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决定不征服日耳曼人，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若日耳曼人被征服，并像高卢一样被加以罗马化，则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就可能只有一个组织、一个政府、一种古典文化、一种语言了。而且，中欧本应该成为对抗东部游牧民族的一个缓冲地区，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对日耳曼人的压力曾引起日耳曼人对意大利的入侵。
我们称他们为日耳曼人，他们自己却从未用过这个名称，而且也没有人知道其由来和时间。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他们是在欧洲莱茵河与维斯图拉河（Vistula）间，多瑙河和北海（North Sea）与波罗的海（Baltic Sea）间各独立部落的混杂人种。自奥古斯都至奥勒留的两个世纪中，他们逐渐地由漂泊的牧猎生活改变为从事农耕的村落生活。但他们在那时候还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等到他们很快地把所耕种的土地用尽时，他们就继续迁移，以武力征服新的土地。如果我们能够相信塔西佗的话，那么战争就是日耳曼人的酒和肉：
开垦土地，期待四季正常的生产，并不是日耳曼人的行为准则。你将更容易地说服其去攻击敌人，在战场上流血，争取荣誉。以流汗的方式去获得要流血才可以获得的东西，在日耳曼人看来，是军人不值一试的懒惰行为。
罗马的历史学家，在悲叹其民族在奢侈与和平享乐的状态下腐败、衰落之余，用道学家的口吻，描绘日耳曼人的好战本性及女人用热情去鼓励他们上战场和并肩作战的情形。临阵退却对日耳曼人来说，乃是终身的耻辱，其中还有许多因而自杀的情形。在斯特拉博笔下的日耳曼人，“比高卢人更野蛮，更高大”。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似曾读过塔西佗的作品，他的预言总结为：“对于那些身体强壮的人，以及那些不适于享乐、奢侈和具有财富的人而言，只要多加一点奇妙的技巧和纪律——我就没有什么可说了。你们（罗马人）只要能恢复祖先的美德，就可以对付他们，而立于不败之地了。”
据塔西佗报道：在平时，这些战士是相当懒散的。他们以吃大餐和喝大量的啤酒过日子（可能在狩猎或收获之后），家事则任由妇孺去做。日耳曼人娶妻，以牛或武器做礼品，向女方父亲购买而来。对其妻子和子女操有生杀大权，但应获得其部落代表大会的许可。虽然如此，妇女们仍具有崇高的荣誉，并经常被请来裁决部落的各种纠纷。妇女们也和丈夫一样，可以自由与其丈夫离婚。有些部落酋长为多妻制，但普通的日耳曼人家庭则为一夫一妻制，并维持崇高的婚姻道德（我们可以深信）。通奸罪，“很少听到”。关于妇女方面的惩罚，是剪去其头发，并令其裸体通过大街，边跑边被追打。妻子愿意的话，得准予堕胎，但一般人都生有许多子女。无子女的男人很少；家庭的财产由父子继承，世代相传。
日耳曼的人口，包括四个阶级：（1）不自由的人，其中有些为奴隶，大部分都是农奴，限于在土地上工作，并向地主缴纳产品；（2）恢复自由的奴隶——不享受特权的土地承租人；（3）自由人——地主和武士；（4）贵族——其家庭是来自神的地主，但其权力为世袭，并有武装的侍卫保护。部落代表大会由贵族、侍卫和自由人组成。他们携带武器出席会议，选举酋长或国王。通过议案时，则以矛相击，发出铿锵声，或以多数人沉重的喉声表示拒绝。第二和第三类的人，部分从事日耳曼人所擅长的手工和冶矿工业，第四类的人，提供封建制度下日耳曼的地主和武士。
对于这样简单的社会组织而言，实际上很少有什么高级的文化产生。在这一时期，宗教也只限于由对自然的崇拜，转而膜拜神人同形的神祇。塔西佗称他们为战神马尔斯、信使墨丘利及大力士海格力斯——可能是指Tiu（胜利之神Tyr）、Wodin（战神Odin）和Donar（雷神Tor）；我们仍然在不知不觉中，每周有四天的日子来纪念他们和爱神芙蕾雅（Freya）。有一位女神赫莎（Hertha，大地之母），在处女时，因天神而受孕怀胎；由于各个不同的仙女、小妖精、水妖、巨人和矮子而产生了各种幻想和需要。祭祀战神沃丁（Wodin）要用人类为牺牲，对其他诸神，则奉以味美的动物为祭品。日耳曼人的崇拜，选择在森林中的旷野举行，因为他们认为，把大自然的精神局限于人类手造的住宅，是悖逆情理的事情。他们没有像高卢或不列颠僧侣那样掌有大权的祭司阶级，但也有男女传教士，主持宗教仪式，或权充法官审理刑事案件，及以研究白马的动作和马嘶的情形来占卜未来的凶吉。他们也像高卢人一样，有专以吟诗讴歌为业者，以粗犷的音调朗诵各部落的传奇古谈。他们也有少数能写能读的人，并把拉丁字母修改为日耳曼的“文字”。他们的艺术作品，简单朴素，但他们也有用黄金做成的作品，技术精巧。
