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圣本笃及其僧侣平静地在蒙特卡西诺工作与祈祷时，哥特战争像一支行将熄灭的火把，在意大利境内来回挥动，混乱和贫穷跟随其后，城市经济陷入恐慌，政治机构化为灰烬。在罗马，除了远道而来的义勇军队支持着的皇室总督苟延残喘外，无一世俗势力留存下来。世俗势力陆续崩溃，而教会组织幸能保全，这在皇帝看来几乎算是国家也得救了。554年，查士丁尼公布一道命令，要求“适当而又能够管理地方政府的人，由主教及各省份的要人推选出任省总督”。但是当伦巴底人入侵把北意大利又变为野蛮之地，而其投入阿里乌斯教派旗下并威胁到意大利教会整个组织及领导系统时，查士丁尼犹尸骨未寒！危机召唤出一个扭转乾坤的人，历史再一次证明智慧人物的影响力。
格列高利于本笃逝世三年前诞生于罗马，他出身于古老的元老世家，在凯里山（Caelian Hill）一处富丽堂皇的宫廷里度过年轻时代。父亲死后，他继承一笔很大的财产，在政界扶摇直上，33岁即任罗马行政官及市长。可是他无意继续政治生涯，在任期届满，同时有感于意大利岌岌可危，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他把大部分家产用于兴建七座修道院，其余用于救济贫民，把自己的名与位一并抛开，将宫殿改为圣安德烈修道院，自己当其第一位僧侣，投入极端的苦行，大多时候以粗劣的蔬菜水果为生，经常斋戒不食。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来临时照例不准进食，过了这天，似乎斋戒再持续一天就会把他饿死了，然而他时常回想到修道院的3年生活，认为那是平生最快乐的时光。
他告别这段平静的日子后，被教皇本笃一世延聘为“第七任教会执事”（seventh deacon）。579年，他被教皇佩拉纠二世任命为驻君士坦丁堡宫廷大使，在外交圈的阴谋诡计及皇宫的奢华生活中，他于习惯、饮食和祈祷各方面都保持着僧侣的本色。不过他在世故、狡诈方面也获得某些有利的经验。586年，他被召回罗马，任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590年，一场可怕的黑死病埋葬了罗马大量人口，佩拉纠也牺牲了，城市的宗教界与人民马上选举格列高利继位。格列高利不愿离开修道院，写信给希腊皇帝，请他拒绝认可这一选举。城市的行政官把信拦截下来，格列高利准备出走之际，被人拦住并架往圣彼得修道院，被迫接受教皇的任命。又有传闻说是另一位格列高利主持典礼。
他时年50岁，秃顶、大头、黑皮肤、鹰钩鼻，胡子稀疏，呈黄褐色，感情强烈而言词优雅，志趣崇高而情感单纯。苦行禁欲及繁重的责任毁坏了他的身体，他患有消化不良、慢性热病及痛风。在教皇宫廷里，他仍像在修道院一样，穿着僧侣的粗劣衣服，吃最简单的菜，与协助他的教士、僧侣共聚一处。他经常沉浸于对宗教和国家问题的思索，他言行中流露出父爱。一个流浪的游吟诗人出现在宫廷的大门外，带着风琴和猴子，格列高利请他进入，给他食物和饮料。教会的岁入并不用来增建新教堂，而是用于慈善事业，赠给基督教区各宗教机构，并且用来赎回战俘。按月发放部分玉米、酒、干酪、蔬菜、油、鱼、肉、衣物及金钱给罗马的贫户，每天都有人将煮熟的食物送给病人或虚弱无助的人。他的信件严厉训斥怠职的圣职人员及政治权贵，是苦难中人民的最佳慰藉，对于开垦教会土地的农民、向往成为修女的女奴、担心犯罪的贵族妇女等都是这样的安慰。他认为神父即是牧人，是照顾羊群的牧者，而教皇有权制定其《主教准则手册》（Liber Pastoralis Curae），这一手册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古典著作。他虽然经常生病，未老先衰，仍致力于教会管理、教皇政治、农业经营、军事战略、神学论文、神秘的快乐，并孜孜不倦地探讨人生千万种问题。他以谦恭的教条荡涤圣职带来的骄傲，在现存他的书信集里，他自称为“上帝的众仆之仆”（servus servorum Dei），世界上最伟大的教皇都曾以此自许。
