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和10世纪，由于人们的勤劳和技能及富豪的增多，文学与艺术有显著的复兴迹象。虽然帝国自始至终都称为罗马帝国，但是几乎所有的拉丁成分，除了罗马法外，都已荡然无存。自赫勒克留以来，在东拜占庭，希腊语已成为政治、文学、宗教仪式及日常生活的语言。此时的教育完全用希腊语。几乎每一个自由的男子，许多妇女，甚至许多奴隶都接受教育。君士坦丁堡大学，像一般的大学一样，在赫勒克留时代的危机中停滞不前。863年，才由恺撒·巴达斯加以恢复，而且它在语言学、哲学、神学、天文学、数学、生物学、音乐、文学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使是异教的莱巴尼乌斯（Libanius）和无神论者卢奇安都曾在此学习。合格的学生大多免缴学费，教师由政府支薪。公私立图书馆不但很多，而且保存了众多已为混乱的西方所遗忘的古典杰作。
希腊遗产的广为传播，既有启迪作用，也有限制作用。它使思想敏锐而广阔，诱使其脱离说教式的雄辩和神学争论的陈词滥调，但它的繁复阻碍了创造性。无知者较博学者更有独创力。拜占庭文学主要为有修养和有闲暇的绅士、淑女创作，洗练而又优雅，精巧而又雕琢，模仿希腊却非真正的希腊文学，只学到了外表，而未能吸收其精髓。虽然这一时期教会相当主动而又颇能容忍年轻人的一些习惯，不过仍是不出正统范围，倒是那些反对崇拜偶像者比教士们更虔诚。
这是另一个亚历山大式的文艺学术时代。学者们分析语言、韵律，写作摘要、大纲、通史，编辑字典、百科全书和选集。917年，君士坦丁·塞法拉斯编纂了《希腊诗集》。976年，苏伊达斯编纂了百科全书字典。塞奥凡尼斯及执事利奥写了极有价值的当代史。埃及的保罗编纂医学百科全书，综合了伊斯兰教的理论和实践，引用盖仑和奥里巴希乌斯的遗著，并以近于现代的词汇，讨论胸部癌症、痔疮的手术治疗、膀胱结石及睾丸的割治。
这个时代的拜占庭，杰出的科学家是默默无闻的贫穷的教师，萨洛尼卡的利奥，在君士坦丁堡籍籍无名，直到一位伊斯兰教国王邀请他到巴格达，才开始受到注意。利奥的一个学生，在作战时被俘，成为伊斯兰高官的奴隶，这个高官对于他的几何知识颇为赞赏。此事为马蒙得知，允许他参加宫廷几何学讨论会。马蒙对他的表现有深刻的印象，极好奇地听了关于他老师的情形后，决定立刻把利奥请到巴格达，提供给他优裕的生活。利奥就此事向拜占庭的一位官员提出请求，这位官员又请示皇帝狄奥费罗斯，皇帝立刻以教授的职位留住利奥。利奥精通多种学问，他教授数学、天文学、占星术、医学和哲学并写作相关著作。马蒙向他提出一些几何和天文学问题，得到极其满意的答案，因向狄奥费罗斯表示，愿以永久的和平及2000磅黄金为代价暂时借用利奥。狄奥费罗斯拒绝了，并任命利奥为萨洛尼卡大主教，以避开马蒙。
利奥、佛提乌斯和色拉斯是这一时代主要的学术领袖。当时最博学的佛提乌斯仅用六天时间即从俗人晋升为主教，并成了宗教史上有名的人物。迈克尔·色拉斯身为平民，出入宫廷，是许多国王和皇后的顾问；也是学问渊博、温和而又正派的伏尔泰式的人物，每次宫廷革命或神学争论之后，皆能安然无恙。他不使自己因嗜好书本而麻木了对人生的爱。他在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哲学，获得“哲学家之王”（Prince of Philosophers）的头衔。他曾入修道院，又觉修道院生活太过平静，于是重返尘世。他于1071至1078年间担任首相，以闲暇写作政治学、科学、医学、文法、神学、法学、音乐和历史著作。他的《编年史》（Chronographia）以公正、生动、华丽的笔法记述一个世纪（976—1078年）以来的阴谋和丑闻（他描写君士坦丁九世“对色拉斯言听计从”）。下面的一个例子是他记述的1055年使狄奥多拉恢复王位的叛乱的情形：
