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过分夸张了北欧人和马札儿人的侵袭所造成的损害。为节省篇幅的缘故，我们没有完整地描绘这一画卷，这一时期无疑也有安全与和平的间歇时刻。在恐怖的9世纪里，修道院仍然不断被建立起来，修道院同时也是忙碌的工业中心。鲁昂虽历经劫难，却因和不列颠的贸易而强大起来，科隆和美因茨控制着莱茵河的贸易，佛兰德斯地区是繁荣的工业中心，根特、伊普尔、里尔、杜埃、阿拉斯、图尔纳、迪南、坎布雷、列日和瓦朗谢讷的商业都有所发展。
修道院图书室中的古籍在劫掠中遭受到悲剧性的损失，依照查理的命令开办学校的教堂也多遭摧毁。但是福达、洛尔什、赖赫劳、美因茨、特里尔、科隆、列日、拉恩、兰斯、科尔比、弗勒里、圣丹尼斯、图尔、波比奥、蒙特卡西诺、圣加尔等地图书馆的收藏，却保存在修道院或教堂中。圣加尔的本笃教团修道院，以学者、学校和书籍闻名于世。在这里，“结巴”洛克·巴布露斯（“Notker”Balbulus）写出极出色的赞美诗和《圣哥尔僧侣编年史》（Chronicle of the Monk of St.Gall），“厚唇”洛克勒布（Notker Labeo）将波伊提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其他古典作品翻译成日耳曼文。这些译作和日耳曼早期的散文，促进了这种新语言在形式和结构上的定型。
甚至在屡经浩劫的法兰西，修道院的学校照亮了这个黑暗的时代。900年，奥塞尔的雷米（Remy of Auxerre）在巴黎创立了一所公共学校。10世纪，奥塞尔、科尔比、兰斯和列日也纷纷设立学校。约1006年，佛伯特主教（Fulbert）在沙特尔开设了一所学校，后来成为阿贝拉德以前法兰西最负盛名的学校，学生称他为“可敬的苏格拉底”（venerabilis Socrates），学校中教授科学、医学、古典文学及神学、《圣经》和祈祷文。佛伯特是具有高度热忱、圣者一般的耐心和无限仁慈的人。11世纪末，在他的学校里有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康科斯的威廉，图尔的贝伦加尔和吉尔伯特。同时，在现在的拉恩，当年查理所建的宫廷学校在“秃子”查理的鼓励和保护之下，也达到了它声誉的高峰。
845年，查理为宫廷学校延请爱尔兰和英格兰学者。其中有一位中古时期最富创意、最大胆的学者，他的存在甚至使我们怀疑把“黑暗时代”一词加在9世纪身上是否恰当。他的名字可以说明他的出身——约翰·埃里金纳，即爱尔兰出生的爱尔兰人约翰，以下我们将称他为埃里金纳。他虽然不是教士，却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一位希腊文专家，一位柏拉图和古典作品的爱慕者和一个才智出众的人。有一个故事说他和“秃子”查理一起进餐，查理问：“一个傻子和一个爱尔兰人之间相距几何？”约翰答道：“一张桌子。”查理很欣赏他，去听他讲课，也可能是喜欢他的异端论调。他讨论圣餐的书将圣餐解释为一种象征，以暗示基督的真身化为饼和酒是值得怀疑的。当日耳曼僧侣哥特沙尔克（Gottschalk）宣扬绝对的宿命论，并否认人的自由意志时，辛克玛大主教要求埃里金纳就此进行答辩。结果他于约851年写成《神圣的宿命论》（De Divina Praedestinatione）一书，以对哲学极度的赞扬为开场白：“为诚挚地探求万事万物的成因，每一种达成完美学说的方法，都必须以希腊人称为哲学的科学和训练为基础。”实际上，该书否认了宿命论：神与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神并不知有恶，如果他知道，他就将是恶的成因了。他的答辩比哥特沙尔克更离经叛道，因而遭到855年和859年召开的两次宗教会议的指责。哥特沙尔克终生被幽禁于修道院，但是埃里金纳受到了查理的保护。
824年，拜占庭皇帝“结巴”迈克尔送给“虔诚者”路易一部希腊文抄本《天阶》（The Celestial Hierarchy），基督教正统相信此书是由“最高法院法官”狄奥尼修斯所写。路易将抄本转交圣德尼修道院，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翻译希腊文。埃里金纳在国王的请求下，承担了这项工作。翻译深深影响了埃里金纳，在非正式的基督教神学中重建了新柏拉图派神造宇宙的理论——经过日益不完美的各阶段，又经过不同的阶段逐渐回归于神。
这成为他的杰作《论自然的划分》（De Divisione Naturae）一书的中心思想。在阿贝拉德之前两百年，在许多荒诞无稽的学说之中，这是一次对神学的大胆挑战和对理性的启示，也是一次对基督教和希腊哲学调和的企图。他接受《圣经》的权威。因为它的意义往往暧昧不明，因而必须合理地解释，通常用象征或寓言来理解。他说：“权威有时来自理性，但理性绝不来自权威。所有的权威如不能以真理证明，似乎都是不堪一击的。但是真理由于本身的力量，无须任何权威来加强它。”“我们不应坚持教父的意见……除非我们不善推理，宁可不听理性，而听权威的人的论辩，则可借教父之说加强我们的论证。”这是理性时代在信仰时代的怀抱中蠢蠢欲动。
