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相信传说，那么，穆罕默德不像多数的宗教改革者，他赞赏并鼓励对知识的追求，“他离家出走，遵循神的道路，探求知识……学者的墨水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不过，这种传说有教育上的自我崇拜格调。总之，阿拉伯与希腊文化在叙利亚的接触，唤醒了它们迫切的竞争意识；而学者和诗人都在伊斯兰社会里受到尊敬。
儿童从会说话起就接受教育，而且马上要学会说：“我证明除了安拉别无他神，我证明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到6岁，奴隶及穷人家的所有男孩，都进入小学（有钱人自己请家庭教师）。学校通常是在清真寺里，有时是在露天的公共场所。小学通常是不收学费的，即使收也很少，教师对每个学生一个礼拜只收2分钱，其他的钱由慈善家捐助。课程很简单：伊斯兰教礼拜仪式所必需的祈祷文，认识基本的《古兰经》文，及《古兰经》本身的神学、历史、教义与教规。书写和算术要到较高教育时再学，也许是东方将书写当作一种艺术，需要特别的训练。此外，据伊斯兰教的说法，良好的书写是靠勤练得来的。每天都要熟读一段《古兰经》并高声背诵。每个孩子都以熟记《古兰经》全书为目标。达到这一目标的称为哈菲兹（hafiz），要公开地予以庆祝。同时学会书写、射击和游泳的，称为al-kamil，即全才。方法是记忆，训练是体罚，最普通的处罚方式，是以棕榈树枝打脚底板。哈龙就对自己儿子的教师说：“请不要使他的才能受到限制，也不要对他的怠惰采取宽大的态度。请以仁慈温和的方法使他尽量发展，但是万一此法不行，请尽管使用强迫和严格的方法。”
小学的目标是陶冶性情，中学则是传授知识。学者们靠着寺庙的柱子或墙壁蹲着，讲解《古兰经》、神学、教规及穆罕默德的言行事迹。据推断，有许多这种学校都在政府的规定和补助下成了大学或学院。在基本的神学课程中，他们还加入语法、语言学、修辞学、文学、逻辑、数学和天文学。文法特别受重视，因为阿拉伯文被认为是所有文字中最接近完美的，而且正确运用这种文字，是有教养的人的主要标志。这些学院是免学费的，有时政府或慈善家还负担教授的薪金和学生的零用钱。教师比除了《古兰经》以外的经典都更受重视。男孩子学习做人，比研讨书本更重要。学生们可以从伊斯兰世界的这一端旅行到另一端去寻访名师。每个希望在国内享有较高地位的学者，都要听听麦加、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著名学者的讲学。这种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由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在学术和文学上都使用阿拉伯语言和文字，所以比较容易达成，拉丁文在这个地区并不流行。游客进入伊斯兰教城市，几乎每天任何时间都可以在大寺院中听到学术性的讲演。经常有些外地来的学者，不但可以免费听课，有时还可享受免费的食宿。这些学院是不授学位的，学生们追求的是老师所颁给的合格证书。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具有良好的礼貌和鉴别力，高度的语言能力和相当的知识。
712年，穆斯林占据撒马尔罕时，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将亚麻和其他有纤维的植物打成纸浆，然后再将制成的薄纸染色。他们将这种产品介绍到近东，当埃及的纸草（papyrus）还没有被遗忘时，就以此来代替羊皮纸和皮革，并取名为“papyros”，即后来英文所谓纸（“Paper”）。伊斯兰世界中第一个造纸工厂，794年由哈里发哈龙的首相之子建于巴格达。这种手艺又由阿拉伯人带到西西里和西班牙，传到意大利和法国。早在105年中国就使用纸，而麦加是在707年，埃及是在800年，西班牙在950年，君士坦丁堡在1100年，西西里在1102年，意大利在1154年，德国在1228年，英国在1309年。随着纸的传播，图书业也发展起来。历史学家雅库比告诉我们，在他的时代（891年），巴格达有100多位书商。他们的书店同时也是抄写、书法、文艺的中心。许多学生以抄写手稿，将之出售给书商维生。10世纪，我们听说有搜集作家手写原稿的人，许多藏书家不惜巨资求购旧有的原稿。作者售书，但不获利，他们节俭度日，或依靠王公与富豪的施与。文学的写作，艺术的创作，是为了迎合王公富豪的口味。