罗马兵团自日耳曼撤出时，仍然保留对莱茵河流域的控制，并将其广大的谷地分为两个行省——上日耳曼和下日耳曼。后者包括荷兰和科隆以南至莱茵兰的地区。这里过去是个很美的城市，罗马人称之为科洛尼亚·阿格丽品西斯（Colonia Agrippinensis），是尼禄的诞生地，曾被尼禄作为纪念其母亲的殖民地（公元50年）；50年以后，成为莱茵兰最富庶的新殖民地。上日耳曼省，由莱茵河南行，经莫冈提亚库姆（Moguntiacum，今梅因斯）、阿夸埃·奥勒利亚（Aquae Aurelia，今巴登巴登）、阿根托拉图姆（Argentoratum，今斯特拉斯堡）和奥古斯塔、劳里科努姆（Rauricorum，今奥格斯特），到文多尼萨（Vindonissa，今温迪斯格），几乎所有这些城市，一般都有许多庙宇、公共会堂、剧场、浴室和公共雕像的建筑。罗马派去防卫莱茵河的兵团人员，有许多都住在营外，与日耳曼的女人结婚，等到兵役终了时，就留下来在那里定居。在罗马时代，莱茵兰可能就像在19世纪以前的任何时期一样，人口稠密，物产丰富。
据我们所知，罗马的军事工程人员曾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筑有一条有城堡的道路和300英里长的城垣，每隔9英里，就有一个城堡。它对罗马的贡献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在罗马人的生育率远落后于日耳曼人时，却很少有什么用处了。尤其是多瑙河，虽被古人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其边防的作用却更脆弱。多瑙河以南是半开化的各省：瑞提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大约包括在我们年轻时代所知道的奥地利、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罗马人在现代的奥格斯堡（奥古斯都城）所在地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文德利科努姆（Vindelicorum），作为从意大利通过布伦纳山口到多瑙河这条通路上的主要驿站。沿多瑙河，他们建立了两个筑有城堡的城市——一个是今为维也纳的文多博纳（Vindobona），另一个在布达（Buda）城鸟瞰佩斯（Pesth）城高地的阿昆克（Aquincum）。在潘诺尼亚东南，以及现为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西的萨沃河（Save River）上的锡尔米姆（Sirmium），即今天的米特罗维卡，成为戴克里先时代所征服的四个首府之一。在潘诺尼亚以南的达尔马提亚省，由于罗马人、希腊人和当地人经商的努力，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发展的港口有塞罗纳（Salona，今斯培拉托）、阿波罗尼亚（近瓦罗纳）和都拉基乌姆（今都拉索）。罗马帝国时代最强悍的军士，都是来自多瑙河以南的这几个省份。而且，在3世纪，也是由于这些地方诞生的军人皇帝，才能在两百年来阻挡住蛮族侵入的灾祸。潘诺尼亚以东，是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其首府萨米泽格图萨目前业已消失。在莫西亚（Moesia）的南部与东部地区的多瑙河上，有两个足以自夸的城市——辛吉杜努姆（Singidunum，今贝尔格莱德）和特罗埃斯米斯（Troesmis，今伊格里萨）；一个靠近伊斯克尔河（Isker）的撒尔底迦（Sardica，今索非亚）；在黑海海岸有三个主要城市：伊斯特努斯城、托米城（今康斯坦察）和奥德苏埃城。在这些深受蹂躏的殖民地，企图以希腊的文化和罗马的武力来征服那些在大河以北生长和游牧的哥特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及其他蛮族的努力终于落空。
罗马无法使这些在多瑙河以南的各省开化，是导致其败亡的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古老强大的民族来说，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难以完成。因为这个伟大民族的活力，正随着其毫无生气的享受而逐渐消失。但在北部的部落，因有强健的体格，冒险犯难的精神蓬勃。直到图拉真以金钱补助萨尔马特人来获得和平时，才是罗马衰亡的开始。当奥勒留以成千的日耳曼人移入罗马帝国定居时，罗马的堤防就已决口。日耳曼军人被欢迎进入罗马的军队，并晋升为指挥官。因此，意大利人的家族就逐渐衰微，而大量的日耳曼人却在意大利成家立业。在此情况下，罗马化的运动便背道而驰：蛮族人反而同化罗马人了。
但无论如何，西方（如果非北方的话）能获得古希腊和罗马的遗产，就是非常宝贵的成就了。至少，也许在战争的痛苦中产生了获得和平的艺术；而且，人类能够将其刀枪改造为犁头，不致使城市的安逸和贫穷的地方腐烂。当蛮族的祸患衰退时，由于西班牙和高卢地区的活力，可能产生一种新文化。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暴君的种子，也可能会在残酷无情的罗马兵团所到之处，带来罗马的法律及令人激励的希腊文化，使其开花结果，并获得宽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