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罗马人的童年生活所知不多，但是我们能从罗马的艺术品和诗文中判断，他们的儿童从小被爱，但溺爱不当。尤维纳利斯抑制住他的愤怒，写出了一段动人的话，告诉我们要如何在孩子面前做出好榜样来：我们必须使他们远离邪恶的事务和声色，即使在我们过分溺爱的时候，也别忘了教他们尊敬别人。法沃里努斯（Favorinus）在一项谈话中模仿卢梭的口吻，要求身为母亲的人要给她们的婴儿喂奶。塞涅卡和普鲁塔克也同样地提到这种方法，虽然效果不大，但喂给母乳是任何家庭都容易做到的事，而且没有不良后果。
初期教育来自于保姆，她们多半是希腊人。常常讲神话故事，“从前有个国王和王后……”小学仍然属于私塾性质。有钱人家常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不过昆体良像爱默生一样，反对这种方法，认为这会使孩子们无法形成正常的友谊关系及刺激他们彼此竞争。通常，自由阶级的男女孩童7岁时入小学，每条路上伴随着一个孩子王以守护他们的安全及行为。这种学校在大帝国中到处都有，甚至乡间小镇上也有。庞贝墙上的文字即表示出了民众的学识，也许那时的教育在地中海世界普及的程度与往日或日后相同。孩子王及老师通常是希腊的自由民或奴隶。在贺拉斯年轻时的故乡小镇上，每一位学童每月缴给老师8阿斯（约48美分）。戴克里先把小学老师所得的学费最高额固定为每一学童每月50个第纳尔（约20美元）。我们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教师地位的提高和青铜币的贬值。
大约在13岁，成绩好的学生便毕业进入中学。公元130年，罗马已有20所中学。学生可以在中学里多学一点文法、希腊语、拉丁和希腊文学、音乐、天文、历史、神话学、哲学等，通常是以古典诗人为题，用演说评论的方式教授。女孩和男孩所学的功课差不多，不过她们多半专注于音乐和舞蹈方面。由于中学老师几乎都是由希腊的自由民担任，他们很自然地偏重希腊的文学和历史。2世纪结束前，罗马文化沾染了希腊色彩，几乎一切较高的教育都是用希腊文施教，拉丁文学因而普遍地被古希腊共通语与古代文化吞没。
罗马帝国的雄辩之士极多，他们在法庭上为诉讼人辩护，或为他们撰写讼词，或公开演说，或向小学生传授艺术，甚至四种全做。其中有很多人旅游于城市与城市之间，讨论文学、哲学或政治，并示范如何用演说技巧处理任何问题。小普林尼告诉我们一位年已63岁的希腊人伊塞奥斯（Isaeus）：
他提出好几个讨论的问题，让他的听众自由选择他们所喜欢的题目，有时甚至指出他应该站在哪一边辩护。于是他站起来，穿上长袍，开始讨论……他中肯地介绍他的主题，口齿清晰、辩论机敏、逻辑有力、修辞高雅。
这些人可以开学校，聘请助教，招集大批年约16岁的学生。每一科目付费高达2000塞斯特斯。主要科目是演说、几何、天文与哲学——包括了许多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这些构成了专为富有的自由民而设的“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假使他们没有实质的工作可做。佩特罗尼乌斯抱怨说，就像每一代一样，教育无法使年轻人解决问题：“我们的年轻人过于愚笨，各学校难辞其咎，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关于日常生活上的事情一点都学不到，视听均无。”我们只能说，他们向勤勉的学生教导如何以简洁快速的思维明辨人在各种年龄的正当职业及罗马雄辩家口若悬河的能力。这些学校显然不授予学位，学生可以任意久留，任选多少科目都行。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在学校里一直待到他25岁。女性也可以入学，甚至已婚的都可以。凡是喜欢更深入研究的人，则到哲学的发源地雅典攻读哲学，到亚历山大攻读医学，到罗得斯岛学诡辩的最新技巧。西塞罗每年花费4000美元维持他的儿子在雅典读大学的费用。
到了韦斯巴芗的时代，雄辩学校数量的增加与影响力大到使足智多谋的君王都认为，要把较重要的人物罗致到政府的控制之下，必须用高薪（最高的是每年10万塞斯特斯，约1万美元）。我们并不知道韦斯巴芗资助了多少老师和多少城市，但知道谁曾私人捐赠高等教育资金，诸如小普林尼在科莫设立的就是一例。图拉真曾为5000个家境贫穷但聪明的男孩提供奖学金。到了哈德良统治时代，政府对中学的拨款一直是从整个帝国内的许多自治城市筹措而来，还为退休教师附设养老金。哈德良及安东尼乌斯免除了每一城市中杰出教授的捐税及其他的城市负担。正当迷信增长、道德沦丧与文学衰微之际，教育却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