每一个“混在群众里的士兵”都武装起来了：有的拿把小斧，有的持战斧，有的拿弓，有的持矛，有的携带重石，全部乱糟糟地……跑向狄奥多拉的住宅……但是她躲入一座小教堂，对这些叫喊充耳不闻。群众于是放弃鼓噪，以武力胁迫她。有些人抽出刀剑，逼向狄奥多拉做出欲刺她的模样。人们粗鲁地把她从教堂里揪出来，给她穿上华丽的袍子，置于马上，然后簇拥着她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去。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前来行臣礼，尊她为女皇。
色拉斯的私人信函几乎像西塞罗的作品一样迷人和富于启示，他的演说、诗和小文集传诵一时，他那恶毒的幽默和致命的机智在当时的知识界是令人兴奋的刺激。当时西方的阿尔琴、拉巴尼和吉尔伯特等神学家，与色拉斯、佛提乌斯和塞奥凡尼斯等人相比，只不过是从“野蛮之境”来到“心灵之国”的怯弱的移民。
拜占庭文艺复兴最辉煌的一个领域是它的艺术。从726到842年，破除偶像运动禁止雕刻的或画的圣像，也使艺术家从单调的宗教题材中解放出来，能够观察、描绘和刻画俗世的人生。皇室、贵族赞助人、历史事件、森林中的动物、田野中的树和植物及日常生活的琐事，都成了取代诸神的题材。巴希尔一世在宫中建了一座新教堂，当时有人记载说：“装饰了上千种的珍珠、金、银、丝、镶嵌和大理石制品。”最近在圣索菲亚教堂发现的装饰品，大部分是9世纪的产物。教堂中心的圆顶是975年地震以后重建的，又在虹弧上安置一座巨型基督的镶嵌像，附属的镶嵌则建于1028年。庞大的教堂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的各部分在死亡和复活中延续着生命。838年装置的青铜门以精致闻名，后又从君士坦丁堡定制与此相似的铜门，装在蒙特卡西诺修道院、亚马非大教堂和罗马城外的圣保罗教堂。其中最后一扇，是1070年君士坦丁堡所制的，至今犹存，可为拜占庭艺术的见证。
圣宫（Sacred Palace）是由逐渐变多的厅房、接待室、教堂、浴室、亭阁、花园、列柱围绕中庭庭院所构成，几乎每一位皇帝都加筑一些。狄奥费罗斯加筑一座皇座殿（Triconchos），殿的三边是壳状半圆形——一种从叙利亚传入的设计，为圣宫带来一些东方情调。殿的北边为珍珠宫，南边为数间日光室（Heliaka）和有金顶的绿色大理石列柱，及金底上有男女采集水果场景镶嵌画的精致的卡米拉斯（Kamilas）厅。这里的镶嵌在结构上浑然一体，壁上绿色的镶嵌树，衬以金色镶嵌的天空，但仍不足以与和谐宫（Hall of Harmony）相媲美。谐和宫的大理石镶嵌，有花丛中绿地的效果。狄奥费罗斯将马格那拉宫布置得华丽异常：接见客厅有金质筱悬树悬于皇座之上，金制的鸟儿栖息于树枝和皇座上，金色的怪兽卧于皇座的两侧，金狮则在座底。当外使觐见，装有机关的怪兽和狮子会站起，摆动尾巴并发出吼声，鸟儿则开始发出机械的歌唱。所有这些荒唐的东西都是巴格达的哈伦·阿尔·拉希德（Harun alRashid）宫的翻版。
