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世纪间宗教史上最富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并不是希腊与拉丁教会之间的争执，而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在东西两个方向基督教挑战。基督教几乎已无力集中精力以制伏异教帝国及异端邪说，当它辖区中最热烈、坚定的省份突然被蔑视基督教神学、伦理的信仰轻而易举夺取。教皇仍坐镇安提阿、耶路撒冷及亚历山大港，但这些地方的基督荣耀已不复存在，遗留下来的基督教义已具邪说和国家主义色彩。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埃及已建立自己的教会阶级，不受君士坦丁堡或罗马的干涉。希腊被保住了，仍是基督教区，在这里僧侣势力强过哲学家。961年，在亚陀斯（Athos）山建立的神圣的拉弗拉（Holy Lavra）修道院，堂皇富丽可与潘提翁媲美，此修道院后来成为基督教教堂。非洲在9世纪还有许多基督徒，后来因为不堪穆斯林的统治，迅速消失了。711年，西班牙大部分为穆斯林所据。基督教在亚洲、非洲受挫，转向北面，展开对欧洲的征服。
意大利奋勇地勉强摆脱了阿拉伯人，又被希腊和拉丁两派基督教分成两半。蒙特卡西诺几乎就在两派的分界线上。在狄西戴里乌斯主教的领导下，这个修道院的名声达到了最高峰。他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两扇华丽的铜门，另外还带回工艺师，他们以细镶嵌、珐琅及金属、象牙、木制的艺术品来装饰室内。这里几乎成为一所大学，有文法、古典及基督教文学、神学、医药及法律等课程。僧侣模仿拜占庭，整理出非常好的以绘画装饰的手抄本，并以极漂亮的书法抄写异教罗马的古典著作，其中有些是孤本。罗马教会在教皇博尼费斯四世及其继承者治理下，不再听任异教寺庙继续分化，而把它们给基督徒使用，让他们来照管。潘提翁献给圣母玛利亚及所有的殉道者（609年），门神庙成为圣狄奥尼索斯的教堂，农神庙成为救世主教堂。利奥四世重修并装饰圣彼得修道院，借助教皇权力的增大以及朝圣者的增多，渐渐使以古老的梵蒂冈山命名的教会建筑群周围，聚居了说着不同语言的人们。
法兰西此时是拉丁教会最富有的领土。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以为享尽多妻、嗜杀的美好生活之后还可以买到天堂，于是把土地、岁收大量赠与主教。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教会从悔罪的大人物及忠诚的女继承人手中接受赠与的财物。希尔佩里克（Chilperic）曾禁止这种私相授受，到贡特拉姆（Gunthram）就废止了禁令。这是历史上许多笑话中的一个：高卢的教士几乎全自高卢—罗马（Gallo-Roman）的人民中延揽，改宗的法兰克人跪在他们打败过的人之前，把他们在战役中夺取的东西诚敬地奉献出来。教士是高卢最能干、最有教养、操行最好的人，他们几乎独揽全部文化教育的职位，虽然一小部分人频传丑闻，大多数都诚心工作，向因领主、国王发起的战争而遭受迫害与压榨的人民灌输教育和道德。主教是他们教区中世俗与宗教的权威。他们的裁判所是诉讼双方最常去的地方，尽管争诉的并非教会之事。主教处处保护孤儿、寡妇、穷人及奴隶，许多教区都设有医院。一座这类的“上帝的客栈”（h?tel-Dieu）于651年在巴黎设立。6世纪后半期，巴黎主教圣日耳门致力于筹募救济金，并倾其所有解放奴隶，因此闻名全欧洲。美因茨的主教西多尼乌斯在莱茵河筑堤；南特的主教菲力克斯（Felix）疏浚卢瓦尔河的河道；卡奥尔的主教提提尔（Didier）修建沟渠。里昂的大主教圣阿古巴（St.Agobard）是宗教的典范、迷信的仇敌。他非难决斗及神断的审判法，也反对偶像崇拜和关于暴风雨的神奇解释，也指斥施行巫术所牵涉的谬误，他是“他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出身贵胄的兰斯教区大主教辛克玛主持过许多次教会会议，写下了66，曾担任“秃子”查理的国务大臣，也几乎在法兰西建立起神权政治。
