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马蒙继续向莫夫（Merv）进军，并与叛军订立和约。阿尔—艾敏则回师巴格达，指定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为继承人，并要求马蒙割让东部三省，遭到拒绝后，即与之开战。马蒙的将领泰希尔（Tahir）击败了艾敏的军队，包围并且几乎摧毁巴格达。依照当时的习惯，艾敏被割下的首级呈送马蒙验看。马蒙当时仍留守莫夫，即自封为哈里发（813年）。叙利亚及阿拉伯诸部，因其为波斯奴隶之子，不愿臣服而继续抵抗他。然而未到818年，他已进驻巴格达，被承认为伊斯兰的统治者。
马蒙与曼苏尔和拉希德并列，是阿巴斯王朝三位著名的哈里发之一。虽然他也有那些可能使哈龙蒙羞的愤怒及残酷的行为，但一般说来，他仍是温驯且慈悲为怀的人。在他的咨议机构中，罗致了国内各大宗派的代表——穆斯林、基督徒、犹太教徒、萨宾人及祆教徒——直至他的晚年，他都保证他们充分的信仰及礼拜的自由。在这位哈里发的宫廷中，思想自由蔚然成风。马苏地曾记述马蒙在位时某一个下午的盛况：
马蒙通常于每周二举行集会，专门讨论有关神学和法律上的问题。各宗派饱学之士纷纷走入铺有红地毯的会议室。桌上摆满美酒佳肴……当盛宴过后，奴隶们手捧着正燃着香料的香炉走进来，宾客们就纷纷用来熏身，然后才能够晋谒哈里发。他以公正的态度与他们辩论，可想见其谦和有礼不似人君。直至日落时分，用过第二次宴饮，方尽欢而散。
马蒙在位之时，皇家对艺术、科学、文学和哲学的支持，比哈龙更多更细致，因而留下了更为辉煌的成果。他派遣使臣至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及世界各地，搜罗希腊名著，并延聘译者将之译成阿拉伯文字刊行于世。他在巴格达建立一所科学学院，并在巴格达及塔德莫尔（Tadmor）建立天文台。医生、法理学家、音乐家、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都享受到他的恩宠。
他死得太年轻——享年48岁（833年）——可是却也死得太晚了一点，因为他是独裁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晚年迫害希腊正教徒，玷污了他的美誉。其弟、继承者穆耳台绥木（Abu Ishaq alMutassim）具备他的友善态度，却缺乏他所有的灵性。他周围有4000名土耳其军人作为保镖，就像罗马皇帝们依赖禁卫军一样。结果在巴格达，也跟罗马一样，发生了军人跋扈、废立国君的事情。首都的人民抱怨穆耳台绥木的土耳其卫士在街上肆无忌惮，破坏法纪。恐惧群众叛乱，哈里发即离开巴格达，在距巴格达北边30英里的萨迈拉（Samarra）另建皇宫。836年至892年间，有8位哈里发以此为寝宫及陵寝所在地。他们是穆塔西姆、瓦提克、穆塔瓦基勒、穆恩塔希尔、穆斯坦、穆塔兹、穆赫塔迪及穆塔米德，而穆塔米德在其死前的一段短暂时间里，将首都迁回巴格达。沿底格里斯河方圆20英里的范围内，他们建立宏伟的宫殿和寺院，官吏则在此营建有装饰及壁画、喷泉、花园和浴池等设备的豪华住宅。阿尔—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花费70万第纳尔建了一处广大的聚会所，以表明他对信仰的虔诚。他只花了相当少的费用兴建在雅法里亚（Jafariya）的皇宫，包括珍珠殿和欢乐殿，这些建筑环绕以花园及溪流。为筹集兴建及装修的资金，他一面提高税收，一面将政府的高级官位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他同时以迫害异端、维护正统来保持安拉神的尊严。其子唆使土耳其卫队把他杀了，篡夺王位，自称为阿尔—穆恩塔希尔（Al-Muntasir），即“他在上帝中的胜利”。
