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教产生以前，罗马政府对那些正统宗教以外的信仰大多采取容忍态度，对这些信仰的支持者，并不要求什么，除了偶尔要他们对罗马诸神及皇帝作一些崇拜仪式。在他们统治下的各种信仰，这些皇帝唯独对基督徒和犹太人拒绝加入他们对罗马神灵的献祭感到非常愤怒。那时，在皇帝雕像面前燃烧香料，是一种对整个帝国效忠的表现。教会憎恶罗马人将宗教附属国家的观念，并将敬拜皇帝视为一种多神教及偶像崇拜的行为，告诫他们的信徒不惜任何代价拒绝这种行为。于是，罗马政府认定基督教是一种激烈的运动——目的是要推翻他们已经建立的秩序。
在尼禄王之前，这两派势力还能共同存在，相安无事。这时法律免除犹太人参加崇敬皇帝的仪式，而基督徒初时因为和犹太人混居一处，也享有这种特权。但是彼得、保罗被处死和许多基督徒被烧死，使两派间一向容忍的局面，演变成永无止境的敌对状态与间歇性的战争。这些事以后，基督徒们倾尽全力对抗罗马政府：指责其道德沦丧及盲目崇拜偶像，讥笑其神灵，欢欣于其所受的灾祸，并预言帝国的早衰。由于对信仰的狂热，这些因无法容忍异说而变为偏执的基督徒宣称：凡有机会接受基督但又拒绝他的人，必将遭受永远的折磨；大多数基督徒声言非基督的世界或基督以前的世界均遭同样的命运；只有苏格拉底幸免了。另一方面，异教徒则回报以“人间的渣滓”“无礼的野蛮人”来诅咒基督徒，更指控他们为“人类中可憎的一群”。他们还将帝国的灾难归因于异教神明的愤怒，因为基督徒对他们的毁谤并没有受到国家的干涉。于是民间传出许多有关异教徒与基督徒间互相中伤诽谤的故事。许多罪状都被加诸基督徒身上，诸如行邪术、无私德、在逾越节宴席上饮人血、崇祭驴子等。
他们之间的极深歧见，并不只是好斗而已。异教徒文明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宗教之上。对一个罗马人来说，他的宗教只是政府结构和仪式的一部分，而他崇高的道德标准则止于爱国心。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宗教是与政治社会分离且超越政治社会的，他最崇高的忠心是属于基督而不是恺撒的。德尔图良曾定下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谕旨：任何人都不需要遵守他认为不公平的法律。基督徒尊敬他的主教，甚至于他的执事，都远超过罗马的地方官员，并将他们基督徒间的法律问题交给教会处理，而不求诸官方。他们这种不过问世事的态度，在异教徒看来是逃避公民应尽的义务，减弱国家的本质与意向。德尔图良劝告基督徒们不要服兵役，后来塞尔苏斯就以许多人听从德尔图良的建议为证据，提出诉讼，以期终止这种拒服兵役的举动，而俄利根则答道：“虽然基督徒拒绝为帝国出战，但他们会为帝国祈祷。”基督徒的领袖劝导他们的信徒避免与非基督徒为伍，避免参加他们各种不人道的竞技会，及那些表演猥亵的戏院。与非基督徒间的婚姻是绝对禁止的。那些身为奴隶的基督徒，被人控告因改变主人的孩子或妻子的信仰而导致家庭的失和。基督教于是又被控以破坏家庭的罪名。
基督教的反对力量，来自人民的更甚于国家。因为罗马官员们都是有教养、能容忍的人，而大多数的异教百姓却憎恶基督徒们的脱俗、超群与坚定的信心，他们纷纷要求当局以侮辱神明的罪状，惩罚那些“无神论者”。德尔图良注意到“民众的怨恨已渐渐转向我们了”。从尼禄王起，罗马法律似乎已规定所有宣称为基督徒者皆处以死刑，但大多数的皇帝常有意疏忽这条法律。因为一旦被控，基督徒们都可以在帝王的雕像前烧香而免罪。很显然，他们仍可以做基督徒要做的事。那些拒绝进香的就被监禁、鞭打、放逐或罚做矿工，甚至被处死刑，但这种情形较少。多米提安曾驱逐一些基督徒出罗马，但“因本性尚属善良”，德尔图良说道，“他很快地就停止了他的所为，招回那些被放逐者”。普林尼那时以一个业余者非正式的身份来执行这项法律（公元111年），且看他给图拉真的信：
