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心灵生活由两种力量支撑：为求生存需要信仰及为求进步需要理性。在穷困、混乱的时代，信仰的意志至高无上，因为此时勇气是必需的。太平盛世人们重视学识的力量，借以晋升与求取进步。因此，自贫穷进入富庶的人类文明往往导致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即“科学与神学之战”。在这一冲突中，综合各方面观测人生的哲学，常能设法调和正反各方面的意见，居间寻求息争止纷，然其结果竟为科学界所轻视，又为神学界所疑忌。在信仰时代，生活艰苦，若没有希望便无法忍受，因此哲学附着于宗教，引用理性来护卫信仰，而成为一种伪装的神学。中世纪西方文明的三种信仰，伊斯兰教最富裕，基督教次之，最穷困的是犹太教。在伊斯兰教西班牙富裕的犹太人手中，犹太哲学才与信仰分离，自我发展。
中古犹太哲学有两个渊源：希伯来宗教与伊斯兰教思想。多数犹太思想家认为宗教与哲学在内容与结果两方面近似，所不同的只在方法与形式：宗教称为神示教条，在哲学则称为理性证实的真理。在伊斯兰教社会环境里，自塞地亚以至迈蒙尼德，多数犹太思想家均做这种尝试，自阿拉伯译文及伊斯兰教评述中汲取希腊哲学的知识，并以阿拉伯文写作供犹太人及穆斯林阅读的文章。就像艾什里以理性做武器攻击穆尔太齐赖教派，挽救了伊斯兰教正统派一样，塞地亚在艾什里抛弃怀疑主义的那一年（915年）离开埃及赴巴比伦，运用反复辩论及辩论的技巧解救了希伯来神学。塞地亚不仅模仿伊斯兰教经院神学家的方法，甚至模仿他们辩论的细节。
塞地亚在东方犹太教的胜利与加扎尼在东方伊斯兰教的胜利具有同样的影响：政治混乱及经济衰落扼杀了东方的希伯来哲学。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发生在非洲与西班牙。在凯鲁万，以色列利于行医、写作之暇，编写了几部很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其中，《论定义》（Essay on Definitions）一书，使经院逻辑增加了几个名词；《论因素》（On the Elements）一文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带进了希伯来的思想；而《灵魂与精神集》（Book of Soul and Spirit）主张神逐渐发射（光辉）至这个物质世界，这是一种新柏拉图理论，取代了《创世记》开天辟地的故事，这是犹太神秘哲学喀巴拉（Cabala）的一个根源。
伊本·盖比鲁博作为哲学家比作为诗人更有影响力。历史上一桩趣事是经院哲学家恭谨地引述名为阿维斯勃朗的著作，认为他是穆斯林或基督徒，直到1846年，孟克（Salomon Munk）才发现伊本·盖比鲁博与阿维斯勃朗是同一个人。因伊本·盖比鲁博试图完全以与犹太教无关的名词来著述哲学，才造成这一误会。其谚语精选——《珠玉集》（Choice of Pearls）——几乎完全从犹太以外的渊源取材，虽然希伯来民俗中妙语如珠，俯拾即是。其中一句隽语很有儒家的风格：“人若为增进己德，又何必以怨报怨于敌人？”事实上，这就是《论改良德行》（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oral Qualities）一书的概要。该书似著于24岁时，此时作者的哲学似乎尚未成熟。通过人为计划，这位年轻诗人将行善作恶归之于人有五种感官，只是其结论平凡无奇。可是在信仰时代，该书杰出之处在于试图建立宗教信仰所不支持的道德律。