在外力征服这一王朝之前，其内部因素加速腐化了哈里发的政权。由于过度的饮酒、淫欲、奢侈和堕落冲淡了皇族的血液，他们的子孙都很虚弱无能，不理朝政，只沉溺在声色之中。这种日渐增长的富贵逸乐、荒淫无度的生活，在统治阶级中蔓延滋长，而人民也随之纸醉金迷地生活，失去战斗力。这些未经训练的生手，当然无法统治如此分歧丛生的、庞大的帝国。种族与疆界纷争愈演愈烈。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基督徒、犹太人及土耳其人互相仇视。曾使阿拉伯人统一的信仰，分裂成各种教派，加深了政治及地域上的歧异。近东地区的生存依赖水利，那些化瘠土为沃野的运河，需要经常的维护、疏浚，那不是一个人或某一家族有能力提供的。一旦政府对运河系统的整治陷于无能和疏忽，食物的供给就远落在人口的增殖率之后，饥旱接踵而至，以平衡这一不平衡的现象。由饥荒和瘟疫带来的贫困，并没有使征税者有所收敛。农民、工人及商人眼看自己辛苦所得纳入政府的花费及私囊，对从事生产、拓展商业也就失去了兴趣。结果政府财政崩溃，岁入减少，军队粮饷不能按时给付，军心不稳。就像当年日耳曼军队取代罗马军队的地位一样，土耳其军人在阿拉伯军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穆恩塔希尔以来，土耳其军人就控制了废立哈里发的实权。这一连串卑鄙血腥的宫廷阴谋，造成巴格达哈里发的更替频繁。
中央所发生的政治上的变乱及军事上的软弱，造成了帝国的解体。统领各省的行政长官与中央只具形式上的联系，他们计划永久巩固其地位，使其成为世袭制度。西班牙于756年，摩洛哥于788年，突尼斯于801年，埃及于868年相继宣布独立。九年后，埃及军事统帅攫夺叙利亚，至1076年已控制叙利亚大部分地区。阿尔—马蒙为酬谢其将领泰希尔的功业，将呼罗珊封给他及其子孙。泰希尔王朝（Tahirid）以半自治的方式统治了大部分地方，直至萨法尔（Saffarid）王朝兴起才告结束。929年至944年，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部落，哈木丹尼人（Hamdanid）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及叙利亚的北部，并以摩苏尔（Mosul）及阿勒颇（Aleppo）为其璀璨的文化中心，从而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国王赛弗—道拉（Sayfùl-Dawla）也是诗人，他将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法拉比（al-Farabi）和阿拉伯最受欢迎的诗人阿尔—穆太奈比（al-Mutanabbi）请到阿勒颇宫中居住。居住在里海高地的白益（Buwayh）酋长的后裔最后夺得了伊斯法罕及设拉子和巴格达（945年）。近一个世纪之久，他们迫使哈里发们依照他们的吩咐行事，使这位“信徒的司令”变成伊斯兰教正统派的领袖，而这一削弱中的国家听命于什叶派的白益酋长指挥。白益王朝最了不起的国君，阿杜德·杜拉（Adud al-Dawla），以设拉子为首都，使它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但是他也不忽视其他城市的建设，在他及其继承者的治理下，巴格达又重新找回了哈龙时代的光彩。
874年，萨曼的后裔，一位祆教徒贵族创立了萨曼王朝，统治着外高加索和呼罗珊两地，一直至999年。我们并不认为外高加索在科学和哲学史上有辉煌的成就，但在萨曼诸君统治下，布哈拉及撒马尔罕两城可与巴格达媲美，是学术和艺术中心。波斯语言复活，成为伟大文学的媒介。萨曼政府对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阿维森那予以妥善的保护，并任其使用宫廷丰富的藏书。中世纪最伟大的医生拉齐（al-Razi）将其医学上最重要的著作《曼苏里》（Al-Mansuri）献给萨曼王朝的一位王子。990年，土耳其占领布哈拉，并于999年推翻了萨曼王朝。