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塔克经历过当时的两大运动：宗教复苏及希腊文学和哲学的文艺复兴运动。前者是普遍性的，后者只限于雅典和希腊东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6个繁荣的城市，但对希腊的思想没有什么贡献。帕特拉之所以能在罗马和中世纪历史上，甚至迄今仍然存在，是由于其西部商业和繁忙的纺织工业。奥林匹亚的繁荣，是靠参观菲狄阿斯的宙斯雕像或到奥林匹克赛会旅游的客人来维持。在希腊历史上，最轻松愉快的事就是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各种比赛，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到394年，由罗马狄奥多修斯大帝（Theodosius）予以终止。在希腊历史学家普罗迪科斯（Prodicus）和希罗多德时代，有许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前来对参加盛会的大众发表演讲。据狄奥·克力索斯托（Dio Chrysostom）描述，作家在对过往的听众宣读其“愚昧的作品”，诗人在朗诵诗歌，演说家在慷慨陈词，“许多诡辩学家，就像美丽的孔雀一样”，在向群众振翅，故弄玄虚，但他所证明的，也不过是如同休息一样的肃静平凡。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描写观众都拥挤在无棚的看台上，汗流浃背，受太阳的炙烤或雨淋，在兴奋激动之余，忘了一切。当每一次竞赛结束之时，就引起一阵骚动和呼叫。原来在尼米亚、科林斯地峡、德尔菲和雅典娜大道等地举行的各项赛会，仍然继续不辍；同时增加各种新的竞赛，如哈德良时代的泛希腊赛会；其中有许多包括诗歌、演说或音乐的竞赛。在希腊讽刺文作家卢奇安的著作中，有一个剧中人问：“在各项大的庆祝节目中，你岂能不听听古典音乐？”此外，还有竞技搏斗的活动，也被介绍到科林斯的罗马殖民地，其后扩散到其他各个城市，直到酒神剧场被屠杀污染为止。许多希腊人——狄翁、卢奇安和普鲁塔克都曾抗议过对神的亵渎。犬儒学派哲学家狄摩那克斯要求雅典人在尚未打倒雅典可怜的祭坛以前，不准谈革新；但罗马的各种赛会，仍然在希腊各地继续举行，直到基督教的全盛时期为止。
斯巴达和阿尔戈斯仍然保持正常的活动；埃皮达鲁斯城，因为病患的到来及前往古希腊医神阿斯库拉庇乌斯庙（Asclepius）参观者的络绎不绝而发迹；科林斯则由于控制着越过海峡的贸易，经恺撒之重建后，一个半世纪以内，成为希腊最富庶的城市。但因其人口复杂，种族不同（其中大部分都是离乡背井、道德沦落的罗马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和埃及人），他们重商业利益、享乐、不讲道义。爱神阿佛洛狄忒旧庙仍然是科林斯色情业的中心，营业不衰。据罗马哲学家阿普利亚描写，他在科林斯所听过的豪华舞曲，正代表着帕里斯的评价：“爱神维纳斯，除其美好的腰际有一点丝质的薄衣覆盖而外，全身赤裸；而这袭亵衣却在随风飘荡。”自古希腊名女阿斯帕西娅（Aspasia）以后，科林斯的风尚就未有过改变。
从迈加拉进入阿提卡，沿途的农村一片荒凉，为穷困的一大景象。伐林、腐朽和矿藏的枯竭所造成的战争、移民、捐税及种族的自杀事件，致使罗马的和平难于实现。在阿提卡地区，只有两个繁荣的城市：艾留西斯城（Eleusis，由于其神圣的宗教仪式，每年都吸引许多谋利的人到那里去），雅典则为古希腊的教育文化中心。雅典的古代制度——执政会议、代表大会、执政官——仍然在发挥作用。罗马已把阿雷奥帕古斯（Areopagus）初期作为裁判所及保障财产的地位予以恢复。统治者如安条克四世（叙利亚国王）、罗马犹太国王希律大帝（Herod the Great）、奥古斯都以及哈德良等，都曾与百万富翁如希罗德·阿提库斯（Herodes Atticus）竞争为该城捐赠行善。希罗德以大理石重建大竞技场，几乎挖空了彭特利库斯山，并在卫城山麓筑诗歌朗诵台，或音乐厅。哈德良则拨款完成奥林匹亚神殿的建造，使天神宙斯获得安息之所，以纪念其盛年时期的冒险犯难精神。
同时，雅典人在文学、哲学和教育方面，并不作沽名钓誉的竞争，使许多有钱的青年和学者都能到学校去。雅典大学有教席10名，由市政当局或皇帝捐赠，并设立私人讲座和家教私塾，主讲文学、语言学、修辞、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和法律——通常在竞技场或剧场，有时也在庙宇或家中讲授。除演讲术或法律以外，所讲授的课程多不考虑训练学生谋生的技能。其主要目的是修炼学生身心，增进其理解能力及道德观念的灌输。这种教育使其产生了许多极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但也产生了无数陈词滥调，在哲学和宗教上制造了错综复杂的理论。