每到一个国家，基督教都吸收该国的气质。在爱尔兰，它变得神秘、善感、个人主义化、热情，接受了凯尔特人的神仙故事、诗情、粗野而深挚的想象力，神父则继承了德鲁伊教的神奇力量及吟游诗人的神话，甚至部落的组织方式导致教会离心松散的结构——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独立的主教。僧侣数目多，势力庞大，均在主教与神父之上，他们组成不超过12人的小组，在岛上组建半孤立的自治修道院，以教皇为领袖，但不受其他外力的控制。早期的僧侣住在分隔开的小室中，修行禁欲，只有祈祷时才聚拢。较晚的一代——爱尔兰圣徒第二僧团（Second Order of Irish Saints）——舍弃这种埃及式的传统，一起研读、学习希腊文，抄写书籍，为教士或俗人建立学校。6世纪和7世纪，爱尔兰学校出身的一批无畏的知名圣徒陆续抵达苏格兰、英格兰、高卢、日耳曼及意大利，振兴并教化了沉沦的基督教。一个法兰克人于约850年写道：“几乎全爱尔兰岛的哲学家都成群结队来到我们的海岸。”日耳曼人侵略高卢和不列颠时，曾把学者赶往爱尔兰，现在浪潮回向了，债务也得以反偿。爱尔兰传教士投入胜利的异教徒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挪威人及英格兰的丹麦人之中，也置身于高卢与日耳曼半野蛮的文盲基督徒中。一手握着《圣经》，另一手握着古典抄本，凯尔特人一度似乎想通过基督教收复他们的失土。在黑暗时代里，爱尔兰精神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这些传教士以圣哥伦巴（St.Columba）最伟大，从他的一位继承者在爱奥纳岛的亚当南（Adamnan）为他写的传记（约679年），我们对他的事迹得以知之甚详。哥伦巴于521年生于顿加耳（Donegal），具有皇家血统，像佛陀一样，是位可以为王的圣徒。在莫维尔的学校求学时，他即表现出非凡的宗教热诚，校长称他为“教会的支柱”（Columbkille）。25岁起他创设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其中最著名的在德莱、杜罗和克耳斯。他是圣徒，也是斗士，“骨骼粗壮，声音洪亮”。他个性急躁，很容易与人争吵，他甚至与戴尔穆伊德（Diarmuid）国王交战。在一场战役中，就有5000人阵亡。哥伦巴虽然获胜，却逃离了爱尔兰（563年），决心感化像在库尔德雷夫纳（Cooldrevna）阵亡的那么多人，使他们改奉基督教。他在苏格兰西海岸外的爱奥那岛上建立了那个世纪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从那里他和弟子把福音传到赫布里底群岛、苏格兰及北英格兰。在使几千位异教徒改信基督教并阐释了300本“圣书”（noble books）之后，在一次圣坛祈祷中他溘然长逝，享年78岁。
在灵性与名字上都能与他匹敌的是圣哥伦班（St.Columban）。他于约543年诞生在伦斯特，早年生活不可考，22岁时在法兰西孚日山区的林野中创立修道院。在卢克瑟（Luxeuil），他训示弟子说：
你们必须天天斋戒，天天祈祷，天天工作，天天读书。一个僧侣要在上帝的统理下，在同修的团体中生活，他才能从一个人那里学到谦逊，从另一个人那里学到耐心，从第三个人那里学到沉默，从第四个人那里学到和蔼……他必须疲倦已极时就寝，才会马上入睡。
