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的道德生活方面，女孩从小就被小心地保护着，男孩则受到较宽松的监督。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宽容地准许男性寻花问柳。妓院是合法的，但受限制，法律规定只能设在城墙之外，只许夜间开放。妓女要到民政官那里登记，并且要穿着制服，而不能穿长外衣。有些妇女登记为妓女，以避免通奸被捉时受到法律惩罚。价格时有调整，以便适应各种顾客的能力范围，并有所差别；我们曾听说过有“有1/4铜钱的女人”（quarter-of-an-as woman）这句话。之后，又增加了有学问的娼妓，想以诗歌、音乐、舞蹈及文雅的谈吐赢得顾客的心。我们无须到城墙外面去，便能找到这一类或其他容易追求的仕女。奥维德向我们保证，在门廊下、马戏场、剧院中，都能邂逅她们，她们简直“多如星辰”。尤维纳利斯发现她们在寺院的辖区内，特别是在慈祥的女神伊希斯庙中寻欢。基督徒作家用责备的口吻说，娼妓出现在内殿之中及罗马神殿的圣坛间。
男妓也有，虽为法律所禁止，但为风俗所容忍，同性恋随东方的狂放而盛行。贺拉斯唱着（为谁唱呢？）：“我深中爱的利刃，因为吕西斯库斯温柔地说，要胜过任何女人。”出于这种热情，他才能“为仕女或纤弱青年的火焰”所解脱。马提雅尔最具讽刺的短诗，是关于鸡奸的。尤维纳利斯未出版的讽刺诗，代表了一位妇女反对这种恶行竞争的怨言。《普里阿普斯颂诗》（Priapeia）是本价值低劣、男女不分的色情诗集，泛滥在世故的年轻人与不成熟的成人中。
然而，婚姻却对这些不正常的发泄勇敢地发起挑战，在焦心的父母和婚姻掮客的协助之下，至少能为每一位少女找到一个临时丈夫。如果到了19岁还没结婚的话，女性已被认为是“老处女”，但这仅属少数。订婚的双方彼此很少见面，也没有追求这回事，甚至情书往来都没有。塞涅卡怨尤地说：“任何事情都是先试后买，只有新郎不能先试新娘。”甚至婚前情感上的爱恋也是不寻常的。情诗是献给已婚妇人的，或是赠给诗人从未想到与之婚嫁的女人。女人的大胆越轨行为发生在婚后。老塞涅卡推测罗马的妇女有普遍的通奸行为，他的哲学家儿子认为，一个已婚的女人周旋于两个爱人之间是司空见惯的典型。奥维德讥诮地唱着：“所谓纯洁的女人，仅仅是那些未被求过婚的女人。对妻子桃色绯闻生气的男人，才是个乡巴佬。”这些，也许是出于文学的幻想。可靠一点的是昆图斯·韦斯庇洛（Quintus Vespillo）给他妻子写的墓志铭：“婚姻至死而不离异者几稀，但我俩欢愉度过四十一载。”尤维纳利斯说有一个女人，在五年内结婚八次。为财产和政治而非为了爱情才结婚的女人认为，倘若她们向丈夫和情人放弃嫁妆，才算履行了她们的责任。尤维纳利斯作品中的一位淫妇向她那露水之欢的丈夫解释说：“我们不是一致同意做我们所喜欢的事吗？”女人的“解放”像现在一样彻底了，摈弃了特权的礼仪和呆板的法律条文。立法约束了女人，但习俗使她们自由。
在许多情形下，“解放”就是我们现代的工业代。有些女性在工厂或制造厂中工作，特别是纺织工厂；有些人当了律师和医生；有些人在政治上颇有力量；总督的妻子检阅部队，并向军队演说。守护女灶神的修女们为她们的朋友稳固政治地位。庞贝城的女人在墙壁上宣布了她们的政治选择。加图警告说，如果女人获得了平等，她们会把平等变成统治，保守的人对他的警告唏嘘不已，幸灾乐祸地瞧着。尤维纳利斯看到了女伶人、女运动员、女斗士和女诗人而感到惊异，马提雅尔描写她们在竞技场中和野兽甚至狮子搏斗的情形，斯塔提乌斯则提到了死于那种搏斗的女人。仕女们坐在轿子里招摇过市，“四面暴露，使人人可见”。她们与男人在回廊中、公园里、花园内和寺院的空地上谈天说地，陪男人参加公私宴会、涉足戏院剧场。奥维德说：“她们袒胸露臂，迷惑得你想入非非。”那是一个令人兴奋、多彩多姿、人欲横流的社会，一定使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大惊失色。春天，时髦的女人在巴亚的船艇上、海滨和其他风景区中，荡漾着她们的笑语、她们的自以为美、她们的风骚大胆和她们的政治阴谋。那些老头子想吃天鹅肉但吃不到，渴慕之余酸溜溜地斥责她们，以渴慕的心情斥责她们。