雅典有大部分的收入要依赖学生，所以要忍受各种笑谑的生活方式。“新生”要受到玩笑的愚弄，以至伤害到一般的市民。不同派别教授的学生，变成激进的行动队，相互攻击，有时还发生类似今天青年学生在校园里“争夺手杖”等的暴乱。有些学生认为，他们在城里与妓女、赌徒厮混，要比跟哲学教授学习获益多。我们从阿尔西夫龙（Alciphron）所获得的资料得知，那些妓女们把教授当作不解风情和无能的对手。但在师生之间，常常也有一种欢愉的友谊存在。有许多老师邀请学生共进餐宴，指导学生阅读，探访病中的学生，并常常将学生进步的情形传报家长。除少数教授支领国家的薪金以外，大多数的教师均以学生所缴的费用为生。其中有四所讲授哲学的学校，校长的年薪为1万德拉克马（6000美元），由帝国的国库支付。
在这样的环境刺激之下，“第二个诡辩”时期发展起来了——相互抗衡的演说家与哲学家在有精神或物质的报酬时，往来于各个城市，发表演说，教授学生，在法庭辩护案件，住在富豪人家，担任精神顾问，有时也在各城邦担任荣誉特使。在公元初3个世纪期间，整个罗马帝国都非常盛行这种运动，尤以希腊世界为最。据狄翁说，当时的哲学家多如补鞋匠。新派诡辩学家也和旧派的人士一样，没有共同的主义，以能言善辩著称，吸引大量听众，因而在许多情形中，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或为皇室所喜爱，或因而致富。但他们与早期的诡辩家不同，很少提出宗教或道德的问题；他们比较重视形式和风格，着重演说的技巧，而不注意已经动摇的世界信仰和道德的大问题。诚然，新派的诡辩学家是热爱古代信念的卫道者。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为我们这个世纪保存了主要诡辩家的生活方式。有例为证：提尔（布匿城邦之一，在今黎巴嫩南面）的阿德里安（Adrian）在雅典攻读修辞学，后来成为当地的修辞学泰斗；他在就职演说词中曾很自豪地说：“文学又再次来自布匿。”他乘坐备有银制马具的车子去演讲，穿戴华丽，珠光闪闪。罗马皇帝奥勒留过访雅典时，曾以难题要阿德里安即席发表演说，以考验其才华。阿德里安就以该命题发表演说，确实不凡。因此，奥勒留即赏以各种荣誉，金、银、住宅和奴隶，应有尽有，并擢升他在罗马主办修辞讲座。虽然阿德里安用希腊语主讲，但其演讲之动听，确实非常吸引人，致使议员们都宁愿休会，老百姓也放弃欣赏哑剧的机会，去听他演讲。像这样的行业，几乎宣布了哲学的死刑。因为哲学已为修辞学的浪潮所吞没，当它学习表达时已停止了思考。
另外一个极端是犬儒学派。我们曾在别处有所讨论——他们穿着破烂，胡须、头发散乱，随身携带着行囊、手杖，生活俭朴，有时甚为猥琐。他们过着和托钵僧侣一样的生活，有一个僧侣团的组织，新皈依和长者的阶级不同，不结婚，也不工作，蔑视文明的习俗与虚伪。他们谴责所有政府均为强盗与赘物，嘲笑所有的神谕、神秘的宗教仪式和神灵。人人都嘲笑他们，尤以诡辩家卢奇安最为露骨。不过，卢奇安对狄摩那克斯也极为钦仰，因为他是受过教育的犬儒学派，放弃其财富，在恬静的穷困中生活。狄摩那克斯一生（公元50—150年）都在帮助别人，为敌对的个人及城邦调解争端；雅典人对任何事物都要嘲笑，但对他很尊敬。由于他拒绝对神奉献牲品，曾遭受雅典法庭的起诉，他以众神并不需要奉献及宗教对一切都仁慈作辩护，获得无罪的判决。凡雅典国民会议遇有争论时，只要他一出现，即足以使其争议缓和。因此，他不发一言，就离开了会场。在其年迈之时，他的习惯是不请而随意到人家里去食宿，但雅典的每一家庭都在寻求此荣誉。卢奇安对佩维格里努斯（Pevegrinus）极不同情，因其曾试图皈依基督教，放弃其接受犬儒学派的支配，谴诋罗马，呼吁所有希腊人起来反抗，并摆好自焚的柴堆，点火自焚，而在火焰中化为灰烬（公元165年），使奥林匹亚的集会大为震惊。犬儒学派如此轻蔑生命和财富，他们为基督教会的僧侣们铺设了道路。
韦斯巴芗、哈德良和奥勒留在雅典设立哲学讲座时，对犬儒学派和怀疑学派都未加以注意。他们承认的只有四个思想的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禁欲学派（斯多葛学派）及享乐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柏拉图学派曾将柏拉图对理性的信仰，冲淡为卡涅阿德斯的普遍怀疑论；但后者逝世以后，该学派又趋向于正统主义，阿斯卡隆的安条克又回复到柏拉图对理性、不朽和神的各个观念。他曾在柏拉图学院教过西塞罗。亚里士多德书院当时正专注于泰奥弗拉斯托斯对传统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作过于虔敬的评论。伊壁鸠鲁学派处在当时的宗教时代，正逐渐衰微。
斯多葛主义在很久以来，一直是占尽优势的哲学。它早期极为严正的完美主义，因受到帕那提奥斯（Panaetius）和波塞多尼乌斯两人的影响，变得温和了。他们都是罗得斯岛人，帕那提奥斯于西庇阿逝世（公元前129年）后回到雅典，担任斯多葛派首领。他把上帝解释为充满在所有事物中的物质精神或生命。故其出现在植物中，则为生长的力量；在动物中，则为灵魂；在人类的心灵中，则为理性。他的继承者将这种模糊的泛神论发展为比较明确的宗教哲学。这种在道德上修行的斯多葛理论，逐渐演变而接近于犬儒学派的禁欲主义。据一位观察者说，在2世纪，犬儒学派与斯多葛主义者所不同的，只在穿着破烂的外套而已。在爱比克泰德时代，也和奥勒留时代一样，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两种运动正向基督教的教义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