗争终于成功，有一段时间工业集团的人们参与佛罗伦萨政府管理。不久，大商人和企业家获准进入城市议会，他们制定严刑峻法压迫雇工。于是，在14世纪，斗争进入第二阶段——有钱的工商巨子与工厂工人之间的战争不时爆发。目睹这些情形，圣方济各向大家传播贫穷的福音，并提醒那些“暴发户”：基督耶稣从来没有私产。
自治市和同业公会一样，在14世纪步向衰微，因为城市经济已演变成国家经济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法规和垄断阻碍发明、工业和商业的进展。更因它们内部纷争、残忍地剥削四周乡村、狭窄的城市中心主义、政策和钱币的冲突，在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它们之间时有小规模冲突。它们不能联合，组成自主邦盟来对抗逐渐成长的皇室势力。1300年后，好几个法兰西自治市要求国王统领它们。
尽管如此，13世纪的经济革命为近代欧洲奠下基础，它终于击溃封建制度，这一制度曾是农业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但已成为商业发展的障碍物。经济革命也使不流动的财富变成世界性经济的流动财源，提供机器以推展商业和工业，使欧洲人的生活舒适，知识水平提高，实力渐增。它带来繁荣，而且在两个世纪内兴建了成百座大教堂，从这些建筑，我们不难想象其殷实的财富和惊人的技能。其生产满足扩张中的市场的需要，使国家经济体系渐至形成，奠定了近代国家成长的基础。甚至它所带来的阶级战争也可以成为人们心智和力量的刺激物。当风暴过后，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已完全改观，商业和工业的浪潮已扫除阻碍人类发展的障碍，带着人们前进，从大教堂的零星光辉，进至文艺复兴深远、阔大的辉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