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进入罗马人的居室、神殿、剧场和浴场，看看他们到底如何生活。我们将会发现，罗马人本身比他们的艺术更为有趣。首先我们必须知道，在尼禄王时代，他们只是地理上的罗马人。奥古斯都未能察觉到独身生活、无嗣主义、堕胎、长者杀害婴儿、释放奴隶及新移民较高的生育率等情形，已经转变了罗马人民的种族特性、道德气质，甚至人相学。
罗马人曾一度被性刺激而陷入血亲关系中，因为他们渴望死后蒙祖先坟墓的庇护；但现在上阶层和中阶层的人已知道把性与血亲关系分开，也对来世抱怀疑态度。以前，抚养子女是对国家的光荣义务，并受公众意见的约束。现在，城市人口已拥挤到饱和点，若再要求更多的生育似乎是荒谬的。但相反，富有的单身汉和无子嗣的丈夫，仍然被渴求遗产的人追求着。尤维纳利斯说：“让你被朋友所羡慕，莫若有不妊之妻。”在佩特罗尼乌斯的，有一个人说：“克罗托纳只有两种居民——谄媚者及被谄者。那里的主要罪恶就是让孩子长大继承你的钱财。就像一个静止的战场：只有尸体和攫食尸体的乌鸦。”塞涅卡安慰一位丧失了独生子的母亲时，告诉她，她现在是多么受人欢迎，因为“没有子嗣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权利”。格拉古兄弟有12个孩子，无论在尼禄王时代的贵族或是罗马时代的骑士，像这种多孩子的家庭恐怕连5家都没有。以前，婚姻曾是终生的经济联合，现在对千百万罗马人而言都是一种没有重大精神意义的过眼云烟，一种生理上互取互予的松懈合约或政治的辅助品。为了避免未婚遗嘱人的无能，有些妇女选阉人做节育的丈夫，有些女人则与贫穷的男人假结婚，条件是妻子无须生儿育女，她可以随心所欲，要多少爱人都行。节育的方法，是机械和化学两种都用，倘若这两种方法失败，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堕胎。哲学名士和法律虽然认为它有罪，但是连最好的家庭都置若罔闻。尤维纳利斯说：“贫苦的女人忍受生儿育女的危险及一切抚育的麻烦……然而金屋的象牙床上究竟多久才藏一位孕妇呢？神奇伟大的是堕胎医生的技术，效力宏大的是为人堕胎者的药物！”然而他告诉当丈夫的人说：“想要欢欣，就给她服用节育药……因为假使她怀孕，你就要成为衣索匹亚人的父亲了。”在这样开化的社会中，杀害婴儿便罕见了。
有钱阶级的不生育，已被移民和穷人的高生育率而抵消，使罗马及帝国的人口持续增加。根据贝洛赫的估计，早期帝国的罗马人口是80万人，吉本的估计是120万人，马夸特（Marquardt）的估计是160万人。贝洛赫所计算的罗马帝国人口是5400万，吉本的计算是1亿2000万。贵族的数目仍像以前一样多，但是他们的出身几乎完全改变。我们不再听到艾米利、克劳狄乌斯、法比、瓦莱里，而只有科尔尼利，迟至恺撒时代仍是罗马趾高气扬的一族。有些望族已因战争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消失，有些则因家族限制和生理的退化而衰微，或因穷困而沦为平民匹夫。他们的居住地，已被罗马商人、意大利城市显贵及省城的贵族占有。公元56年，有一位元老院的议员说：“大多数骑士和许许多多的议员，都是奴隶的后裔。”经过一两代之后，新的贵族阶级适应了他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孩子越来越少，奢侈日多，向东方的人欲横流投降。
最初是从大陆来的希腊人比来自昔兰尼、埃及、叙利亚及小亚细亚的人要少。他们是热心、聪明、温和的半个东方人，许多是小本商人或进出口商人，有的是科学家、作家、教师、艺术家、医生、音乐家、演员，有的人真诚地或唯利是图地献身哲学，有些是具有才干的行政官和财政家，大多数人都没有道德观念，几乎都没有宗教信仰。他们多半出身奴隶，没有良好的家世。他们虽已获得自由，但外表上仍保有对罗马富豪的奴性，骨子里却因为罗马富豪依赖古希腊文化的残余为生而心怀愤恨和蔑视。都城的街道，因为好动、健谈的希腊人而嘈杂不宁。在街上听到的希腊语比拉丁语多。一个人若想闻名于各阶层，就非得用希腊文不可。几乎所有早期罗马的基督徒都说希腊语，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也是如此。有许多埃及商人、艺术家和工匠住在战神校场。瘦小、谦和、机警的叙利亚人，在都城中随处可见，他们从事商业、手工艺、秘书工作、财政等活动。