他的处罚非常严厉，通常是鞭打：开始唱圣诗时咳嗽，做弥撒前忘了修指甲，礼拜时发笑，圣餐礼时牙齿碰到杯子，罚打6下；餐前不做感恩祈祷，打12下；祈祷时迟到，打50下；参加辩论，打100下；与妇女有说有笑，打200下。尽管教导严苛，他的弟子并不少，卢克瑟有60位僧侣，许多是富家子弟。他们以面包、蔬菜、清水为生，清理林木、耕田、栽种及收割、斋戒及祈祷。哥伦班建立“无尽称颂”（laus perennis）的制度，夜以继日，僧侣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向耶稣、玛利亚及圣徒们连祷。上千座像卢克瑟这样的修道院，是中世纪的一股渗透力。
构成管教方式的严厉作风，无法与其他观点妥协。哥伦班禁止争论，自己却不理睬主教的威权而经常与之争吵，他也反抗世俗公职人员的干涉而与之口角，甚至与教皇争论，因为爱尔兰人的复活节根据早期教会的计算法定日期，而该法已于343年被教会弃置不用。他后来又跟高卢教士发生冲突，高卢教士向格列高利大教皇申诉，哥伦班竟驳斥教皇的训令，说道：“爱尔兰人是比你们罗马人高明的天文学家。”他请格列高利接受爱尔兰人的计算法，不然就“让西方教会蔑视你，以你为异端”。这位反叛的爱尔兰人，由于揭发布伦希尔德皇后的邪恶面目而被驱逐出高卢（609年）。哥伦班被强行拉到开往爱尔兰的船上，船又被逐回法兰西，哥伦班越过禁土，向巴伐利亚的异教徒宣道。他本人并不像他的统治与事业表现得那么可怕，因为据说松鼠自在地停在他肩膀上，在他的修士服里进进出出而安然无恙。他把一位爱尔兰同胞留下来创立康士坦斯湖（Lake Constance）上的圣加尔修道院，自己则历尽艰险越过圣哥达隘路（St.Gotthard Pass），于613年在伦巴底建立波比奥（Bobbio）修道院，两年后在那儿逝世于简陋孤独的小室中。
杜尔杜良提及208年基督教徒在不列颠，比德则说圣阿尔本（St.Alban）死于戴克里先的迫害，不列颠的主教参加萨迪卡的宗教会议（347年）。奥塞尔的主教哲马诺斯（Germanus）于429年赴不列颠镇压佩拉纠派的异端邪说。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主教后来再度莅临时，让不列颠改奉基督者向撒克逊军队喊叫“哈利路亚！”，从而击败了他们。自这次胜利以后，不列颠的基督教因盎格鲁—撒克逊的入侵枯萎乃至死亡，寂寂无闻，直到6世纪末哥伦巴的弟子进入诺森伯兰郡，而奥古斯丁与七位僧侣自罗马抵达英格兰。无疑，教皇格列高利已经知道异教的肯特王艾塞尔伯特娶了信奉基督教的墨洛温王朝的公主贝莎。艾塞尔伯特有礼貌地听奥古斯丁说教，但从不信服。他任奥古斯丁自由布道，供给他和其他在坎特伯雷的僧侣食物及住处。最后（599年）皇后促使国王接受新信仰，而臣属纷纷仿效。601年，格列高利送白毛皮主教服给奥古斯丁，使之成为坎特伯雷诸多出色的大主教中的第一位。格列高利对英格兰逡巡的异教信仰很是宽容，他准许古老的异教寺庙基督教化，改为教堂，并允许宰牛祭神的习俗改变为“宰牛以补益身体来称赞上帝”。因此英国人只是把称颂上帝时即吃牛肉的习俗，改为每吃牛肉即称颂上帝罢了。
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包里诺斯（Paulinus）把基督教传到诺森伯兰郡（627年）。诺森伯兰郡国王奥斯瓦尔德邀请爱奥纳岛的僧侣来为人民宣道，为了支持他们传教，他把东海岸外的林迪斯法尔内岛给了他们，圣爱登（St.Aidan）在那里创建一座修道院（634年），它以传教热诚及优美的手抄本享有盛名。在此地以及梅尔罗斯修道院（Melrose Abbey），圣卡斯伯特（St.Cuthbert）遗留下耐心、虔敬、幽默、善意等美德，使其为后世所怀念。这些人高尚的道德，及他们在战乱迭起中所享有的安全和平，使许多人加入这些今天仍屹立于英格兰的修道院和女修院。尽管僧侣们偶尔不免堕落俗人之道，他们大多在田野间山林里辛苦工作，树立了劳动的尊严。同在法兰西和日耳曼一样，他们向沼泽、森林发动挑战，带动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向文盲、暴力、淫欲、酗酒及贪婪发起挑战。比德认为太多英国人进入修道院，太多修道院由贵族建立起来，使修道院财产免除税捐，同时教会免税的土地占了大部分的英国领土。他警告：所剩的军人太少，不足以保卫英格兰免受侵害。果然，不久是丹麦人，接着是诺曼底人，证实了这位僧侣俗世的智慧。
