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整个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幼发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彼岸有一个神秘的帝国，这个帝国有一千年之久未与日益扩张的欧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接触，却始终未曾忘却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光荣，它逐渐恢复帕提亚（Parthian）战后一度受损的元气，同时在英武的萨珊君主领导下维持着奇特的贵族文化，结果竟使伊斯兰教征服伊朗变成波斯的一场文艺复兴。
3世纪时，伊朗这个词，其含意远较今天的伊朗或波斯丰富。按照字面的意思，所谓伊朗就是“印欧语族人的土地”之意，它包括今阿富汗、巴鲁吉斯坦、索格底亚那、巴尔克及伊拉克等地区。波斯是今法尔斯省的古名，当时后者只不过是这个帝国东南部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希腊人和罗马人对 “野蛮人”一向不太重视，就把这一地区的名字拿来当作整个地区的名字。从喜马拉雅山东南到高加索西北，贯穿伊朗的中心地带，有一条作为长墙的山脉。东边是荒芜的高原，西部则是那两条孪生河流的翠绿山谷，这两条河定期泛滥，造就了纵横交错的水道，更使波斯的西部盛产小麦和椰枣、葡萄等各种水果。在两河之间、两河沿岸及深山中，在紧临沙漠的绿洲上，有上万个村庄，上千座城镇，上百个都市，其中最主要的有埃克巴坦那、雷伊、摩苏尔、伊斯塔克尔、苏萨、塞琉西及萨珊历代诸王的首府宏伟的泰西封等。
阿米阿努斯描写这个时期波斯人体形的特征，说他们“大多身材高瘦，皮肤稍黑……蓄着不算难看的胡子，头发长而粗糙”。上层社会的人头发不粗糙，也不一定高而瘦，多半很英俊，以其身世为傲，举止安详，具有从事危险性运动的天赋和对华丽衣着的鉴赏力。男人包头巾，穿灯笼裤，脚穿便鞋或有鞋带的长统靴；富人身穿毛织或丝织的大衣或长袍，腰际围以佩刀的腰带。穷人则穿着棉花或动物皮毛做成的衣服。妇女穿长统靴配短裤，再套上宽松的衬衫、上衣与飘逸的长袍，将头上黑发卷成一卷，置于背后，上面以花为饰。各阶层人士都喜爱色彩与装饰。传教士与热心的祆教徒认为白色棉织衣服是纯洁的象征，故喜爱白色；大将军喜爱红色；国王则以红鞋、蓝裤、包头巾，头顶装饰吹足气的球或动物的头，与一般人相区别。波斯跟一般文明社会一样，服饰占了男人身份的一半，而对于妇女而言，服饰更为重要。
典型的受过教育的波斯人有高卢人的冲动、热心与活泼，平时看似懒散，关键时刻却很机警，喜爱参加“尽情、无拘束的谈话……狡猾多于勇敢，让别人在远处就见而生畏”——这正是他们让敌人却步的地方。穷人喝啤酒，但是几乎各阶层人士，包括他们的神明在内，都喜欢烈酒。虔诚却吝啬的波斯人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将酒撒向某处，等候神明在适当的时机饮用，然后自己再喝掉那些神圣饮料。萨珊时期的波斯礼仪，据说比阿契美尼德时期粗野，却比帕提亚时期优雅。不过普罗科匹乌斯留下来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印象，那就是波斯人一直比希腊人更有绅士风度。波斯宫廷的庆典与外交仪式多被希腊帝王采用——敌对的君主彼此称兄道弟，给外国使节免税和安全通行证，并免除其被搜身及纳税的义务。欧美外交礼仪可说是源自波斯诸王的宫廷礼仪。
