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罗马帝国在4世纪末，重现了复苏与衰落、文艺兴盛与贫乏、政治浮华与军事凋敝的复杂景象。高卢兴盛了起来，并威胁到意大利在各个方面的领导地位。在帝国内大约7000万人口中，有2000万或更多是高卢人，而意大利人还不到600万；其余大多数是说希腊语的东方人；罗马城自从100年以后，就种族而言是一座东方城市。罗马城一度依赖东方而生存。罗马军团尽收十几个省份的产物和贵重金属，财宝充斥胜利者的官邸。这时征服停止，撤退正开始，意大利被迫依赖本身的人力及物质资源生存；但是这些资源又因为节育、饥荒、疫病、税捐、浪费及战争而大为减少。工业在这个严重寄生的半岛从未兴盛起来；其在东方及高卢的市场也已失去，帝国再也无法支撑城市人口的生活，人们只能在商店和家庭里做工以赚取施舍。同业公会由于王国之内投票机会少而无法出卖选票。国内贸易大为萧条，土匪横行；宽广的道路，虽仍较前一世纪的道路为佳，但已缺乏修缮而日见毁坏。
中产阶级曾是意大利城市生活的支柱；现在他们也因经济萧条和财政剥削而衰微。每个拥有财产的人，都得缴付日增的税额，以养活一个主要任务是收税的日见膨胀的官僚组织。有人讥刺说：“依赖公家费用生活的人，要比供给这些费用的人为多。”贪污吞噬了大部分的税收，有1000种法律专门阻止、侦查或处罚盗用政府收入或财产的罪行。许多收税官员向单纯的民众超收税额，而将多收的部分中饱私囊；如果得到报酬的话，他们会减轻富豪的税额。罗马皇帝们均努力做到诚实的收税。瓦伦提尼安一世在每一个城镇任命一位市保护官，以保护人民免受税吏狡诈的欺骗；霍诺留则减轻财政困难城镇的税额。但是如果我们信赖萨尔维安（Salvian）的说法，那么就会看到有些人越过边界，宁愿生活在那些尚未学会税收的蛮族国王的统治下。“税吏似乎较敌人更为恐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养育子女感到畏惧，人口因之大大减少。数以千计的可耕地无人耕耘。此种现象与城市中残余的财富，引致了渴望占有土地的蛮族的入侵。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由于无能力付税，或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家园免于侵犯或抢劫，只好将产业交给更有钱或有力量的地主，而变成其耕种者，他们将产物、劳力及时间的一部分给予地主，以换取生存保障及战时的保护。因此意大利虽然不曾经历完全的封建制度，却是率先为封建制度立下根基的国家之一。在埃及、非洲和高卢，同样的制度也在形成。
奴隶制度慢慢衰微，在一个先进的文明中，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取代自由人的高低不同的工资对利润及经济的刺激作用。唯有在奴隶充足且便宜时，使用奴隶才合算。由于罗马军团不再从外面带回奴隶，奴工的代价已上涨；而政府力量已削弱，因此奴隶可以轻易逃走。此外，奴隶生病或年老时，还必须照顾他们。随着奴隶的代价上升，主人较为妥善地看待他们，以保护在他们身上的投资；但是在某种范围内，主人对他们仍握有生死大权，可以援引法律以逮捕脱逃的奴隶，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男女奴隶身上发泄兽欲。派拉的波利努斯（Paulinus）对年轻时的“贞洁”欣然自喜，那时“我克制欲望……从未接受一位自由女人的爱……而仅满足于家里的女奴隶所给予的性爱”。
这时，大多数富人均住在乡村别墅，以躲避城市的混乱和暴民。然而，大多数的意大利财富仍然流向罗马城。这个大都市已不是首都，难得有皇帝莅临，但它仍然是西罗马帝国社会及知识的中心。这里有意大利新贵族阶层的显贵——不是以往的世袭阶级，而是依据土地财产而定。虽然元老院已失去了一些声望和大部分的权力，元老们仍然过着豪华虚伪的生活。他们有才能担当重要的行政职位，并以私人金钱提供大众娱乐。他们的府邸充满奴仆和昂贵的家具，一张地毯的价钱相当于40万美元。叙马库斯和西多尼乌斯等人的信函，及克劳狄安的诗歌，透露了贵族生活较为美好的一面：社会及文化性的活动，对国家的忠诚服务，亲善的友情，夫妇的忠贞，亲情的温暖。