我调查那些被告发为基督徒的方法是这样的：先问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承认，再重复问两次，并以死刑加以威胁；假如仍坚持下去的，我就下令将他们处刑……那些几乎为人们所摒弃的庙宇，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常去之处了……那些从前无人问津的动物，现在已成了祭祀时不可或缺的祭品了。
图拉真的回信：
你在调查基督教徒这件事上所用的方法是非常适当的……“对这些人不可作不必要的搜查”；当被告发而真的有罪时，他们必将遭受刑罚；但如被告否认他是基督徒，并拿出证据……并敬拜我们的神，他可被释放……任何没有控告者签名的资料，都不可作为反对任何人的证据。
上述引文显示了图拉真只是勉强地执行这道早已存在的法令。然而，我们听说在他执政期间曾有两位著名的殉道者：一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西蒙，另一位是安条克主教伊格内修斯。可能还有其他默默无名的殉道者。
哈德良皇帝是个怀疑论者，能接受各种观念，指示他的部下对基督徒宽容一些。但到了较严正虔诚的安东尼时，对基督徒又加逼迫。在士麦那，群众要求亚西阿克（Asiarch）的菲利普执行这项法律，他就在竞技场将11名基督徒处决（公元155年）。那些狂暴的群众更加激动，他们叫喊着要置波利卡普主教于死地。波利卡普是个品德高尚、已届86岁的老圣徒，传说他在年轻时认识使徒约翰。罗马士兵在郊外的一个隐蔽所捉到他，他毫无抵抗地被带到亚西阿克。菲利普逼他道：“发誓赌咒，辱骂基督，我就放你走。”在《殉道者行传》（Acts of the Martyrs）中记载着波利卡普的回答：“86年来，我侍奉我的主，他从未加害于我，我怎能亵渎救我的主呢？”群众叫喊着要将他活活烧死。在基督教见诸文字的资料中，记载着火焰无法烧到他，“但他像面包在火中被烤；我们还闻到一股像燃香或其他高级香料所发出的馨香之气。最后，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叫一个刽子手将他刺死。当刽子手刺下时，飞出一对鸽子，并流出大量的血，将火熄灭了，群众哗然”。
品行高洁的奥勒留在位时，对基督徒的逼迫又重新修订了。当饥荒、洪水、鼠疫与战争不断发生，倾覆了这个一度欢乐的王国，流言传说这些灾祸是起于对罗马神明的否认与忽视。奥勒留也震慑于此，在公元177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凡以新的教义“鼓动心理不平衡的人”，而造成骚动的宗派，必将受到惩罚。同年，在里昂和维也纳两地，愤怒的异教徒们发动了一次针对基督徒的暴动，只要信徒们稍离家门，就会遭受石击。罗马皇帝派到里昂的官员下令逮捕当地基督教的领袖——90岁的主教波蒂努斯，后因酷刑死于狱中。他们又派了一个使者到罗马，请皇帝指示如何处置那些在监狱中的人犯。奥勒留下令凡否认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可以释放，而自认为基督徒的人，依法处死。
每年一度的节日在里昂举行，代表们从高卢拥向省城里昂。在庆祝会的高潮，那些基督徒犯人被带进竞技场中受审。凡改变初衷的就被释放，47个坚持者都被以各种不同的残暴酷刑杀死了。阿塔鲁斯在基督徒的社会中，地位仅次于波蒂努斯，被迫坐在一个烧红的铁椅上活活烤死。布兰迪娜（Blandina）是一个女奴，每天从早到晚受尽酷刑，然后被绑入大袋中，摔入竞技场中，被牛用角触死。她的刚毅不屈使基督徒们相信，基督已使他的殉道者无感于痛苦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兴奋或恐惧过度，也是对痛苦无法感受的。德尔图良说：“基督徒们，即使在受刑将死时，仍会感谢基督。”