像现代一样，轻佻或不道德的女人只占极少数。专注于艺术、宗教或文学的女士，虽然并不出众，却为数不少。苏尔皮西娅（Sulpicia）的押韵诗被认为与提布卢斯的诗齐名，值得传诸后世，虽然是过分描写性爱，但读给丈夫听，倒也算得上贞洁。马提雅尔的朋友特奥菲拉（Theophila）是一位哲学家，是斯多葛学派、快乐主义学派的真正专家。有些妇女，忙于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工作，为城镇捐建寺院、剧院和廊柱，捐赠学院，成为女赞助人。在兰努维乌姆（Lanuvium），一个碑铭中提到了“妇女大会”（curia mulierum）。罗马设有一座马特洛努姆女修道院（conventus matronarum）。也许意大利有一个全国妇女俱乐部联谊的组织。无论如何，当我们读过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后，发现罗马竟有如此多的善良女性而令人费解。虽然安东尼好几次背叛他的妻子，奥克塔维娅却始终忠于丈夫，并忠实地抚养他的异国子女。奥克塔维娅可爱的女儿安东尼娅，是德鲁苏斯守贞的寡妇和格马尼库斯完美的母亲。马尔洛林（Mallonia）公然责骂提比略的恶行，后来终于自杀。当克劳狄乌斯命令帕图斯自尽时，阿利娅·帕埃塔（Arria Paeta）把匕首刺入她的胸中，在垂死之际，把匕首交给她的丈夫，坚定地说：“一点也不疼。”保利娜曾企图与塞涅卡同归于尽。尼禄王将波利塔的丈夫处死时，她便开始绝食，后来她父亲受到同一刑罚时，她又与父亲一起自杀。自由民女埃庇沙里斯（Epicharis），忍受了各种苦刑，而不吐露皮索的谋叛。无以计数的妇女，当她们的丈夫被放逐时，努力保护及隐藏她们的丈夫，不得已时便随丈夫流亡在外，或者像赫尔维狄乌斯的妻子法尼娅（Fannia）一样，冒极大的风险，付出极高的代价来保护她们的丈夫。就只是这几件，便足以推翻马提雅尔和尤维纳利斯讽刺诗语中那些娼妓女人的论调。
在这些女英雄的后面，有许许多多的无名贤妻，她们的婚姻忠贞和母性牺牲，维系了整个罗马生活的结构。古罗马人的美德、亲情之爱，强烈的责任感、避免浪费与虚饰等，仍然留存在罗马人的家庭中。像小普林尼书简中所描写的高尚、健全的家庭，并不是始于涅尔瓦和图拉真，他们静静地度过了好几任暴君的统治。在君王的密谋、人与人之间不互助、品格低落和粗鄙的娼妓熏染下，他们依然独存。从友谊之间和父母对子女的墓志铭上，我们可以窥知上述这种家庭的一鳞半爪。有一个墓碑上写着：“普赖默斯之妻乌尔比利娅，白骨长眠于黄泉下。卿情珍贵胜吾生，享年二十三岁即逝。最足钟爱是吾妻，慰吾心者永别离。”另一个是：“敬致爱妻，枕边之人。幸福岁月，一十八春；爱卿情弥，永誓不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纺棉织毛、责教子女、指导奴仆、慎用有限的财源，与丈夫共同膜拜自古就有的家神。罗马是不道德的，但是，在古代使家庭水准提高的，不是希腊，而是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