他的教会管理表现为经济手腕及严格的革新，他竭力扑灭教士的圣职买卖及纳妾的风气，恢复拉丁修道院的纪律，并加强它们与世俗教士与教皇的关系，修改弥撒规则，并促成“格列高利式颂赞”（Gregorian chant）的发展。他查核教皇地产的拓垦，贷款给佃农，不取利息，却又迅速地征敛岁入，巧妙地降低改奉基督的犹太人的租金，告诫采邑男爵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从惊恐的男爵那儿收回土地和遗产，交给教会。
同时，在政治斗争方面他遭遇到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他大半都获胜了，有时受挫，但最后教皇的势力与声望及“圣彼得世袭财产”（Patrimony of Peter）——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均大大增强。他正式承认东帝国皇帝的主权，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往往忽略。这一时斯巴拉脱公爵与拉韦纳的皇室总督交战，并威胁罗马，格列高利未经总督或皇帝同意，就与公爵签定和约。伦巴底人围困罗马时，格列高利也组军联防。
他痛惜花在世俗事务上的每寸光阴，他向会众致歉，因为他不能就他所忧心的世俗问题做安慰宣道。而几年平静的时光允许他愉快地转向向全欧洲推广福音工作，他同化了伦巴底的反叛主教，在非洲恢复了正统的天主教义，接受阿里乌斯教派的西班牙改奉基督，并赢得英格兰40位僧侣。他任圣安德烈修道院院长时，看到一些英格兰俘虏在罗马的奴隶市场被出售，爱国心强的比德说格列高利见到他们，大为震惊：
白色的皮肤、悦目的容貌和那极为漂亮的头发，他注视了一会儿，问他们来自何处。人们回答，他们来自不列颠，那儿的居民才有这样的容貌。他又问那岛上的居民是否为基督徒，有人回答他们是异教徒。接着这位仁者叫道：“哎呀！多么令人同情！黑暗的国家竟有如此美貌的人民，而这些外表美好的人，内心竟缺乏内在之美。”然后他又询问那民族的名称，有人说他们叫盎格鲁人，他马上说：“这样叫真对，因为他们有天使般的脸庞，这些人如与天使共同住在天堂，将是很合适的。”
这个故事太美妙了，几乎难以置信。接下去又记述了格列高利请求教皇佩拉纠二世并获得许可，带领一些传教士起程赴英格兰。出发时，一只蝗虫恰巧掉在他正在读的那页《圣经》上面，他大叫：“飞蝗（locusta）！不正意味着‘loco sta’——按兵不动吗？”于是放弃此行。不久之后，他被迫出任教皇，但他仍不忘英格兰。596年，他派遣一支队伍前去，由圣安德烈修道院副院长奥古斯丁率领。到高卢时，他们听法兰克人讲述了撒克逊人的野蛮故事，因而瞻顾不前。他们听说，“所谓的天使（指盎格鲁人）是嗜杀甚于吃食的野兽，渴望人血，尤其最爱基督徒的血。”奥古斯丁回到罗马报告详情，格列高利斥责并鼓励他，再度派他前往，最终在两年之间，和平地达成了罗马经九十年征讨才达成的短暂成就。
格列高利既不像奥古斯丁是哲学家和神学家，也不像杰出的圣哲罗姆是风格特殊的大师，然而他的文章深刻地表现并影响了中世纪的心灵，所以把他与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相提并论时，后两者便显得古典了。他留下许多通俗的神学书籍，其中充满荒谬之言，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这位伟大的人物是否相信他所写的？或者只是因为易于被单纯及有罪的心灵接受，所以才这样写？他为圣本笃写的传记是其中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一首迷人的赞美诗，真挚、平实而不带传奇色彩。他那八百封书信是最佳的文学遗产。在这些书信中，这位多面的人物以数百个章句来表露他自己，无意间把他及时代的心态都揭露无遗。他的《对话录》也为人喜爱，因为它如同历史著作一样，把意大利诸圣徒遭遇的神奇的所见所闻、预言及神迹等都记录下来。读者可了解到祈祷能搬动大石，圣徒隐遁无形，十字架记号把毒物化解，食物供应突然又增加，及病人复原、死人复活等怪异的事。遗骸的力量在《对话录》中反复出现，但没有什么会比捆绑彼得与保罗的那条铁链更神奇了。格列高利以敬谨的态度爱惜这些故事，他把其中一部分辑成集子赠送友人。有一次他送给一位眼疾患者，并写信给他：“让这些东西不断地医治你的眼睛，许多神迹都是由这一赠予引起的。”