在康茂德的统治下，对基督徒的逼迫减轻了。到塞维鲁斯时又重新开始逼迫信徒，甚至受洗礼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公元203年，许多基督徒在迦太基殉道。其中一个年轻母亲叫佩尔佩图阿，留下一段她被囚期间的感人故事。她的父亲恳求她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但她终于与另一位年轻母亲被一只公牛掀倒并用角刺死。在她后来的受审中，我们听说她精神恍惚地说：“我们何时被抛出去？”传说告诉我们她是如何引导那位极其不忍心的角斗士，将他的刀刺向她的喉咙的。叙利亚的各女皇模仿塞维鲁斯，对罗马神明并不表示关心，而对基督教也不闻不问地加以容忍。直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斯在位时，各个敌对的信仰间才好像建立了和平关系。
蛮族的再度进犯，终止了这段暂时的休战时期。为了了解在德西乌斯统治下的逼迫，我们必须想象一个在连绵战火中的国家，一面惊惧于严重的挫败，一面防备敌人的进犯。公元249年，一股宗教的狂热横扫罗马帝国，男女老少齐集到庙宇，去崇祭神明。在这爱国狂热与恐惧中，唯独基督徒例外，仍然厌憎与拒服兵役，谩骂诸神，并将帝国的崩溃解释为预言中“巴比伦”倾倒及基督二次降临的序幕。德西乌斯利用群众激动的心情作为促使国家团结及对国家忠贞的一个机会，他颁布了一道令谕，要求所有王国内的居民对罗马诸神表示尊敬。当然，这并不是要基督徒放弃本身的信仰，但他们必须加入全国性的祈求会，祈求那些人民所信仰，而经常拯救罗马帝国的诸神。大部分基督徒都同意了。在亚历山大港，戴奥尼西主教说：“背教的情形极其普遍。”在迦太基与士麦那也是如此。或许这些基督徒认为祈求会是一种爱国的表示。但在耶路撒冷与安条克的主教死在狱中后，罗马与图卢兹的主教也被处死（公元250年）。成百的罗马基督徒被关在地牢里，他们中一些被砍头，一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一些在周末或假日时被抛给野兽吞食。一年后，逼迫情形减少了。到公元251年的复活节几乎消除殆尽。
6年后，瓦莱里安在位时，面临蛮族另一次入侵的危机，帝国又陷入恐怖状态，皇帝下令“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罗马帝国的仪式”，禁止任何基督徒的集会。教皇西克斯图斯二世（Sixtus Ⅱ）抗拒这项命令，他与四个辅祭同时被处死刑。迦太基的主教西普西安被砍头，塔拉戈那的主教被活活烧死。公元261年，加列努斯发表了第一个对基督徒容忍的令谕，视基督教为一种认可的宗教，并且下令凡从基督徒没收的财产应全数归还。这以后的40年中，偶有少数逼迫事件发生，但大致说来，这数十年给予基督教前所未有的安宁，并使其快速地成长。3世纪的暴乱、恐怖使得民心由衰败的帝国转而寻求宗教的慰藉，并发现他们在基督教中所得的，确实比在其他敌对的宗教中更丰盛。教会中富有的信徒出资建筑大教堂，并允许所有信徒分享其中的欢乐。不受欢迎的神学逐渐在人们中消失。基督徒与异教徒们相处得更融洽了，甚至互通婚姻。到了戴克里先时的东方君主政体，似乎命定要去巩固宗教的安全、和平，如同政治上的安全与和平一般。
然而，加莱里乌斯却视基督教为君主专制的最后阻碍，鼓动他的皇帝恢复人们对罗马诸神的崇拜。戴克里先迟疑不定，他不愿作不必要的冒险，并比加莱里乌斯更确切地估计过此种工作的艰巨。但有一天，在帝国的祭典中，基督徒们做了一个十字架以驱走邪魔，当占卜师在献祭牲畜的肝脏上找不到他们所要说明的记号时，他们就罪责邪教信徒及不信者的在场。戴克里先下令所有参加祭典的人都必须向诸神献祭，否则将遭受鞭打，所有士兵同样得遵命而行，否则就被开除（公元302年）。说也奇怪，基督教的作家竟与异教祭司们的看法一致。拉克坦提乌斯说：“基督徒的祈祷，冷落了罗马诸神。”而戴奥尼西在30年前也这样写过。加莱里乌斯抓住每个机会，向皇帝游说宗教团结这新兴君主国的重要性，最后戴克里先终于被说服了。公元302年2月，四位统治者下令拆毁所有基督教教堂，烧毁有关基督教的书籍，解散基督教集会，没收他们的财产，排斥基督徒担任公职，如发现他们聚会就处以死刑。此令既出，一队士兵开始行动，首先焚毁尼科美狄亚的大教堂。