犹太人在恺撒时代已经是都城人口中的主要部分。少数人早在公元前140年就来了，很多人都是公元前63年庞培战役后被掳至罗马的战俘。他们很快便获得了自由，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勤劳节俭，或是他们对宗教习俗的严格遵守，使他们的主人觉得有必要让他们获得自由。公元前59年，民众大会中的犹太公民极多，西塞罗认为这些人是政治上的鲁莽者，起而反对他们。总而言之，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对犹太人怀有敌意，但民众和君主对他们友善。 1世纪末，他们在都城中的人数达到了2万人。大多数居住在台伯河西岸，从而使他们常遇洪水的定期泛滥。他们在附近的船坞工作，从事手工艺或担任零售商人，肩挑着货品在城中售卖。他们之中也有富人，但只有少数几位大商人。叙利亚人和希腊人掌握了国际商业。犹太教堂在罗马很多，各有其学派、学者、元老会议和元老议员。犹太人的分离主义，他们对多神论与偶像崇拜的轻视，他们严格的道德标准，他们拒往剧场或参观运动竞技，他们奇特的风俗和宗教仪式，他们的贫穷和不洁等，形成了种族对立。尤维纳利斯指责他们的生育，塔西佗则抨击他们的一神教论，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斥责他们酷嗜大蒜。由于血腥占领耶路撒冷，大批的犹太俘虏和神圣战利品被用以庆祝拱门上的浮雕和提图斯的凯旋，使他们的恶感更为加深。韦斯巴芗对犹太人倍加凌辱，命令每年流离在外邦的犹太人付维持耶路撒冷寺院金钱的半数，按年奉献出来，用以重建罗马。然而，很多有学问的罗马人都羡慕犹太人的一神教，有些人还皈依了犹太教，甚至有几个上等家庭还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当作崇拜和休息的一天。
如果我们在希腊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和犹太人之外，增加一些从非洲而来的努米底亚人、努比亚人和伊索匹亚人，少许由亚洲来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卡帕多西亚人、亚美尼亚人、佛利几亚人和比提尼亚人，由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色雷斯、达契亚及德国来的强悍的“野蛮民族”，由高卢蓄须的贵族，由西班牙来的诗人与农夫及由“不列颠来的文身的野人”，我们便可得到一个由很多异族构成的四海一家的罗马。马提雅尔对罗马娱乐的设施感到惊讶，因为罗马的高等妓女为了逢迎取悦她们的常客，会说各种各样的语言，极尽诱人之媚态。尤维纳利斯不满地说，叙利亚的奥龙特斯河正注入台伯河。塔西佗把都城形容为“世界上的污秽场”。东方人的面孔、生活方式、衣饰、语言、姿态、争执、思想和信仰，构成了罗马城鼎沸生活中的一大部分。到了3世纪，政府成为东方式的君主国。到了4世纪，罗马的宗教成为东方的教义，世界的主人将跪倒在奴隶的神像面前。
在这混杂的人种汇集中，有不少贵族阶级，他们对于尼禄王后波帕埃娅的作为敢怒不敢言。愤怒的元老院议员冲入了元老院，抗议对佩达尼乌斯·塞肯丢斯（Pedanius Secundus）奴隶的大屠杀。这种普通人都具有的起码德行，是不假外求的。犹太人的家庭生活值得作为模范，而基督徒小型社团的虔诚和忠顺，使只追求欢乐的异教徒世界感到烦恼。但是大多数流入的人群，都因为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环境、文化及道德规范而风俗败坏。多年来的奴役生活毁灭了作为他们正直行为基础的自尊心。久与习俗各异的人群相处，损坏了他们风俗赖以形成的道德观。假使罗马不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吞没了这么多外国血统的人群，假使罗马让这些新归入的人进学校而不使之入贫民窟，假使罗马视他们为有许多潜在优点的人来看待，假使罗马定期地关闭大门让同化的速度赶上外人流入的速度，说不定罗马就能从注入的文化中吸取种族和文化上的新活力了，并保留罗马人的罗马和西方的希望与堡垒了，但这项使命太重大了。战胜的城市，被来自各方强大的征服者带入厄运，其臣民原有的血统被冲淡了，有学问的各阶层，反被拖曳到曾是他的奴隶的文化中。大量生育压倒了优生生育，儿女众多的人征服了不孕之人，反而在主人之家“鹊巢鸠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