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凯鲁万和菲兹的宫廷，在建筑、绘画、音乐、诗歌及哲学上争奇斗艳。但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有关伊斯兰非洲的文稿，幸运地留存下来的资料，却被藏在图书馆里，直至最近才被西方的学者们发掘、探讨，大部分的艺术品已经散佚，只有那些屹立不倒的清真寺，可使人辨认出那一时代的光辉的一面。在凯鲁万有西迪寺院，始建于670年，经过七次整修，现在留存的部分是建于838年的建筑，该寺院的圆拱回廊，是用来自迦太基废墟的科林斯式石柱盖的，布道坛是一件木雕杰作，壁龛是优美的彩陶作品。它的方正而厚实的尖塔——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替西方的尖塔确立了叙利亚式。此一寺院使凯鲁万成为伊斯兰教第四圣城，是“进入乐园的四大门”之一。从神圣及庄严上讲，位居第二的是菲兹和马拉科什（Marraqesh）、突尼斯和的黎波里等地的寺院。
开罗的清真寺数量很多，并且都很宽阔，至今尚有300多座点缀着这迷人的古都。阿姆尔寺建于642年，10世纪时重建过一次。除了从罗马及拜占庭废墟上运来的科林斯式圆柱以外，如今已经很难看到早期的遗迹了。伊本·图伦寺（878年）仍很小心地保存着最初的形式和装饰。一座高高的锯齿形围墙，环绕着一个宽敞的庭院；内部那些尖形的拱门，除了尼洛美特（Nilometer）的拱门（865年）——建于尼罗河的一个岛上，用以测定尼罗河水位的升降，在埃及再也找不出比它更古老的拱门了。也许这种优美而便利的拱门形式，是从埃及经西西里，再经由诺曼底人的研究吸收，成为欧洲哥特式的一部分的建筑形式。正如“锥体曲绕”形的尖塔，以及伊本·图伦的圆顶坟墓，它采用的是马蹄形拱门——这是伊斯兰教艺术中比较不受欢迎的一种形式。据说伊本·图伦当时有意建造有300个拱门的建筑。但是得知要达成此一目标，必须拆除一些罗马及基督教的大厦，方可获得300个拱门的列柱时，他放弃了原来的构想，而改用砖造列柱来作为这些拱门的支撑。从这座清真寺，我们可看到哥特式建筑的一些原始雏形。最后，仿佛是使这一建筑变成沙特尔建筑的一个步骤。有些窗户嵌镶彩色玻璃，有些则用圆花形及星状的石架来镶嵌，或者用其他几何圆形做装饰。这些工程完成的确切日期就不得而知了。
970年至972年，饶哈尔（Jauhar），自基督教改宗伊斯兰教的奴隶，为法蒂玛王朝征服了埃及，建造了一座阿扎尔（el-Azhar）（“光辉”之意）寺院。如今有些结构仍可在遗址中看到。那里使用的就是尖形拱门，这些拱门建筑在用大理石、花岗石及斑岩所做成的380根列柱上面。哈基姆寺是用石头建造的，虽然已经腐蚀不堪使用，但大部分至今仍保存着。中世纪有些建筑观念可能就是得自优美的阿拉伯风格及库法的雕刻设计。虽然它们现在被视作堡垒一样，门禁森严（无疑当时是有这种意思的），但是这些寺院曾因优美的雕刻、纹饰、拼花及瓷砖制的神龛，和已成为博物馆稀世珍藏的枝形吊灯而风靡一时。伊本·图伦寺有1.8万盏灯，大多数是各种各样的彩色玻璃制成的。
在伊斯兰的非洲，穆斯林以耐心和技巧制造了一些较次要的艺术品。凯鲁万的清真寺是用发光的瓦片盖起来的。纳希尔·库斯鲁（1050年）曾描述开罗制的陶器“优美无比，而且透明到可以从另一边看到这一边的手纹”。埃及和叙利亚的玻璃，仍保持着古代的光荣和优秀传统。法蒂玛王朝水晶石制的器皿，千余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如今成了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卢浮宫的珍品。清真寺的门、神坛、壁龛以及窗格上的木雕，也使人有赏心悦目之感。从科普特人那里，埃及的穆斯林学会了用木块、骨片、象牙或珍珠镶嵌箱子、盒子、桌子及其他物品的装饰艺术。当然，那时珍珠是非常多的。当土耳其佣兵侵入穆斯塔绥尔寺时，他们劫走了数千件金器——如墨水瓶、象棋、花瓶、禽鸟雕塑以及宝石缀饰的树形装饰品等。在这些被掠走的物品中，有用金丝线绣制成古代名君遗像及传记的丝绣窗帘。从科普特人那里，穆斯林又学会了利用木制模型在纺织品上印打花纹的技巧。这一技术由十字军从埃及传入欧洲，可能与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大有关系。欧洲商人对法蒂玛的纺织品估价甚高，他们以无比崇拜的口气竞相称赞开罗及亚历山大港的纺织品。我们听说法蒂玛出产有图案的豪华地毯，及用天鹅绒、缎子、锦缎和金属薄片制成的帐篷。一顶为穆斯塔绥尔的大臣雅祖瑞（Yazuri）做的帐篷，动员150位工人，费时9年，耗资3万第纳尔制成。除了“人狼”外，它上面饰有世界上所有知名动物的标本。法蒂玛王朝的绘画，现在仅存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内一些零零星星的壁画。法蒂玛的埃及没有留下一丁点东西，但是马克里齐（Maqrizi）——他在15世纪时曾写过一部绘画史——告诉我们，在法蒂玛历代哈里发的图书馆里，藏着装饰富丽的手稿本，其中包括2400本《古兰经》。