5世纪，马赛的一位教士描绘了意大利和高卢生活中较不光彩的一面。萨尔维安所写的《论神治》（On the Government of God）一书，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和奥罗西的《对抗异教徒的历史》（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等书，都讨论同样的问题——蛮族入侵的罪恶如何与既神圣又仁慈的上帝调和。萨尔维安以为这些苦难是对罗马帝国经济剥削、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公平惩罚。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蛮族社会中绝见不到富人对穷人如此无情的压迫；蛮族的心肠较罗马人软；只要穷人有交通工具，他们便会集聚到蛮族的国度。这位道德家又说，罗马帝国境内，不论贫富，基督徒或异教徒，同样深陷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堕落深渊；通奸和酗酒都是时髦的罪恶，美德和节制成为耻笑的对象，基督之名在奉之为上帝的人们之中成为了亵渎神明的字眼。塔西佗指出，与之相对照的是日耳曼人的健康、活力及勇敢，他们对基督教的虔诚，及他们对被征服的罗马人的仁慈，他们相互的忠诚，婚前的禁欲和婚后的忠贞。一位汪达尔酋长在攻占信仰基督教的迦太基时，发现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一所妓院，因此大感震惊；他关闭了所有妓院，并让妓女们在婚姻与被放逐之间选择。罗马世界正在衰败之中，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勇气，并将防务交给外籍佣兵。这些懦夫怎么还配生存下去？萨尔维安下结论说：罗马帝国“不是已死亡，便是奄奄一息”，即使在其奢侈和竞技的最高峰亦是如此。它笑了，也死了。
滔滔之言常难公允，虽然夸张些，但这确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无疑，当时正如现在，美德羞怯地低首，罪恶、不幸、权势和犯罪几乎占了全部角落。奥古斯丁出于与之相似的说教目的，也描绘了几乎同样黯淡的一幅景象：他抱怨教堂空无一人，人们都涌到剧院观赏舞女展露她们没有遮拦的美妙胴体；在公共竞技场合中仍然可以看到罪犯和俘虏被屠杀，而人们将之视为玩乐。我们是在读到叙马库斯的著作时，臆测到此种残酷行为的。他写道，他曾为一次庆典活动而花费约90万美元，而预定在竞技场中角斗的29名撒克逊斗士却在竞技开始之前互相残杀而令他受骗。在4世纪的罗马城，一年共有175个节日，有10个节日是斗士比赛，64个是马戏团表演，其余则在剧院表演。蛮族就是利用罗马人这种对模拟战争的爱好而攻击迦太基、安条克和特里尔等地，因为彼时当地人正沉醉于竞技场或马戏团的表演。404年，罗马城曾举行角斗比赛，以庆祝斯特利考在波伦提亚的一次还根本不能确定的胜利。比赛进行之际，一位东方僧侣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从看台跃入竞技场，要求立即终止比赛，不想竟引起流血事件，愤怒的观众用石头将他击毙。但是霍诺留皇帝为这景象触动，下令废除斗士竞技。我们唯一的根据的是安条克的狄奥多勒所写的《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这个故事可能是捏造的。马戏竞技继续到549年，因为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罗马城的财富消蚀殆尽，这才被迫停止。
就文化而言，自从普林尼和塔西佗两人以来，罗马城从未经历这样繁盛的一个时期。音乐是当时的风尚，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抱怨音乐取代了哲学的地位，并将“图书馆变成了坟墓”；他描写了巨大的水力风琴及像马车一样大的七弦琴。学校众多，叙马库斯说人人均有机会发展其才能。由政府支薪的教授，在“大学”里讲授文法、修辞学、文学和哲学，学生们来自西帝国各省份，而与此同时，环伺帝国的蛮族则耐心研究战法。每一文明都是野蛮之树的一颗果实，而在距离树干最远的地方掉落。
365年，一位叙利亚的希腊人，安条克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克利努斯来到了有百万人口的罗马城。他出身高贵，面貌英俊。他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西奇努斯（Ursicinus）手下当兵，参与了君士坦提乌斯、尤里安和约维安等人的征战；他在写作之前已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当东罗马帝国恢复和平时，他退休到了罗马城，并从事撰写自涅尔瓦（Nerva）皇帝至瓦林斯皇帝的罗马帝国历史，以完成李维和塔西佗两位历史学家未竟的伟业。他的拉丁文艰深而复杂，就如德国人写法文一样；他看塔西佗的著作太多，而说希腊语的时间太长。他是位坦诚的异教徒、尤里安的崇拜者，蔑视罗马城各主教的奢侈。即使如此，他大体上还算公正，赞扬基督教的许多方面，谴责尤里安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将永远令人难以启齿”。他在当兵时利用一切时间自学。他相信恶魔和妖术，并引用他的敌对者西塞罗的话来赞美占卜。大体而言，他是位坦白而诚实的人，对各党派和所有人都公平无私，“我写的并没有词藻的虚饰，只是完完全全忠实于事实”。他厌恶压迫、奢侈、浮华，只要发现这种现象，他便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是最后一位古典历史学家，在他之后，拉丁世界中只有编年史家，而没有历史学家。