他对神学深入的钻研产生了一部6卷的关于《约伯记》的评论，他把字里行间的情节当作精确的历史事实，又在其间找出类比或象征意义，最后在《约伯记》中发现完整的奥古斯丁神学。《圣经》在各个方面都是上帝的箴言，它本身就是智慧与美学的完整系统，任何人都不该浪费时间去读异教的古典著作。然而，有些地方意义含混，或以通俗或生动的语言表达，须由训练有素的心灵加以阐述，身为神圣传统监督人的教会，是最适当的阐释者。个人理性是薄弱而又分化的工具，不足以追求超自然的实体，“当智力想要突破其限制去理解能力之外的事物时，它把所理解的事物也丢开了”。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我们只能说他不是什么，而不能说他是什么。“几乎任何说到上帝的事物都是无价值的，正因为他是不能诠释的。”所以格列高利不正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我们可以体察自己的灵魂去揣摩上帝：它难道不是生活的力量与肉体的向导？格列高利说：“我们时代有许多人已体验到灵魂脱离躯壳。”人的悲剧是原罪把他的本性腐化了，驱使他陷于邪恶；根本的精神畸形，是由父母经两性生育传给子女。于是人罪上加罪，应永遭天谴。地狱不只是个名词，它是世界形成之时就有的无底深渊；它是永不熄灭之火，是有形的物质，能麻痹灵魂和肉体；它是永恒的，但决不毁灭被谴者，也不降低对痛苦的敏感性。在每一刻，人都要承受痛苦及随之而来的对痛苦的恐慌，目击自己所爱的人遭天谴时所受的折磨，会得释放的绝望感，或者被准予祈求毁灭等诸痛苦。格列高利接着以缓和的语气阐述奥古斯丁关于炼狱的义理：死者于炼狱中可完成赎罪。如同奥古斯丁一样，格列高利对被他的训诫震慑的人加以安慰，提醒他们想想上帝的赐恩、圣徒的代祷、基督牺牲所得的果实，及所有悔悟者都可得到的圣礼的神奇的拯救。
格列高利的神学观或多或少反映出他的健康状况及时代的纷扰。599年，他记道：“11个月内，我几乎无法离开床，我受尽痛风和苦思焦虑的折磨……以致天天都想借死亡求得解脱。”600年，又写道：“两年来我被禁锢在卧榻上，全身作痛。即使节日来临，我也几乎无法起身3个小时来庆祝弥撒。天天都濒于绝境，也天天从死亡中被拉回来。”601年，写道：“我能离开卧榻的时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真想死去。”结果，死亡于604年降临。
他左右着6世纪末，就如查士丁尼左右着6世纪初一样，就对宗教的影响而言，这个时期只有东方的摩诃未能超越他。他并非饱学之士，也不是深沉的神学家，但由于他秉性单纯，他对人民的影响，比他谦卑地追随着的奥古斯丁还深刻。在心灵上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中世纪人。他治理着分崩离析的帝国，同时思想集中于对人性腐败的思考上，及关于无所不在的恶魔诱惑，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等问题上。他使劲传扬几个世纪以来障蔽人心的恐怖宗教，承认世俗传说中的神迹、遗骸、雕像及律法的神奇效力，他生活在充满天使、魔鬼、妖巫及鬼魅的世界里。宇宙间秩序井然的想法已离他而去，对他而言，那是个科学成为不可能的世界，只有畏惧的信心存在着。这以后的7个世纪将接受这种神学观，经院学者将会竭力赋予它理性的形式，它也是但丁《神曲》的悲剧背景。
这个迷信又轻信的人，因过度虔诚而破坏了健康，在意志与行动上则是个古老的罗马人，矢志以行，赏罚分明，谨慎而又实际，热爱纪律与法规。他为修道院制定规章，一如圣本笃创设清规，他奠定了教皇的世俗势力，使之从皇室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并运用智慧和整体制度来管理教皇辖区，使人民在乱世中能以之为避难的磐石。他的继承者出于感激，追封他为圣人。后世崇拜他，称他为格列高利大教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