但这时基督徒为数众多，足可起而反抗。革命运动终于在叙利亚爆发了，在尼科美狄亚，纵火者曾两次放火焚烧戴克里先的宫殿。加莱里乌斯控诉基督徒纵火。但他们反过来指控他对基督徒的暴行。成百的基督徒于是被捕受刑，但无法定他们的罪名。到了9月，戴克里先下令，被囚的基督徒，凡愿意崇拜罗马神明的就可释放，拒绝者将遭受各种刑罚。由于群众藐视他的命令，激怒了他，于是他命令各省长官，挨户搜查所有基督徒，然后用各种方法强迫他们崇拜诸神。最后，或许是想将这棘手的问题留给他的继位者，他宣告退位。
马克西米安在意大利，以军事上彻底准确的作风严格地执行命令，加莱里乌斯登基后，在东罗马帝国支持各种迫害事件。除了高卢和大不列颠外，各地殉道者不断地激增。尤西比乌斯告诉说（或许他由于愤慨而有些夸张），基督徒被鞭打至皮肉裂开，伤口又被倒以盐、醋，肉一块块地被割下来喂野兽，或绑在十字架上让饥饿的野兽撕食，有些犯人的手指被箭射穿，有些被绑着手脚吊起来，有些喉咙里被灌入熔化了的铅，有些被砍头，有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被棒子打死，还有被四分五裂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异教徒的作品中却找不到。
对基督徒的迫害持续了8年，使基督徒不论是正统的或是异端的被害者达到将近1500人。更有许多难以计算的人遭受各样的迫害。成千个基督徒变节。传说甚至罗马主教马尔塞林努斯也被迫否认他的信仰，但大多数被迫害者都宁死不屈。那些在痛苦折磨下仍不变初衷的忠贞事迹，坚定了信心动摇的信徒，并且赢得了更多人士的信仰。当各种蛮横暴行不断地加诸基督徒身上时，激起了异教徒的同情。任何一个正直善良的公民都有勇气反抗、批评那凶狠的压力。从前人们鼓动政府毁灭基督教，而现在却不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上，许多异教徒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基督徒，直到危险过后。公元311年，加莱里乌斯患了一种致命的病，自认对基督教的政策失败了，于是接受了妻子的劝诫向基督教妥协，颁布一项令谕，承认基督教是合法的宗教，并要求基督徒们为他祈祷。
戴克里先的迫害，是对教会最大的一次考验，也使教会获得了最大的胜利。然而，在迫害的初期，由于信徒们经过半世纪安逸的日子，各种天然缺点逐渐暴露，使基督教的力量暂时削弱。但很快这些叛教者向教会忏悔，并要求重新加入教会。由于那些已死的殉道者和为基督受苦的“忏悔者”忠贞的事迹，使得他们的信仰能在各地传开。而这些殉道者的行为借着夸张的叙述及动人的故事在唤醒与坚定基督徒的信仰上扮演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德尔图良曾说：“殉道者的血，好似一粒粒的种子。”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出戏能比这伟大，这些少数的基督徒连遭数位皇帝压迫、轻蔑，不屈不挠地忍受所有的考验，默默地增加人数。当敌人混乱时，他们却在内部建立起秩序，以言词对抗武力，盼望对抗残暴，最后击败了这个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恺撒与基督在斗技场上对势，胜利终属于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