罗马城的风尚习俗在阿米阿努斯眼中是势利而堕落的，但是马克洛比乌斯在同一城市中发现人们不但有钱，还以礼节、文化及慈善等使财富益增光彩。他是一个学者，喜爱书籍和宁静的生活。399年，他却担任罗马皇帝的使者，前往西班牙。他对西塞罗《西庇阿之梦》（Dream of Scipio）的评论成为了新柏拉图神秘主义和哲学的一个通俗范本。他的杰作《农神节》（Saturnalia）被近1500年以来几乎每位历史学家引用，这书堪称文学珍闻，作者收集了他日夜研读的各种特殊收获。他虽剽窃奥卢斯·杰利乌斯（Aulus Gellius）的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也就是将他的材料变成真人之间的假对话——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叙马库斯、弗拉维安、塞尔维乌斯及其他人——这些人聚在一起，以美酒、佳肴及博学的谈话庆祝为期三天的农神节。一位医生迪萨里乌斯（Disarius）被问到了某些医学上的问题：简单的饮食是否胜过丰富的饮食？——为什么妇人甚少喝醉酒，而年纪大的男人则经常喝醉？——妇人天性较男人冷静或暴烈？还有对历法的讨论，长篇大论地分析诗人维吉尔使用的字汇、文法、文体、哲学及抄袭；各时代名言的收集；论佳肴和山珍海味。晚间，这些学者则喜欢谈些较轻松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害羞会脸红而恐惧则面色苍白？——为什么秃头现象始自头顶？——鸡与蛋，何者先有？在这个杂集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崇高的文字，例如元老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Praetextatus）在谈到奴隶制度时说：
我对人的尊重不是依据他的地位，而是依据他的礼貌和道德。前者缘自机遇，后者来自个性……埃万耶卢斯，你要结交朋友，不但要在会堂或元老院去找，而且要求诸自己的家庭。善待你的奴隶，容许他与你交谈，有时甚至与他推心置腹，我们祖先曾去除主人的高傲和奴隶的自卑，而称前者为家长（pater familias），后者为家庭之一员（familiaris）。你的奴隶将因此更尊敬你而非惧怕你。
约394年，与上述类似的一些人，接受一位为罗马城的光辉咏唱最后诗篇的诗人加入他们的圈子。克劳狄乌斯·克劳狄安努斯（Claudius Claudianus）即克劳狄安，和阿米阿努斯一样，他们都出生于东方，以希腊语为母语；但是他一定早年便学过拉丁文，因此能写得如此流利。他在罗马停留了短暂时间后到了米兰，在斯特利考幕下找到了一个职位，成为了霍诺留皇帝的非正式桂冠诗人，还娶了位出身高贵又有钱的太太；克劳狄安胸怀野心，渴望飞黄腾达，不想死后被埋在公共墓地。他写下优美的诗篇颂扬斯特利考，而以极尽辱骂的诗歌攻击他的敌人。400年，他回到了罗马，在一首题为《执政官斯特利考》（“On the Consulate of Stilicho”）的诗中，他写下了可以与维吉尔媲美的永恒之城市的颂词：
执政官几可与众神相比，是地球上最大城市的保护者，其胸怀之广阔非肉眼可以测量，其美非任何想象力可以描绘，无人可以加以适当的赞美，它在众星拱月下立起了金黄头顶，天上七界便是模仿它的七山；它是武器和法律之母，伸张权威于全球，是司法的最早摇篮；它出身寒微，但势力及于两极，力量从一小地方延伸，而与太阳毗邻……它接纳被征服者于其怀中，像位母亲而非皇后，在一共同名字之下护卫整个人类，召集被其击败者共享其公民权，以博爱吸引了遥远的种族。靠着它的和平统治，世界成为我们的家，我们可以四处为家，寻觅地球极北，探访其曾令人畏惧的荒野，而那现在只不过是游乐；靠着它，所有人都可饮用罗讷河之水，畅饮奥龙特斯河之流。靠着它，我们成为一个民族。