正如拜占庭用了将近三个世纪来抵御阿拉伯的扩张一样，现在穆斯林也不得不为对抗土耳其势力的向西扩张而战，稍后土耳其人必须抵挡蒙古势力的南侵。人口膨胀的压力，造成生活物资的匮乏，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移民，这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962年，一队土耳其冒险者，在当过奴隶的阿尔普提金（Alptigin）的率领下，由土耳其出发，侵入阿富汗，占领吉兹尼（Ghazni），并在那里建立伽色尼王朝（Ghaznevid）。苏布克提金（Subuktigin）原先是一名奴隶，最后成为阿尔普提金的女婿和继承人，他将王国的领域扩展至白沙瓦（Peshawar）及部分呼罗珊地区。而其子马赫穆德（Mahmud）将从波斯湾至阿姆河的全部波斯领土收入版图，经大小17次残酷的战争，将旁遮普（Punjab）也纳入帝国的范围，而把大量的印度珍宝收入他的府库。因为掠夺来的财富充实了府库，为了解决军队遣散所带来的失业问题，他将部分财富及人力用来建筑吉兹尼伊斯兰教聚会所。据一位伊斯兰教历史学家记载：
这座寺院有一个巨型大厅，厅内可同时让6000人举行礼拜，而没有不便的地方。附近他又建起一所学校，学校内有一座图书馆及许多珍贵的书籍……而学院供给他们生活及日常必需品，并按年按月发放薪给。
以学院和宫廷为大本营，马赫穆德延聘了许多科学家，包括比鲁尼（Al-Biruni）和许多著名诗人，当时最有名气的诗人斐尔杜西也在内，他勉为其难地奉献给马赫穆德波斯史上最伟大的史诗。当此30年间，马赫穆德在许多方面都是居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在他死后7年，整个帝国完全落入塞尔柱土耳其人的手中。
将土耳其人形容成野蛮民族是一个错误，就像我们必须修正对罗马的征服者日耳曼人的称呼一样，因为当土耳其人统治整个伊斯兰帝国的时候，土耳其人已经脱离了野蛮的境地。从贝加尔湖向西北迁移时，定居中北亚的土耳其人，在6世纪已在可汗的领导下有了很好的组织形式。他们已发明冶铁的方法，所制武器坚韧耐用，就像他们用来惩治叛国、谋杀、通奸及怯懦的法典一样，可置人于死地。他们生育率超过战争导致的死亡率。1000年，土耳其的某一支，以其领袖塞尔柱（Seljuq）闻名于世，它统治了外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吉兹尼的马赫穆德欲抵制这股土耳其人的侵略势力，就俘虏了塞尔柱的一个儿子，将其囚禁在印度（1029年）。震惊暴怒之余，塞尔柱土耳其在贵族托格茹（Tughril）坚定而熟练的领导下，占领了大部分波斯土地，同时派遣代表向巴格达的哈里发卡伊姆（Al-Qaim）表示愿向他及伊斯兰臣服，从而铺好了前进的道路。天真的哈里发希望这群无所恐惧的战士能将他从白益贵族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便邀请托格茹前来援助。托格茹应约前来（1055年），白益贵族纷纷逃遁。卡伊姆与托格茹的侄女结婚，并自封为“东方及西方之王”（“King of the West and East”）。一个接着一个，盘踞在亚洲的伊斯兰教小王国都臣服在塞尔柱的膝下，终于，巴格达被再度承认它的至尊地位。塞尔柱人即采用苏丹——主人——这一头衔，哈里发这一称呼仅被用来指称宗教领袖。他们带给政府新的活力与潜能，而将对正统派信仰的狂热灌输入伊斯兰教教义中。与两个世纪后蒙古人摧毁被征服者的一切不同，他们很快地吸收这一较高的文明，而将这个濒临破碎的国家散处四方的各种力量统一起来，使其融入新的帝国，并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斗争中——给它一股力量，使其得以残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