当英格兰南部的本笃派僧侣遵循罗马的仪式与历法，接触到北部爱尔兰僧侣及其历法、礼拜仪式而与之冲突时，寂静的修道院因而扰攘起来。圣威尔弗列在惠特比的宗教会议上巧妙地解决这一问题——复活节的正确日期——迁就罗马方面的意见。爱尔兰教士勉强地顺从了这一决定。不列颠团结而富裕的教会，变成一支经济和政治势力，并于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职责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基督教作为爱尔兰和英格兰僧侣的礼物传到日耳曼。690年，在爱尔兰受教育的诺森伯兰郡僧侣威尔布罗与12位助手冒险越过北海，他在乌特勒支取得主教席位，辛苦工作40年，教化弗里斯人。但这些低地人民（Lowlanders）从威尔布罗身上看到他的保护者小丕平（Pepin the Young）的影响，怕他们改宗以后要臣属于法兰克人，何况他们不愿听到他们没受洗礼的祖先都沦入地狱。一位弗里斯国王正在受洗的时候听到这事，说他宁可与他的祖先们共享永恒，然后走开了。
一个比威尔布罗能干的人于716年重复先业。温夫利特（Winfrid）是英格兰贵族、本笃派僧侣，他从教皇格列高利二世那里赢得“博尼费斯”的雅号，一位虔诚的后人称他为“日耳曼的使徒”。在海斯（Hesse）的夫里兹拉（Fritzlar），他发现人们奉一棵榆树为神的家，他把它砍掉，人民见他没死，大吃一惊，纷纷前来要求受洗。大修道院陆续在赖赫劳（724年）、福达（777年）及洛尔什（763年）建立起来。748年，博尼费斯被任命为美因茨的大主教，他任命主教，组织日耳曼教会，使之成为道德、经济及政治秩序的强力发动机。他在海斯和色林吉亚完成任务，打算以身殉教来光大其事业，于是放弃了大主教之位，到达弗里斯，决心完成威尔布罗的工作。他在那儿苦心经营一年，受异教徒攻击并被杀。一代之后，查理以火与剑将基督教带给撒克逊人，顽固的弗里斯人知道是屈服的时候了，而罗马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征服者”终于告成。
改变欧洲信仰的最后胜利表现为斯拉夫人改奉基督。861年，摩拉维亚亲王洛斯蒂斯拉夫（Rostislav）发现拉丁基督教传入其领土，但忽略了以通行语言仪式，于是向拜占庭商请传教士以当地语言布道、做弥撒，皇帝则派给他两位修士。梅梭狄乌斯（Methodius）和西里尔（Cyril）均在萨洛尼卡长大，谙熟斯拉夫语。他们备受当地人欢迎，但他们发现斯拉夫人尚无字母可以把语言形诸文字。少数会写作的斯拉夫人以希腊和拉丁字母拼写其口语，于是西里尔发明斯拉夫字母及其拼写规则，运用希腊字母赋以9世纪前希腊文用法的音质——“B”读作“V”，“H”读作“I”（英语“E”），“chi”读作苏格兰语“ch”。他又把希腊字母中没有的发音设计出原始的斯拉夫字母。西里尔利用这套字母把希腊文《旧约》（Septuagint）及希腊仪式范本译成斯拉夫文，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及文学。
希腊与拉丁基督教派之间在进行一场竞争，看哪一派能掳获斯拉夫的人心。教皇尼古拉一世邀请西里尔和梅梭狄乌斯到罗马，然而西里尔宣誓之后一病不起（869年），梅梭狄乌斯回到摩拉维亚，教皇任命他为大主教。教皇约翰八世允许使用斯拉夫仪式，斯蒂芬五世则禁止这样做。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及斯拉夫（今捷克）和较晚的匈牙利、波兰归属拉丁教会，采用其礼仪，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及俄罗斯接受斯拉夫仪式和文字，向希腊教会献出忠心，从拜占庭学习文化。