伊本·盖比鲁博在其杰作《生命泉》（Mekor Hayim）中，显示了类似的勇气，他不再引述《圣经》、《塔木德》或《古兰经》的语句。该书异常极端的国家主义（supernationalism）惹恼了犹太拉比，而它译成拉丁文，称为《生命之泉》（Fons Vitae）后，却对基督教各国影响很大。盖比鲁博接受流行于阿拉伯哲学界的新柏拉图主义，但是他又加上意志论，强调神与人意志的作用。盖比鲁博认为，我们应假定有神的存在，作为第一本体（first substance）、第一实体（first essence）或基本意志（primary will）只能了解任何事物的存在或运动，但是我们不可能了解神的特质。宇宙并非以时间创造，而是在神不断、渐进的发射中流动。除神以外，宇宙万物均由物质与形式构成，此二者恒常并存，只有在思想上能分开。犹太拉比驳斥盖比鲁博的宇宙论是一种伪装的唯物论，但是哈勒斯的亚历山大、圣博纳芬图拉（St.Bonaventura）及邓斯·斯科特（Duns Scotus）等人接受神造物质的普遍性及基本意志两种理论。奥弗涅的威廉称盖比鲁博为“最高贵的哲学家”，并认为他是一位良好的基督徒。
哈勒维反对各种推测，认为那是无益的。和伽萨尼一样，他深恐哲学逐渐损害宗教的基础——不但是对教条质疑，忽视不顾，或以隐喻解释《圣经》，而且可能以论证取代诚心崇拜。面对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理论侵入犹太教，伊斯兰教教义对犹太人的种种引诱，及经文派犹太人不断攻击《塔木德》，这位诗人写下了中古哲学最有趣的著作《卡扎里》（Al-Khazari）。它以戏剧性的场面描绘卡沙耳国王（Khazar king）改信犹太教，来陈述他的意见。哈勒维很幸运，其书虽用阿拉伯文写成，却使用希伯来字母，只有受教育的犹太人才看得懂。故事把一位主教、一位伊斯兰教导师及一位犹太拉比带到好奇的国王面前，然后迅速地处理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理论。当基督徒及穆斯林引述希伯来经文为神的启示，国王就逐走他们，只留下犹太拉比。多为犹太拉比的对话，向已受割礼的温良国王解说犹太神学与祭仪。这位皇家学生对老师说：“自从贵教广传四方以来，除了关于天堂与地狱的部分情节外，并无新奇之处。”受到了鼓励，犹太拉比声称希伯来文是神的语言，上帝只直接对犹太人说话，也只有犹太先知才受到神的启示。哈勒维对那些宣称理性优越、将神与天归于三段论法及范畴的哲学家加以嘲笑，人心显然只是一个广大而又复杂的创造物中脆弱而又微小的部分而已。智者（未必即为学者）自会认识理性对超人世的事物的软弱无力，他自会维持经文给他的信仰，并像赤子一样信仰与祈祷。
虽然哈勒维反对，理性的吸引力仍然存在，而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入侵依然如故。多德（Abraham Ibn Daud）和哈勒维一样，深具犹太人本色，他护卫《塔木德》，反对经文派的主张，傲然述说《第二王国犹太列王史》（History of the Jewish Kings in the Second Commonwealth）。但是和12及13世纪无数基督徒、穆斯林及犹太人一样，他想以哲学来证实他的信仰。他和哈勒维一样出生于托莱多，并以行医为生。其所著阿拉伯文《最高信仰集》（Kitab al-Aqidah al-Rafiah）给予哈勒维的回答，与阿奎那对反哲学的基督徒的答复一样：和平卫护宗教，抵御非信徒的方法是借重理性分析，只依赖单纯的信仰不可能达到目的。比阿成罗伊早数年，比迈蒙尼德早一代，比阿奎那早一个世纪，陶德就已努力调和其祖先的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那位希腊人若地下有知，发现他受到三大宗教的赞赏，或晓得犹太哲学家仅从法拉比及阿维森那所作摘要中认识他（虽然他们是通过不完整的译文及新柏拉图主义的伪书了解其哲学的），一定非常高兴。陶德与阿奎那均渊源于亚里士多德，但他比后者更忠实，他和阿维森那一样主张只有宇宙灵魂（the universal psyche）才是永生，人类灵魂则不然。犹太哲学就像中世纪一般的哲学一样，以新柏拉图主义及敬神始，而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怀疑终。迈蒙尼德开始可能采纳陶德的亚里士多德派主张，以勇气和技巧面对理性与信仰的冲突等各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