在哈基姆时代，开罗的皇家图书馆内有藏书10万卷；在穆斯塔绥尔时代，增至20万卷。据说这些书籍、文稿免费借给有责任心的学者阅读。988年，大臣雅库布·伊本·基利斯说服哈里发阿齐兹，供给在阿扎尔寺攻读的35位学生生活费及学杂费，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制度的由来。当这一制度逐渐推广，吸引了伊斯兰世界所有的学生前来攻读，就像几个世纪后巴黎大学吸引了所有来自欧洲的学生一样。一年接着一年，哈里发、大臣及富豪捐助奖学金给这所大学，阿扎尔已有1万名学生和300位饱学的教授。纵览世界最令人觉得愉快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一群群学生在这座有1000年历史的学府的回廊里，聚精会神地聆听讲学，每一群学生，都倚傍着一根柱子，围成一个半圆形，蹲在地上，倾听坐着的教师们授课。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名学者，前来讲授文法、声韵、算学、诗歌、逻辑、神学、圣传、《古兰经》注释及法律。学生无须负担学费，教授也不拿薪水。学校完全依靠政府的补助及私人的捐献。这一著名学府比较热心于对正统伊斯兰教思想的阐述，来校指导的饱学之士，对法蒂玛王朝的文学、哲学及科学，则较少鼓励和刺激。我们几乎未发现法蒂玛王朝时代有什么大诗人出现。
哈基姆在开罗成立“智慧之厅”（Dar al-Hikmah），主要负责传授什叶派中以实玛利派的教义，但是课程包括了天文学和医学。哈基姆曾设立一座天文台，并协助阿里·伊本·尤努斯（Ali Ibn Yunus）从事天文研究，尤努斯可说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经过17年的观察，尤努斯完成了星象运行及周期的哈基姆表，留给我们有关黄道、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太阳视差（solar parallax）等更正确、更有价值的观念。
在伊斯兰教埃及的科学家中，名气最大的要算穆罕默德·伊本·海泽姆（Muhammad Ibn al-Haitham），在中世纪的欧洲则以阿尔哈金之名为人熟知。他于965年生于巴士拉，以算学家及工程师著称。据说他曾提出整治尼罗河水患的计划，因此哈基姆邀请他至开罗。然而这个计划显得不切实际，海泽姆于是隐藏起来，避开那位脾气捉摸不定的哈里发。像中世纪其他思想家一样，因对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知识的理性综合法则感兴趣，他对这位哲人的著作下了一番注释的功夫，结果这些著作竟无一卷流传下来。我们之所以知道海泽姆，主要是因为他所著《光学》（Kitab al-Manazir）一书：在中世纪的所有著作中，就方法及思想而言，该书要算是最具科学性的了。海泽姆研究光在半透明体——如水及空气——中的折射率，并发现了放大镜的原理，与三个世纪后罗杰·培根、维特罗（Witelo）及其他欧洲人根据他的研究而发明显微镜及望远镜，在原理上是相同的。他拒斥欧几里得及托勒密“人之所以能看见，是因为眼睛所发出的光与外界物体接触的”学说，他认为“物体之所以能被看见，是由于物体上所发出之光经透明导体引入我们的视觉——眼球的关系”。他提出太阳及月亮越接近地平线，其形状越大、越显著的理论，以证明空气影响效率的理论，并指出透过大气层的折射率，即使太阳还在地平线下成19度的锐角时，我们便可见阳光的道理。基于此，他计算出大气层的厚度约10英里（此为英国人的度量距离）。他进而分析大气层高度与密度的关系，以及大气密度对物体重量的影响。他利用复杂的数学公式，研究光通过凸面镜及凹面镜时的反射作用。月食时，他利用百叶窗上的一个小洞，来观察对面墙上映出来的太阳的半月影像，因而他最先提到了几世纪后应用到照相机上的暗房原理。我们无法抹杀海泽姆对欧洲人科学研究的影响。没有他，罗杰·培根就不会被人们知道。培根在《大作品》（opus maius）中谈到光学理论时，几乎每一步都引用或参考他的论著，其第四部分更几乎都在述说这位开罗物理学家的发现。直至稍后开普勒及达·芬奇时代，欧洲人研究光学，仍奉海泽姆的著作为圭臬。
阿拉伯人征服北非使基督教在该地区的影响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柏柏尔人不仅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且变成了它狂热的维护者。无疑，这其中有经济上的考虑：非穆斯林须缴人头税，而皈依者经过一定时间后即可豁免。当744年埃及的阿拉伯总督宣布这一命令时，即有2.4万名基督徒投入伊斯兰教的阵营。这虽是应时之举，同时也是对基督徒的残酷的迫害，影响了许多人依附到统治者的信仰。在埃及，少数民族科普特人勇敢地拒绝接受这一信仰，他们建造了如堡垒般坚固的教堂，秘密地奉祠自己的信仰，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然而曾经熙熙攘攘的亚历山大港、昔兰尼、迦太基及希波等地的教堂，如今已是门可罗雀，日益衰颓。而对阿塔那西乌斯、塞瑞尔及奥古斯丁等的记忆也渐渐淡去；而阿里乌斯派、多纳图派、基督一性论教之间的争执，也逐渐湮没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以实玛利派的争论中。法蒂玛王朝将以实玛利派改造成有严密的入会仪式及教阶组织的“大会社”以支撑他们的政权，会员们谙于政治性的刺探及阴谋诡计。这一组织形式传入耶路撒冷及欧洲，深深地影响了圣堂武士（Templar）、启明社（Illuminati）以及西方世界其他秘密兄弟会等组织的形成、礼仪和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