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领主的别墅，50至500位农民——包括农奴、半自耕农或自耕农——建起他们的村落。他们并非住在分散的农舍里，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聚居在社区的围墙内。通常村庄是一座或更多庄园的一部分。大部分官员皆由领主任命，而且只对其负责。但是，农民也推选出一位村长或执事，作为他们与领主的中间人，上传下达或居中斡旋，并协调他们的农事。他们定期聚集在市场上以货易货，从而完成剩余产品交换，这一交换维持了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村中的农户生产自己所需的蔬菜和肉，以及纺毛线或织亚麻布，制成所需的大部分衣物。村中的铁匠生产铁制工具，皮匠制作皮革制品，木匠盖农舍、打家具，车匠造手推车。漂洗工、染工、泥瓦工、鞍工、补鞋匠、制皂师傅等住在村里，或临时被招呼前来提供服务。屠户和面包师傅则与农民和家庭主妇在肉类和面包生意中展开竞争。
封建经济几乎全部是农业。一般说来，11世纪，法兰西和英格兰庄园的耕地每年都分为三块：一块种小麦或裸麦，一块种大麦或燕麦，另一块休耕。每一块再分为一英亩或半英亩的带状耕地，以田垄隔开。村中的官吏为每一个农民分配数量不等的带状耕地，要求他按照社区制订的计划轮作。至于整个田地的耕、耙、播、耘直至收割，则由所有人共同承担。一个人的带状耕地散布在三块或更多块田地间，这种分散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旨在公平分配不同产出的土地。共耕则可能是原始社会公有制——其迹已渺，难于追考——的残余。除这些带状耕地外，每一个缴清了封建税费的农民，都享有伐木、放牧及在庄园的森林、公共土地或“绿地”收集干草的权利。而且，通常在农舍四周他还拥有足够的土地，来开辟园圃和种花。
封建时代基督教世界的农业科学是不能与科卢梅拉（Columella）笔下的罗马人，或伊斯兰教的美索不达米亚及西班牙相提并论的。田间的谷茬和无用的植株被焚化，以为土壤施肥及铲除害虫和杂草；泥灰土或其他含泥灰土的土壤提供了天然的肥料；那时没有任何人工肥料，运输成本也限制了牲畜粪肥的使用；鲁昂大主教曾下令清除厩舍的粪便，但他并未将其运至附近德维尔他的田中去，而是命人倾入塞纳河中。农民集资购买犁或耙以共同使用。直至11世纪，牛都是役畜。它不需要吃得很好，在年老体衰的时候，它还是比马更有价值的食用肉。但约1000年，制造马具的工匠发明了结实的项圈。这样，马负重前行的时候就不会被窒息，如此装备起来，马就能像牛一样一日耕地三或四次。而在湿润温暖的天气里，犁地的速度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11世纪，作为役畜，马日益取代了牛，与此同时，它也丧失了专为旅行、打猎和作战服务的高贵地位。水磨早为东方的穆斯林熟知，在12世纪末，终于传入了西欧。
通过安息日和圣日——这些天里做“奴隶的工作”是一种罪过——教会使农民从繁重的劳作中觅得片刻喘息。农民们说：“我们的牛知道什么时候是礼拜日，到了那一天它就不工作。”这些日子里，一做完弥撒，农民便载歌载舞，在发自内心的纵声大笑中，将布道和劳作带来的忧烦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淡啤酒或麦芽酒价廉味美，讲起话来无拘无束内容粗俗，甚至是猥亵或渎神的，又大谈特谈关于女性的荤话，其间还夹杂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关于圣徒的传说。
野蛮粗暴的对抗竞技——足球、曲棍球、摔跤、链球或投掷重物——在个人或村庄之间进行。斗鸡和斗牛风行。当两个蒙着眼睛的男人，在圈起来的圆形场地上，争着用棍棒击杀一只鹅或一头猪时，狂欢达至高潮。有时，在某个晚上，农民相互拜访，玩室内游戏并喝上几杯。通常他们留宿在主人家中，因为街上没有路灯，漆黑一片，而蜡烛很贵，所以天一黑，他们就早早上床睡觉。在漫长的冬夜，家中所有人都让家畜进到农舍里面来，对它们散发出来的热量心存感激。
所以，欧洲的农民供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主人，他们的士兵、教士和国王，是靠劳役和无声的勇气，而非正常的动机所产生的进取精神和技巧。他们排干沼泽，修筑堤坝，清理森林和沟渠，开辟道路，建造房屋，垦荒拓耕，并在人类与丛林之战中取得胜利。近代欧洲是他们的杰作。今天，从这些整齐划一的树篱和井然有序的田地，我们寻觅不到这几个世纪那令身心备受摧残的艰辛和苦难，正是这些艰辛和苦难，降服了倔强而慷慨的大自然，将其资源变为我们生活的经济基础。妇女也作为战士加入了那场战争，她们无怨无悔地繁衍后代，以之征服大地。修道士一度和其他人一样勇敢，在旷野中建造他们的修道院，作为向蛮荒进军的前哨，使经济由混乱走向稳定，在渺无人烟的地方建立村庄。中世纪初期，欧洲大部分土地还是未开垦和无人烟的森林和荒野；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上，文明已经取得了胜利。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信仰时代最伟大的战役，最崇高的胜利，最重要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