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制度是现代私人企业、国家管制和国营工业的混合体。自耕农制并未改变，仍然适用查士丁尼的农业法令。耕地虽日渐扩大，但由于干旱、水患、竞争、无能、租税及战争的影响，许多农民被迫以封建形式隶属于各大地主。地下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然而多半为私人机构租赁开采。希腊的矿产已采掘殆尽，不过在色雷斯、本都和巴尔干半岛等地，新旧矿脉仍不断产出。大部分的劳工还是“自由的”——换言之，劳工只受人人憎恶的饥饿驱迫。除了家务和纺织业之外，直接的奴役制度并不多见。但在叙利亚，也许在埃及和北非也一样，政府却以强迫劳工（forced labor）的方式来维护主要的灌溉沟渠。政府在自设的工厂里生产军队、官吏和宫廷所需的大部分用品。
约552年，来自中亚细亚的一些景教僧侣为罗马帝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丝制品来源，而引起查士丁尼的兴趣。只要我们还记得为了控制通往中国和印度的商道，希腊和罗马曾经与波斯打过多少次仗，注意到为通往远东的北部通道所取的名字——丝路，及罗马人为中国取的国名“Serica”（产丝国），或专指中印部分地区的名称“Serindia”（丝国），我们便可以了解为何查士丁尼急切地答应了这个建议。这批僧侣回到中亚细亚，再来时带来蚕卵，也许还带来一些桑树苗。在希腊本有小型丝织工业，仰赖以橡树、白杨或柏树叶子为食物的野生蚕。如今丝织已成为一个主要工业，尤其在叙利亚和希腊。丝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极为发达，使这个半岛又多了一个新名字莫利亚岛（Morea）——桑树之地（morus alba）。
在君士坦丁堡，某些丝织品和紫色染料都为政府独占，而且只在皇宫或附近的工场出售。高贵的丝和染过的织物只许政府要员购买，价钱最高的只有皇家成员才能穿。当地下私营企业生产并贩卖同类产品给无特权的人士时，查士丁尼就开放奢华的丝和染料的市场来打击黑市，以私人企业无法竞争的低价把政府制造的纺织品抛售给各商店，等竞争消失后，政府又抬高售价。查士丁尼模仿戴克里先，设法把政府的管制扩展到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人员工资领域。542年瘟疫过后，劳工来源不足，工资上涨，物价随之大幅度波动。查士丁尼企图以物价与工资条例来协助雇主和消费者：
吾人皆知，自前次天谴以来，商人、工匠、农人与船员等人均已养成贪婪之心，售价与工资尽皆二三倍于往昔……今特下令严禁此等抬高售价与工资之情事发生。建筑包商或农工等业者，亦不得给予工人高于往昔之工资。
这个条例的效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拜占庭帝国国内的商业和对外贸易，从君士坦丁大帝到查士丁尼在位末期极为兴盛。罗马城的道路和桥梁都维护得很好，而对金钱的欲望带来了海上商队，使首都和东方、西方各地百余个港口连接起来。从5世纪初到15世纪为止，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船运中心。自公元前3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亚历山大城，如今在贸易方面的排行已降至安条克城之下。叙利亚全境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兴盛起来。叙利亚位于波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也位于君士坦丁堡与埃及之间，该地的商人既机灵又富有进取心，只有奋发的希腊人才能在航运及为商之道这些方面跟他们一比高下。叙利亚人遍布整个帝国，使拜占庭文明在礼仪和艺术方面带有几分东方的色彩。
由于从叙利亚通往中亚细亚的旧商道必须取道敌国波斯，查士丁尼和阿拉伯西南的希木叶尔（Himyarite）族及衣索匹亚诸王建立友善的邦交，以求开辟一条新商道，因为这些人控制了红海南边的门户。经过这些海峡和印度洋，拜占庭的商人就可以驶向印度。不过波斯人控制了印度的港口，使这一贸易受到牵制，就跟取道伊朗的商路一样。开辟新商道的计划失败后，查士丁尼就开始鼓励黑海沿岸诸港发展，货物可以沿着这些中转港经水运运至科尔基斯港，再由商旅运往索格狄亚那（Sogdiana），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可以在那里讨价还价，免受波斯人的监视。同时希腊的商业则仍旧保持其在西方原有的市场。
这种积极的经济策略由一种几乎通行全球的帝国币制支持着。君士坦丁大帝铸造了一种新硬币索利达斯（solidus）来取代恺撒的奥里（aureus），这种硬币重约4.55克，或1/6两的黄金。索利达斯的金属品质下降，说明一般物价的上涨，及货币随历史变迁所发生的贬值，也告诉我们勤俭虽是美德，但是跟其他东西一样，也得与时俱进才行，银行业已甚发达。由查士丁尼登基时所订最高利息的限制，可以判断出当时拜占庭帝国有多繁荣。他规定的最高利息是：农民贷款4%，私人抵押贷款6%，商业贷款8%，海运投资贷款12%。当时世界各地的利息没有低于这一标准的。
由土地所有权大小决定的元老贵族政治，还有经营那些利润与风险成正比的投机事业的商业巨子，这些人拥有的财富与奢华的程度在罗马是空前的。在西塞罗或尤维诺尔时代，东罗马帝国的贵族们格调较高，他们不贪求舶来食品，离婚率也较低，为国服务时也表现得极为忠贞、勤奋。他们讲究的主要是在华丽的衣着及袍上镶毛皮边，并染上耀眼的色泽，长袍的质料是预染的丝和金丝，画上从大自然或历史中撷取的图样。有些人简直成了活动壁画，从某元老所穿的衣服上，也许可以发现基督的全部故事。而在这层黄金裹成的社会硬壳后面，则是为重税所苦的中产阶级、勤奋工作的官吏、爱管闲事的僧侣，还有被物价制度剥削、单凭救济品过活、载浮载沉、无财产的最下层公民。
这一时期的性道德和商业道德，跟其他文明经济发展到同等水平时的情形没有两样。君士坦丁堡主教克里索斯托认为跳舞是一种使人感情冲动的东西而大加非难，但君士坦丁堡人照跳不误。教会仍然拒绝为演员施洗，但是拜占庭的舞台还是照常上演有象征性的哑剧。人们必须在一夫一妻、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得到安慰。普罗科匹乌斯那本不足采信的《秘史》（Secret History） 说：“实际上，所有的女人都很堕落。”避孕成为人人拼命研究的学问，4世纪杰出的医生奥里巴西乌斯（Oribasius）在《医学概要》中辟有一章专门讨论避孕；6世纪另一位写医学文章的作家埃提乌斯建议，在月经开始和结束时使用醋或盐水，不然就实行节欲。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试图清除君士坦丁堡的淫媒和妓院老板，以禁止淫业，只收到短期效果。大致说来，妇女地位相当高，从来没有法律和风俗让妇女受到这么少的拘束，妇女也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有过这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