政治上的考虑影响宗教的发展。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原来是打算要把他们稳稳地并入法兰克人的版图之中。“蓝齿”哈罗德强迫丹麦接受基督教（974年），作为奥托二世求和的交换条件；保加利亚的波里斯向教皇谄媚，接着向希腊教会（864年）请求庇护以抵抗日益扩张的日耳曼；乌拉底米尔一世将俄罗斯基督教化（988年），以换取希腊皇帝巴西勒二世之妹安娜为妻子，并赢得她的部分嫁奁——克里米亚。俄罗斯教会承认君士坦丁堡为其宗主足足用了两个世纪，它13世纪时宣布独立，并于东帝国（the Eastern Empire）衰落之后（1453年）成为希腊正教世界的支配力量。
在基督教征服欧洲的战役之中，光荣得胜的军人是僧侣，战场上的护士是修女。僧侣帮助农民或垦荒者将荒野开垦并利用起来，清理森林和矮树林，排干沼泽，架桥、开路。他们组建工业中心、学校、慈善机构，抄写书籍，设立图书馆，将道德秩序、勇气、舒适等赐予由于传统的习俗、仪式或家庭中的彻底改变而感到迷茫的人们。阿尼安的本笃与众僧侣一起辛苦工作、挖掘、收割。兰斯附近有位僧侣叫狄奥多夫，22年未曾间断犁田的工作，他死后人们把他的犁保留下来，以示崇敬。
充分发挥非凡的德行、忠诚、精力之余，僧侣与修女偶尔也会暴露天性，几乎每个世纪都需要宗教界的改革来把僧侣带回超凡的高峰。某些僧侣会拥有瞬间即逝的虔诚或舍己忘我精神，但当此种狂喜境界消逝之后，即无法适应修道院的纪律。有些献身于修道生活的人，在七八岁，甚至在摇篮里就被双亲送到修道院，并由父母代为宣誓献身修道生涯，这些誓言被视为不可撤销，直到1179年教皇下令本人14岁自由决定是否取消。817年，“虔诚者”路易震惊于法兰西修道院纪律松弛，在亚琛召开一次全国院长及僧侣大会，授权阿尼安的本笃把境内所有修道院都依照努西亚的《圣本笃清规》加以改革。这位新的本笃发奋工作，死于821年。战争破坏了法兰克帝国，诺曼底人、马札儿人及阿拉伯人的侵袭，毁坏了数百座修道院，僧侣流离失所，沦落俗世，萧条过后返回修道院的人，把世俗气息也带回来。封建领主占领修道院，私自任命院长，强取其收益。至900年，西方的修道院像所有拉丁欧洲的机构一样，陷入其在中世纪历史上的最低潮。克鲁尼的圣奥多（St.Odo）说，某些世俗或教团的教士“全不把耶稣看在眼里，而在他的圣堂内与人通奸，甚至在他的客栈内，而这些客栈是虔敬的教徒诚心奉献建成的，教区内的慈善事业赖其维持，这些败类情欲泛滥，致使圣母找不到放置婴孩耶稣的地方”。修道院的改革运动就是从克鲁尼开始的。
约910年，12位僧侣在勃艮第山上建立一座修道院，几乎就坐落在德法边界上。927年，奥多院长修改修道院，加强道德修养，体力训练则较前放宽：不许苦行，可以沐浴，食谱丰富，准许饮啤酒及其他酒，但以往有关贫穷、服从、贞洁的誓言则不断被强调。类似的机构也在法兰西成立，但以往这些修道院并无规章，或并未真正臣属于当地的主教或领土。与克鲁尼联合的新的本笃派修道院由院长（priors）统理，听命于克鲁尼的院长（abbots），也听命于教皇。在克鲁尼的主教梅尔（Mayeul，954—994年）、欧地罗（Odilo，994—1049年）和修（Hugh，1049—1109年）的治理下，修道院联合的运动从法兰西传到日耳曼、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及西班牙。许多老修道院加入“克鲁尼组织”（Cluniac Congregation）。至1100年，约有2000座小修道院承认克鲁尼是其根源和领导者。这种权力的形成，不受国家干涉或主教指示，它为教皇增加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可以使之控制世俗的教会阶级，同时也使僧侣们进行的大胆改革成为可能。混乱、懒惰、奢侈、不道德以及圣职买卖等均须受到极严格的处分。意大利也出现奇怪的一幕：法兰西僧侣奥多被邀请到意大利改革蒙特卡西诺修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