多数清真寺有图书室，有些城市还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也相当可观。约950年，摩苏尔有一座图书馆，是由慈善家建立的，提供学生纸张和书。拉伊的公共图书馆，还将书籍分成十大类。巴士拉的图书馆，还供给学者基本的生活费用，让他们在里面工作。地理学家雅库特花了三年的时间，在莫夫和花剌子模（Khwarizm）的图书馆中收集他编纂地理词典的资料。当巴格达被蒙古人摧毁之际，它共有36座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更是不可胜数，富豪拥有大量的藏书，这是当时的风尚。一位医生谢绝了布哈拉一位苏丹的邀请，因为这需要400匹骆驼搬运他的藏书。阿尔—瓦基迪（Al-Waqidi）临死时，留下600箱书，每一箱要两名壮汉才搬得动。“10世纪，王公们如萨希布·伊本·阿巴斯（Sahib Ibn Abbas），藏书之多，可以与欧洲所有图书馆的总和匹敌。”伊斯兰教的文化生活到达了最高点。从科尔多瓦到撒马尔罕的上千座清真寺，学者就和柱子一样多，他们谈经论道，语惊四座。往来各地寻求知识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使伊斯兰教王国道路为之堵塞。王公们的殿前，关于诗歌与哲学问题的辩论不绝于耳。百万富翁没有一个敢不支持文学和艺术的。被征服的旧有文化，被才思敏捷的阿拉伯人热切地吸收了。征服者所表现的这种宽容，使诗人、科学家与哲学家把阿拉伯文变成了学术与文学领域的世界通用语言，在他们中间，有阿拉伯血统的人反而是少数。
伊斯兰的学者在这段时间，致力于文法的研究，使阿拉伯文逻辑化与标准化；他们搜罗字典，使语言更加准确和有条理；他们的文选、文摘及百科全书，保存了易于失散的文献；这些皆强化了杰出文学的根基。此外，他们又以教科书、文学和历史批评方面的工作，奠定了这个基础。在这里，我们很遗憾省略了他们的名字，但我们要向他们的卓越贡献致敬。
在我们所能记得的学者中，尤其要谈谈历史学家，是他们带给我们文明的知识，否则，那情形就如同在法国考古学家商博良（Champollion）之前，我们对埃及法老时代一无所知一样。穆罕默德·伊本·伊萨克（Muhammad Ibn Ishaq）写了一本古典的《穆罕默德传》（Life of Mohammed），经过伊本·希夏姆修订和补充之后，成为最古老、最杰出的阿拉伯散文——除了《古兰经》。好奇且不知疲倦的学者编纂了先哲或哲学家、大臣、法理学家、医生、书法家、官吏、情圣、学者的传记词典。伊本·库泰巴（Ibn Qutaiba）是梦想撰写世界史的穆斯林之一。与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有勇气将自己的宗教置于适当的眼界下，而使每一个国家或信仰，在时代中都是无限的。穆罕默德·阿尔—纳迪姆（Muhammad al-Nadim）在987年完成了《科学索引》（Fihrist Al-’ Ulum），它是所有阿拉伯文书籍的百科全书，无论原著或译著，都有作者的传记与批评，甚至包括每一位作者的美德与恶癖。由今天已知的不足当时千分之一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文学在他的时代是多么丰富。
有“伊斯兰的李维”（“The Livy of Islam”）之称的艾卜·雅法尔·穆罕默德·阿尔·塔巴里（Abu Jafar Muhammad al-Tabari），如同许多穆斯林作家一样，是波斯人，诞生于里海以南的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他在阿拉伯、叙利亚、埃及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游历生活后，在巴格达定居下来，成为法理学家。他穷40年的精力，完成了一部世界性的编年纪《君王和使徒的年鉴》（Kitab Akhbar Al-Rusul Wal-Muluk），从创世起到913年止。