阿米阿努斯说“大多数波斯人都沉溺色欲”，不过他也承认波斯人很少鸡奸，妓女也比希腊人少。犹太教法师迦玛利（Gamaliel）夸赞波斯人有三种美德：“他们饮食有节制，私生活与婚姻关系较庄重。”他们用尽各种方式来鼓励结婚，增加生育率，以充实战时所需的人力，因此他们的爱神是火星而不是金星。宗教也配合婚姻来传布，举行令人震惊的仪式来庆祝，并强调生殖力使光神奥姆兹德（Ormuzd）在与祆教的撒旦阿里曼（Ahriman）发生星宿间的冲突时增加了不少战斗力。管家在炉床做他古老的膜拜，以求后代继承他的基业并崇拜他。如果自己没有儿子，就去领养一个。子女的婚事通常由父母安排，并有职业性的婚姻代理来协助，不过妇女可不依父母的意思嫁人。嫁妆与产业的赠与促成了早婚早育。多妻制是被法律容许的，尤其在第一任妻子不能生育时更是如此。通奸风气很盛。丈夫可以不贞为理由与妻子离婚，妻子也可以遗弃、虐待的理由要求离婚。纳妾也被法律容许，她们一如古希腊的妾室，可以公开露面，并参加男人的宴会，而妻子则留于闺房内。这种古老的波斯习俗传给了伊斯兰教。波斯妇女美若天仙，也许当时还有护花使者，不让男人任意亲近。斐尔杜西（Firdausi）的《沙赫纳玛》（Shahnama）一书就说由于渴望而主动求爱、进行诱惑的是妇女。女性的魅力战胜了男性化的法律。
宗教信仰提高了父母的权威，因此教养子女也少不了它。孩子们以玩球、运动、下棋自娱，年纪还小时就参加长辈们的娱乐——射箭、赛马、马球及狩猎等。萨珊人认为宗教、爱情、战争等都少不了音乐。斐尔杜西说：“音乐与美女所唱的歌曲”为宫廷里的盛宴和招待会“增色不少”。七弦琴、吉他、笛子、箫、号角、鼓和其他乐器为数甚众。传说库斯鲁·帕维兹（Khosru Parvez）最喜爱的歌手巴巴德（Barbad）作了360支歌，并亲自为他的皇家主顾演唱，每天晚上唱一首，正好唱一年。在教育方面也一样，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小学设在庙宇内，并由传教士执教。文学、医学、科学与哲学等方面的较高教育则在萨珊城容德·伊·沙普尔（Jund i Shapur）著名的学院里传授。封建首领与各省首长的儿子通常住在国王附近，与皇室的王子一同在王宫附设的大学里接受教育。
帕提亚时代波斯的印欧语——巴列维（Pahlavi）语——照旧使用。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只流传下来60万字，这些作品几乎全都与宗教有关。我们知道其原本范围极为广阔，不过因为由传教士担任护卫与传递的工作，他们使大部分的世俗作品湮灭不闻。（基督教世界，中古时期早期的文学作品宗教之浓几乎使人窒息，大约也是这个原因。）萨珊诸王都是文学和哲学极开明的拥护者——尤其是库斯鲁·阿努舍万（Khosru Anushirvan），他命人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译成巴列维语，并指定在容德·伊·沙普尔学院讲授这些作品，他自己也阅读这些著作。他在位时编纂了好多年鉴，现今仅存的是《阿尔达希尔的行谊》（Karnamaki Artakhshatr）。这一部把历史和传奇糅合在一起的作品后来成为斐尔杜西《沙赫纳玛》的主要参考。查士丁尼封闭雅典城的学校时，有七位教授逃到波斯，在库斯鲁的王宫中避难，不久他们就患上了思乡病。波斯王在533年和查士丁尼签订和约，“野蛮人”国王要求查士丁尼允许这七位希腊圣者回国，并不得迫害。
在他开明的君主政体下，成立于4世纪或5世纪的容德·伊·沙普尔大学成为“当时最伟大的知识中心”。学生与教师纷纷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向这所大学。景教徒也被收容，他们携来希腊医学、哲学著作的叙利亚语译本。新柏拉图学派的学者在那里播下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种子。在这所大学里，印度、波斯、叙利亚和希腊各国的医学知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日益发达的诊断学说。根据波斯的医学理论，疾病多由四行——火、水、土、风——或四行之一的污染与不洁引起。波斯的医生与教士都说，公共卫生必须以焚烧掉不洁的秽物为前提，而个人的健康只有严格遵守祆教的整洁守则方能获致。