满怀感激的元老院在图拉真皇帝会堂为克劳狄安立了像，尊之为“最光荣的诗人”，他的诗结合了维吉尔的美妙措辞和荷马的磅礴气势。他又写了一些获得报酬的诗词之后，即将其才华贯注于《普洛塞皮娜之劫》（The Rape of Proserpine）一书，以足以久久萦系脑际的海陆景象和令人忆起当时希腊爱情传奇的细腻手法重说故事。408年，斯特利考遭到暗杀，他的许多朋友也被逮捕和处决。其后我们就不知克劳狄安的踪迹了。
如同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一样，罗马有相当多的异教徒，到4世纪末，仍有700座异教庙宇矗立在那里。约维安及瓦伦提尼安一世，似乎都未关闭尤里安所开放的异教庙宇。在罗马的异教僧侣仍然（394年）在其圣院中聚会，牧神节（Lupercalia）仍以古老而半野蛮的典礼庆祝，誓言之街（Via Sacra）偶尔回响着预知被驱往神庙作为牺牲的牛的哀鸣。
其后罗马异教徒中最受尊敬的是维提乌斯·普拉埃特克斯塔图斯（Vettius Praetextatus），他是元老院中异教徒多数派领袖。人人都承认他的德行——正直、博学、爱国、美好的家庭生活，有些人将他比为老加图（old Cato）和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但是时至今日，他的朋友叙马库斯更为人熟知，叙马库斯的信札为那些死亡前夕尚自认为能够长生不死的沉迷的贵族社会，描绘出一个美好的景象。他的家人也似乎是长生不死的，他的祖父于330年任执政官，他的父亲于364年任治安官；他本人384年出任治安官，而于391年膺任执政官。他的儿子是司法官，孙子于446年任执政官，曾孙于485年任执政官，玄孙于522年同任执政官。他的财富无数。他在罗马附近有3座别墅，在拉丁姆（Latium）有7座，那不勒斯湾有5座，此外在意大利其他地方还有别墅，因此“他可以在意大利半岛南北旅行，而到处为家”。没有人嫉妒他的财富，因为他为人慷慨，终身读书、为国服务、毫无瑕疵的品德以及数不尽的善行。基督徒和异教徒，野蛮人和罗马人都是他忠实的友人。也许他异教徒身份的重要性超过了爱国者，他觉得他所代表和享受的文化，是与古老宗教不可分割的；他深知两者互为支柱。对古代仪典的忠实，使市民成为自罗马城先祖罗慕路斯至瓦伦提尼安不间断链条中的一环，并会逐渐爱上一千年来如此完美的一个城市和文明。市民们选择昆图斯·奥雷利乌斯·叙马库斯作为他们信奉诸神奋斗的代表并非没有道理。
380年，格拉提安皇帝受到能言善辩的安布罗斯的影响，开始热烈遵奉正统派，宣称所有其统治下的民族均应接受《尼西亚信经》，并指责遵奉其他信仰的人都是疯子。382年他下令帝国或市镇财政当局停止资助异教典礼；没收属于各庙宇和僧院的所有土地；并拆除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9年立在罗马元老院中的胜利女神雕像，已有12代元老在这座雕像面前宣誓效忠于皇帝。元老院指定叙马库斯率领一个代表团向格拉提安说明雕像的问题，格拉提安拒绝接见代表团，并且下令将叙马库斯逐出罗马城（382年）。383年格拉提安被刺身死，满怀希望的元老院派出代表团谒见新皇。叙马库斯在瓦伦提尼安二世面前的陈情被认为是雄辩的杰作。他辩称突然禁止近1000年来维系社会治安与国家威望的宗教信仰，是不妥当的。毕竟，“每个人为寻求真理而走不同的路又有什么关系？只经由一条路，人们绝对无法了解其中的神秘”。
年轻的瓦伦提尼安二世被感动了。安布罗斯告诉我们说，当时御前会议上的基督徒都建议恢复胜利女神雕像，正奉命出使国外的安布罗斯却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函给皇帝，推翻了御前会议的决定。他对叙马库斯的论调一一予以有力还击。事实上，他甚至表示，如果叙马库斯的陈情获准，他便将开除皇帝的教籍。“皇上可以进入教堂，但是将不会有神职人员去接待陛下，或是陛下将会被他们禁止入内。”瓦伦提尼安终于拒绝了元老院的陈情。
393年，意大利的异教徒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冒着一切危险发动了革命。半异教徒的尤金尼乌斯皇帝，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拒绝承认他，但西方的异教徒支持他，恢复了胜利女神雕像在元老院的地位，并扬言在打败狄奥多西之后，他们将把他的马匹关入基督教的教堂。叙马库斯的女婿尼科马库斯·弗拉维安努斯（Nicomachus Flavianus）率领一支军队前往支援尤金尼乌斯，失败后自杀身亡。狄奥多西率军进入罗马，强迫元老院下令废除各种形式的异教信仰（394年）。当阿拉里克洗劫罗马时，异教徒们认为是被他们忽视的诸神震怒，才使罗马遭受此种耻辱。信仰之争粉碎了人民的团结和士气，当侵略浪潮汹涌而至时，他们只能以相互诅咒和不同的祈祷去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