现在该书尚存有15大本，但是原来的篇幅比这多十倍。如同法国作家波舒哀（Bossuet）一样，阿尔·塔巴里在他著作的前几章中，采取了神话的无稽之谈：神“创造人来试验他们”；上帝把一座用红宝石建造的房子丢到地球上给亚当住，但是当亚当犯罪之后，上帝又将房子收回。阿尔·塔巴里采用了《圣经》中关于犹太人历史的描述，接受了基督由童女所生的观念（玛利亚怀耶稣，乃天使加百利吹进她的袖子），第一章是以耶稣升天进入天堂为结束。第二章则可信多了，并且还偶尔有从3世纪到7世纪中叶统治波斯的萨珊王朝的明确事件的记述。其方法是按照年代次序，逐年地描述各种事件，通常遵循传统的叙述法——从先知的种种言行，一直讲述到同时代一些琐事或追溯其目击者。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小心地说明来源，但是因为阿尔·塔巴里不想把这许多传说融合成有机的整体，他的历史著作只能是辛勤的堆积，而不是艺术的工作。
阿尔·马苏地是阿尔·塔巴里最伟大的继承人，他把阿尔·塔巴里列为自己最伟大的先驱。艾卜—哈桑·阿里·马苏地是巴格达的阿拉伯人，游历过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桑吉巴、波斯、中亚细亚、印度、斯里兰卡，他自称到达过中国沿海。他编辑了自己的选集，那是一部30卷的百科全书，内容太多，即使异常博学的伊斯兰学者都嫌太长，虽然他以摘要的方式出版，但仍是巨著。947年——他也许了解到读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读——他终于将该书删简成现存的样子，而且给它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珍奇宝库》（Meadows of Gold and Mines of Precious Stones）。阿尔·马苏地广泛地讨论了地理学、生物学、历史学、政治制度、宗教、科学、哲学以及从中国到法国的文学，他是伊斯兰世界中的大历史学家，号称伊斯兰世界的普林尼及希罗多德。他并没有使他的资料看上去很枯燥，而是以亲切轻松的笔调来处理，有时他也提及一些有趣的故事。他对宗教有点怀疑，但从不将这一观念强加于他人。在晚年，他概述了他对科学、历史、哲学的观点，写成《知识之书》（Book of Information）。在，他认为进化“是从矿物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再从动物到人”。也许正因为这一观点，他被巴格达的保守势力所抨击，他自称“被迫离开了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虽然到了开罗，他为自己的流落异乡而忧伤不已。他写道：“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性，分离且分散一切……由于热爱家园，真主使这个国度繁荣；道德正义的表征就是热爱自己的出生地；贵族世家的一个标志就是厌恶与祖先的家园分离。”经历十年的放逐生涯后，他于956年死于开罗。
这些历史学家，在他们的为学和兴趣范围上，都有突出的表现，他们适当地将与人类有密切关系的地理和历史予以结合，他们远胜过同时代基督教世界的历史学家。尽管如此，他们仍长期使自己迷失在政治、战争和文辞的修饰中，很少寻求事件的经济、社会或心理的因果关系。在他们那浩瀚的著作中，我们并未获得有秩序的综合认知，只发现了没有组合的堆积部分——国家、对话和人物。他们很少为良心所驱使而将来源追查清楚，仅过分虔诚地依赖一连串可能错误或不实的传说，使他们的文章有时沦为荒诞幼稚的童话、奇迹与神秘传说。许多基督教历史学家（除了吉本之外）可以写出所有伊斯兰文明只是十字军一个简短附属品的中古史。同样，许多伊斯兰教历史学家也可以把世界历史贬为伊斯兰教的前奏，一切仅是为穆罕默德的降临做准备。但是如何能以西方的观点来正确地判断东方？优美的阿拉伯文学经过低劣的翻译，就像将一株花草从根切掉。伊斯兰教历史学家写作的题材，能吸引他们国人的，似乎与西方读者相距很远。西方人并未体验到人们经济的互相依赖，是以东方、西方的相互研究和了解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