至于这一时期的天文学，我们只知道它遵循着一种既定的历法，将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个月包括两个7天、两个8天的周，并在每年结束时加上年与年间的5天。占星术和巫术极为普遍，未观天象之前不敢轻举妄动。人们相信，就连地球上的事务也由在天上互斗的善星与恶星来决定——有如天使与魔鬼在人类心灵中互斗——即古代光神奥姆兹德跟阿里曼的战争。
萨珊王朝重新树立祆教信仰的权威地位，教士拥有土地与征什一税的权利。与欧洲一样，政府也是建立于宗教之上。权力仅次于国王的本土首领领导着所有的世袭术士、僧侣，这些人几乎控制了整个波斯的精神生活，以地狱来威吓罪犯与逆徒，束缚波斯的心智与群众达四个世纪之久。他们有时也为保护百姓而与税吏发生争执，保护穷人不受压迫。术士集团极为富有，有时国王也向庙宇借钱。每个重要城镇都有火庙，庙中那盏号称永不熄灭的圣火象征着光神。只有积阴德、心灵清净的人才能拯救灵魂脱离阿里曼。和那个魔鬼搏斗必须借助术士（Magi）及其法术——也就是他们的预言、咒语、巫术和祈祷。如此灵魂就可以达至神圣、纯净，通过最后审判的裁决，而在天堂里享受永恒的幸福快乐。
与国教并存的其他宗教地位低微。帕蒂安人普遍认可太阳神密斯拉是光神奥姆兹德的首席助手。不过跟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祆教教士坚持将背教者处以死刑写入国家法律。当摩尼（约216—276年）自称是继佛陀、琐罗亚斯德和耶稣之后的第四位神圣的递信者，并宣布以独身、和平、安详主义为核心的教义时，尚武兼民族主义的术士将他钉上十字架，使摩尼教不得不越过国境另谋发展。然而萨珊的教士与国王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却很容忍，正如教皇对犹太人比对异教徒更宽容一样。许多犹太人在波斯帝国西部各省获得庇护所。早在萨珊夺权之前基督教就已在该地生根，在它未成为波斯的死敌——希腊与罗马—的国教之前，基督教还是受到宽待的。当基督教传教士（正像他们338年在尼西比斯的所作所为）在抵抗沙普尔二世以巩固拜占庭领土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之后，基督教就受到迫害，当然这个时候在波斯境内的基督徒自然希望拜占庭获胜，这激怒了波斯。341年沙普尔下令屠杀波斯帝国境内所有基督徒，他下令禁止将僧侣、教士、尼姑等处以死刑，然而信奉基督教的村庄的居民却被集体屠杀。在沙普尔去世（379年）之前，有1.6万名基督徒被判处死刑或遭放逐。叶兹德格德（Yezdegird）一世（399—420年）恢复了信仰基督教的宗教自由，并协助他们重建教堂。422年举行的一次主教大会决定，波斯基督教会既属希腊正教，也属罗马公教管辖。
在宗教的崇拜与对立、政府的敕令与危机、内战与外战等情况下，百姓以耕田、畜牧、手工业、经商等方式无奈地应付政府与教会的索要。农业被定为宗教义务之一：垦荒、耕地、除草与除虫、利用河溪来灌溉——他们对百姓说，这些英雄式的劳动可以确保光神奥姆兹德最后战胜魔鬼阿里曼。这些波斯农人极需要精神慰藉，因为他们几乎都是为封建地主耕作的佃农，光是税租等就往往要付出所收获的谷物的1/6到1/3。约540年，波斯人向印度人学得以甘蔗制糖的技术，希腊皇帝赫勒克留（Heraclius）在泰西封的皇宫中发现一大堆糖（627年），将于14年后征服波斯的阿拉伯人很快学会了种植甘蔗的技术，并将此技术传播到埃及、西西里、摩洛哥和西班牙等地，这一技术又从这些地方传遍整个欧洲。畜牧是波斯人的专长。波斯的马在血统、精神、外观和速度等方面仅次于阿拉伯马。波斯人爱马正有如鲁斯塔姆（Rustam）爱拉库什（Rakush）。狗在看护牛羊与看家方面极为有用，所以波斯人认为狗是一种神圣的动物。波斯的猫更是驰名全世界。