来自“各省”和商业的税收美化了君士坦丁堡，但是各地仍然有足够的资金对省会进行较小规模的修饰。修道院再度富裕起来：10世纪，有圣山的拉瓦拉和伊唯隆；11世纪，有福基斯的圣路加教堂，巧斯的莫尼，埃莱夫西斯附近的德菲尼女修院，院中古雅的镶嵌可说是拜占庭中期风格的最佳代表作。乔治亚、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成为拜占庭艺术的前哨。安提阿的公共建筑博得穆斯林的赞扬。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the Holy Sepulcher）在赫勒克留胜利以后迅速重建。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前后，埃及基督徒兴建圆顶式的教堂，规模虽属平常，但是在装饰上，运用法老式、托勒密式、罗马式、拜占庭式和伊斯兰教埃及式在金属、象牙、木材和织物等方面的技巧，使这些教堂成了毫不逊色的文明遗产。由于破除偶像运动的迫害，成千的僧侣从叙利亚、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逃到意大利南部，接受教皇的庇护，拜占庭式的建筑和装饰经过这些逃难者和东方商人的传播，在巴里、奥特朗托、贝内芬托、那不勒斯和罗马盛行起来。拉韦纳在艺术上仍为希腊式，以7世纪圣阿波利纳里斯的镶嵌为代表，萨洛尼卡仍是拜占庭式，以与西班牙埃尔·格列柯（El Greco）所塑的圣者像一般忧郁、憔悴的使徒像镶嵌装饰圣索菲亚教堂。
拜占庭的文艺复兴在所有这些地区和城市，就如在首都一般，以全世界赞不绝口的技巧创作镶嵌、绘画、陶器、珐琅、玻璃、木器、象牙、青铜、铁、宝石、纺织、染色、装饰的杰作。拜占庭的艺术家制造表面下饰有金叶、小鸟、人物的蓝色玻璃杯，瓶颈有珐琅图案和花卉的玻璃容器，以及拜占庭皇帝曾送给他国君王的各式精美的玻璃器物。比这些更值钱的礼物，是展示拜占庭纺织艺术的名贵袍子、围巾、长袍和法衣。例如梅斯教堂所藏的“查里大帝的斗篷”和在亚琛查里墓中发现的精致丝织品。希腊皇帝一半的威仪，主教令人敬畏的大半，教会仪式中基督、圣母以及殉道者一些华丽的衣着，反映了艺匠们的数百年来技艺的发展及海陆富裕的日子。拜占庭金匠和宝石加工业，兴盛至13世纪，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宝库中的战利品满满都是这些成品。这个时代有圣路加的写实镶嵌，圣索菲亚教堂的光辉耶稣头像和1935年从伊士坦布尔马其顿皇宫废墟中发现的40平方米的巨大镶嵌。当破除偶像运动趋于沉寂，或在运动所不及的地区，教堂以绘在木头上的、有时框在珐琅或珠宝框中的圣像增进虔诚之感。9世纪格列高利·纳齐安岑布道书（现存巴黎国立图书馆）中的《以西结的异象》（Vision of Ezekiel），时约1000年的梵蒂冈“蒙诺罗格斯”（Menologus）手稿中的四帧插图，900年巴黎《旧约·诗篇》中大卫的画像，都是插画史上举世无双的杰作。这些画没有透视，没有明暗造型，却有着丰富而又美丽的色彩，生动的想象，人体与动物解剖的新知识，野兽与飞禽、植物与花卉在圣徒与神祇，泉水、拱廊和回廊之间愉快地欢闹着，小鸟啄着果子，熊在欢舞，雌雄鹿角相抵向；还有一只豹子，举起一只不敬的脚，画着一个表示虔诚的缩写字。
拜占庭的陶工很早即通晓珐琅的艺术——在赤陶或金属的坯上加一层金属氧化物，经过烧制，与坯融合，不仅能产生一种光泽，而且有保护作用。这一艺术从东方传到古希腊，公元前3世纪一度销声匿迹，后又于3世纪再度出现。拜占庭中期有极多的珐琅器物——人像、奖牌、圣像、十字架、圣骨箱、杯子、圣餐杯、书籍封面、马具和其他用具上的装饰。早在6世纪，拜占庭就从萨珊时代的波斯得知景泰蓝珐琅器的制法：将彩色涂料倾在用金属丝或金属条箝住的表面，景泰蓝和金属坯焊合，构成装饰的图案。拜占庭景泰蓝著名的杰作乃作于约948年，现存林堡（Limburg）的君士坦丁七世圣骨箱，从它精细、谨慎的技巧及奢华的修饰上，可以看出拜占庭的特色。