埃里金纳界定自然为“一切存在与不存在的事物的通名”，也就是所有的物体、过程、原则、成因和思想。他将自然划分为四类：一、创造者而不是被创造者，即神；二、被创造者同时也是创造者，即初因、原则、原形、柏拉图理念、神理，万象世界由其运作而成；三、被创造者而不是创造者，即上述的万象世界；四、既不是创造者也不是被创造者，即作为万物终极目的的神。“神是万物的本真，因为它创造万物也成于万物之中。”时间没有创造，否则便意味着神有变异了。“我们听说神造万物时，我们应了解神即在万物之中，即作为万物的本质而存在。”“神本身无法以理解力加以领悟，它所创造的任何东西的潜在本质无法理解。我们仅能理解附带的性质，而不能理解本质。”即康德所说的现象（phenomena），而非本体（noumena）。事物可察觉的性质并不含于事物的本身，而是由我们知觉的形式所产生。“当我们听说神希望、爱、选择、看、听……时，我们只应想到神难以言喻的本质和力量，被与我们同性质的意义加以表示”，“以免真诚的基督徒闭口不言造物主，也不敢说有关神的事以教诲单纯的灵魂”。我们只有为了某一类似的目的，才可说神是男性或女性，其实神两者都不是。如果我们以天父为万物创造的本质，而神子是万物被造和被治所依据的神智，圣灵是创造的生命或活力，我们可以视神为三位一体。天堂和地狱都不是处所，而是心灵的状态，地狱是罪恶的痛苦，天堂是美德的快乐，神感（the perception of divinity）的狂喜则对心灵纯洁的人显示在万物之中。伊甸园便是这一心灵状态，而非人间的一个地方。万物皆不朽，动物和人一样也有灵魂，最后回归于上帝或它们所来自的创造神，全部历史既是一种创造的外射之流，也是一种终将万物引回上帝之中的不可抗拒的内向之流。
虽然在启蒙时代还有比这更糟的哲学，但是教会还是有理由怀疑它含有异端的成分。865年，教皇尼古拉一世这样要求“秃子”查理：如果他不把埃里金纳送到罗马受审，就应把他从宫廷学校中除名，“以使他不能再将毒药给予寻求面包的人”。我们不知此事如何了结。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约翰到英格兰和我们的修道院来，据报告说，被他所教的孩童以铁笔刺伤，结果死去。”也许这仅是一个学童的美梦。哲学家如吉尔伯特、阿贝拉德和吉伯，都受到埃里金纳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他大部分的学说都在黑暗与扰攘不安的时代被遗忘了。13世纪，他的书重新被发现以后，受到1225年塞斯宗教会议（Council of Sens）的指责，教皇霍诺留三世命令将该书悉数送交罗马焚毁。
在这一动乱的时代里，法兰西的艺术可为一大特色。不管查理如何建筑，法兰西人继续依照古罗马的长方形式样建筑教堂。约996年，瓦尔皮阿诺的威廉，意大利的僧侣建筑家，成为费康的诺曼底大修道院工程的主持人。他带来许多伦巴底式和罗马式的建筑设计，显然是他的学生们设计建造了伟大的罗马式尤米耶戈斯（Jumiges）修道院教堂。1042年，另一位意大利人朗佛兰克（Lanfranc）进入贝克（Bec）的诺曼底修道院，很快即使该地成为活跃的学术中心。学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不得不建新的房舍。朗佛兰克也许在一些专家的帮助下设计了这些建筑。他的建筑如今几乎片瓦不存，但是卡昂（Caen）的奥姆修道院作为典型的罗马式建筑，证明了由朗佛兰克及其学生领导的这一建筑式样在诺曼底的发展轨迹。
11世纪，法兰西和佛兰德斯各地都有新建的教堂，艺术家们以壁画、镶嵌、雕像装饰它们。查理曾命令教堂内部必须有绘画，以为信仰的训示。亚琛和英格尔海姆的皇宫都装饰着壁画，无疑它们是许多教堂仿效的对象。亚琛壁画最后的残片毁于1944年，但是奥塞尔的圣日尔门（St.Germain）教堂还保存有类似的壁画，大小不同，而样式和结构毫厘不爽。“秃子”查理统治时期，僧侣们在图尔抄写绘制了一部《圣经》，送给国王，现在是巴黎国立图书馆第一号拉丁文抄本。更精美的是同一时期图尔的僧侣抄写的《罗塞福音书》（Lothaire）。9世纪，兰斯的僧侣编辑了著名的《乌特勒支诗篇》（Utrecht Psalter）——108张羊皮纸上抄写着赞美诗和《使徒信条》，并有绘着各式各样的动物、工具、职业活动的精美插画。在这些生动的图画中，一种活泼的写实主义改变了从前纤细画艺术（miniature art）死板陈旧的造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