在萨珊人的统治下，波斯工业从家庭作坊发展成为都市的一种行业。工会为数甚众，有些城镇甚至还有革命的无产者。丝织技术从中国传入，萨珊的丝织品受到广泛欢迎，并成为拜占庭、中国、日本等国的榜样。中国商人把粗丝拿到伊朗卖，再买回地毯、珠宝、胭脂等。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和犹太人则买卖波斯、拜占庭和罗马城的货物。良好的道路与桥梁，良好的治安，促使国家驿道和商贩客栈把泰西封及各省连接起来。波斯湾内修建港口来加速与印度之间的贸易。政府法规限制谷类、医药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并防止垄断与专卖。当时上层社会富有的情况可由下面这个故事窥见一斑：故事说有某男爵邀请1000名客人到他家吃饭，却发觉他只有500份餐具，就向他的邻居借来了另外那500份。
多数依靠乡间田产来维持生活的封建地主组成了土地与人力开发机构，在租佃制度许可范围内组织军队为国打仗。他们以热情、勇敢地跟随在部队之后的方式来训练自己。他们也充当骁勇的骑兵队军官，人与马都和封建制度末期的欧洲一样，全副武装。不过他们缺乏罗马人那样的战术或攻防的最新工程技术。社会地位方面，在这些人之上是大贵族，有的是省总督，有的是政府首长。政治效率一定极高，因为波斯的税率虽比东罗马帝国或西罗马帝国都低，但波斯的国库通常却比帝国皇帝的国库充裕得多。626年库斯鲁·帕维兹拥有4.6亿美元的国库储备，年收入1.7亿美元——当时金银的交易量极大。
法律是由国王、咨议及术士根据《火教经》（Avesta）中的法律制定的，至于解释与执行，则交由教士负责。与波斯人作战的阿米阿努斯认为他们的法官都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正人君子”。一般说来，波斯人言而有信。法庭里的誓言也笼罩着宗教的气氛，违背誓言在法律上科以重刑，到地狱更永为箭、斧、石所斫。用神断方法侦查罪行：嫌疑犯被迫走在灼热的物体之上，或穿火、吃有毒食物等。扼杀婴儿或堕胎都将处以重刑，鸡奸者处以死刑，因通奸而被审讯者被放逐，通奸的妇女割除鼻与双耳。不服者可向高一级法庭申诉，死刑只有在经过国王的审查并得同意之后才宣布执行。
国王宣称其权力来自神明，并以神明的代理人自居，以神明的名义制定法律。一有机会，他就重申自己乃“万王之王、印欧人与非印欧人之王、宇宙的至尊、诸神的后裔”。沙普尔二世更加上“日月的兄弟、众星的伙伴”。理论上来说，萨珊君主通常依部长们的意见行事，这些部长合组国家委员会。历史学家马苏地（Masudi）称赞“萨珊的国王治国有道，政策有条不紊，爱护子民，社会繁荣”。根据伊本·哈尔敦（Ibn Khaldun）的记载，库斯鲁·阿努舍万说过：“无军则无王，无财则无军，无税则无财，无农则无税，无贤明公正的政府则无农业。”太平时期帝位世袭，也可由国王传与长子之外的幼子，帝权两度由皇后掌握。无直系亲属继承时则由贵族与教会地位最高之人推选，推选之对象仅限于皇族成员。
国王一生中要履行一系列重要的义务。他必须勇敢地进行狩猎，他坐在一辆由10匹打扮得极为华丽的骆驼所拉的车中，有7匹骆驼驮着他的王座，100匹载着跟随他的内阁官员。可能有1万名武士同行。如果萨珊岩石浮雕所反映的属实的话，那么第一个跨上马鞍去猎捕皇家的猎园或“乐园”里所养的牡鹿、野生山羊、羚羊、牛、虎、狮或其他野生动物的，一定是国王自己。回皇宫后，他又得在上千名侍从簇拥下，在繁文缛节之中处理政务。他必须穿着满是珠宝的华服，坐在金黄色的王座上，头上王冠之重迫使他把它悬挂在不能动弹的头部上方，保持着令人难以察觉的距离，以减少负荷。他就是这样接见外国使节与贵宾，批阅成千上万的文书，审理司法案件，接受约定与报告。谒见他的人必须卧倒吻地，非经他允许不得起身，与他交谈时须以手帕掩口，以免将疾病传染给他或玷污他。夜晚国王则与妻妾之一共眠，按照优生学的原理传宗接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