没有什么艺术比拜占庭艺术更富于宗教性。787年的一次宗教会议立下这样的律条：“由画家制作，由教士规定题材并监督制作过程。”因此拜占庭艺术的严肃，主题的狭隘，方法与格式的单调，以写实、幽默和日常生活为题材者，均极罕见。刻意雕琢和灿烂华丽无与伦比，但从没有达到成熟的哥特式艺术的多变性和通俗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惊异于它的成就和影响。整个基督教世界，从基辅到加的斯，都承认拜占庭的领导地位并模仿它。拜占庭的叙利亚式艺术带有波斯建筑、镶嵌风格和伊斯兰教艺术的装饰动机。威尼斯也向君士坦丁堡学习，圣马可教堂模仿君士坦丁堡的使徒堂。拜占庭建筑出现于法国，远至北部的亚琛。西方各地的插画手稿都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保加人采取了拜占庭的信仰和装饰艺术，乌拉底米尔（Vladimir）大帝改信希腊正教，也打开了拜占庭艺术进入俄国的通道。
5至12世纪，拜占庭文明在行政、外交、财政、礼节、文化和艺术方面，领导着整个基督教的欧洲。也许过去还不曾有一个社会被如此辉煌地装潢过，不曾有一种宗教如此的多彩多姿。拜占庭像其他的文明一样，植根于农奴或奴隶之上，庙宇和王宫的金银、大理石，以工人在地上或地下挥汗如雨为代价。它也像当时的其他文化，是残酷的。跪拜在圣母像前的人可以在莫里斯的面前屠杀莫里斯的子女。它也有浅薄之处，在贵族化的高尚文雅之中混杂着极多世俗的迷信、盲目狂热和无知无识。669年，东方省的军队要求帝国同时拥有三位一体（Trinity）的三位皇帝，而文化中有一半是在维护这种蒙昧。由于与这种蒙昧相违的科学和哲学无从发展，希腊文明在1000年中对世界人类的知识没有额外的贡献。拜占庭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件能够激起人类的想象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文化遗产的重压和神学的桎梏之下，垂死的希腊已失去了耶稣基督的基督教，中古的希腊心灵无法再拥有成熟的、现实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拜占庭文明令人惊异的遗迹保存了这么久，是何种潜在的资源或内在的活力使它从波斯及叙利亚的胜利，到丧失叙利亚、埃及、西西里、西班牙于穆斯林的困境中残存下来？也许正是依赖圣迹和奇迹而弱化了防御力的同一宗教信仰，给予一个有长久耐力的民族以秩序和纪律，并为皇帝和国家罩上一层神圣的气氛。官僚体系在所有战争和革命动乱中带来持续和稳定，保持内部的和平和经济的规律发展，征收赋税，使帝国能够再度扩张达到查士丁尼时期那样广阔的版图。虽然伊斯兰教君王比拜占庭皇帝拥有更大的地盘，他们的国家财政不如后者，而且伊斯兰教政治的松懈，交通和行政系统的不良，使伊斯兰教阿巴斯王朝陷于分裂达三个世纪，而拜占庭帝国延续达千年之久。
拜占庭文明发挥了三项重要的作用。它屏障欧洲，对抗波斯和东方的伊斯兰教千年之久。它忠诚地珍爱并充分地传播了古希腊留下的文学、科学和哲学重抄本，直到1204年被十字军侵占。为逃避战乱，僧侣们把希腊抄本带到了意大利南部，并在那儿恢复了希腊文学的知识。希腊文教授为了躲避穆斯林和十字军，离开君士坦丁堡，有时移居意大利，成为古典希腊文学的媒介，如此意大利年复一年地重新发掘着希腊，直到人们开始在知识自由的泉源中醉饱为止。最后使保加人、斯拉夫人从野蛮进入基督教文明，并把斯拉夫身心难以估量的力量带进欧洲的生活和命运之中的，也是拜占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