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达尔人入侵时，这位基督教的名人仍然担任主教之职。一直到最后时刻，他都留在神学的竞技场上，打倒新的异端邪说，还击批评者，回答反对意见，解决困难问题。他曾严肃考虑到女人在下一世是否将保留其性别；是否今世畸形的和残废的、瘦的和胖的，在下一世仍然如此；在饥荒时被他人吃掉的人将如何复活。在被询问健康情况时，他答道：“在精神上我很好……在身体上我则卧病在床，由于痔疮肿胀，我既不能走，也不能站或坐……但即使如此，因为这是上帝所愿，我除了说我很好以外还能说什么？”
他曾竭尽全力阻止博尼费斯反抗罗马，并且促请他效忠。当该撒里克步步进逼时，许多主教和祭司问奥古斯丁，他们应该留守原位还是逃亡。他命令他们留下，并且以身作则。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奥古斯丁以布道和祷告来维持人民的士气。围攻的第三个月，他去世了，享寿76岁。他没有留下遗嘱，没有任何财物，但他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使基督徒的心沉重？因为他是朝圣的香客，渴望自己的国度。”
历史上很少有人具有他那样的影响力。东方的基督教从来不喜欢他，一方面因为他有限的学问及他将思想隶属于感情和意志，这是完全非希腊的；另一方面因为东方教会已经屈从于国家的权力。但在西方，他使天主教神学有了特殊的性质。他一方面做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先导，另一方面又启发他们两人，他声称教会对心智及国家居于绝对的主宰地位。教皇对抗皇帝和国王的战争，是他这种思想的自然结果。一直到13世纪，他依然控制着天主教哲学，使它有新柏拉图学派的色彩，甚至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奎那也以他马首是瞻。威克利夫（Wyclif）、胡斯、马丁·路德等人离开教会时，都认为他们是回归奥古斯丁的立场；加尔文严厉的教条，便是依据奥古斯丁关于选民与堕落者的理论制定的。他鼓舞理性主义者，也成为那些视基督教情多于理的人们的启发力量；神秘主义者试图寻觅他得到上帝异象的步骤；人们也在他祷告的谦卑及温柔中，为他们的虔诚寻找食粮和词句。他统一和加强了基督教思想中的哲学和神秘成分，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和托马斯·肯皮斯（Thomas Kempis）开启了一条道路。
他强调主观、感情，这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和中古文学的胜利。为了了解中古时代，我们必须忘掉我们现代的理性主义、我们对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心、我们无休止的追求财富、权力及人间天堂，我们必须怀着同情心去了解从这些追求中觉醒过来的人们的心情，“他们站在千年理性主义的尽头，发现一切理想国（Utopia）的梦想均为战争、贫穷和野蛮行为破坏无遗，希望在死后的幸福中寻找安慰，他们受到了基督的故事的启发和安慰，求助于上帝的慈悲和善良，生活在上帝的永恒存在、上帝的最后审判和圣子的抵偿性之死之中。圣奥古斯丁远超过任何人，甚至在叙马库斯、克劳狄安和奥索尼乌斯等人的时代，就有这样的共识，他是基督教世界信仰时代最真实、雄辩和有力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