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瓷演进至雕刻，是经过了烘制的黏土——赤陶浮雕、小型塑像、玩具、模仿的水果、葡萄、鱼等——最后到全尺码的雕像。上了釉彩的赤陶——马约利卡陶器（majolica）——庞贝废墟中蕴藏颇多。庙宇的山形墙和屋檐，都饰以赤陶的棕榈形柱头（palmettes）、山墙饰（acroteria）、怪兽饰物和浮雕。希腊人对这些装饰嗤之以鼻，在帝国统治下，它们已不够时髦。奥古斯都对黏土并不友善。
也许由于他对阿提卡（Attic）建筑方式的兴趣，才使罗马的浮雕和雕刻达到了与希腊的最佳作品相当的境地。约一代人的时间，罗马艺术家所雕刻的喷泉、墓碑、圆拱和圣坛，都含有精练的神韵、技巧上的准确性、形式上宁谧的尊严、几分塑造及透视的风范，使罗马的浮雕能跻身于世界的艺术杰作之林。公元前13年，元老院为庆祝奥古斯都安抚西班牙和高卢返国，特下令在战神校场建立“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这是罗马雕刻遗物中最高贵的一件。这个纪念碑也许以帕加马的圣坛为范式，才有了这种形式，以帕特农神庙建筑的饰带为范式，才有了它的列式花边。圣殿屹立在围墙内的台子上，其周围的围墙，有一部分是以大理石雕成的浮雕。而今所残存的，只是这些墙上的石板。 一块石板代表特勒斯——大地女神——她臂上有两个婴儿，身旁生长着玉米和花卉，各种动物悠闲地卧在她的脚前。这些就是奥古斯都改革的重要思想：家庭恢复亲子关系、国家恢复为农业社会、帝国恢复和平。中心人物是无与伦比的；真的，在它那成熟的母性及女性的美、温和、优雅的统合之中，有一种庄严的帕特农神庙女神无法匹敌的柔和的完美。外墙的饰带上，有一块叶形的装饰矮轴，上面有宽瓣的芍药、罂粟花以及丛丛簇簇的常春藤，这也是突出的一类；另一根矮轴显示出两排队伍，从相反的方向行进着，在“和平女神”的圣坛前相遇。这两群都是庄严肃穆的人，可能是奥古斯都、利维娅及皇室家族，伴随着贵族、僧侣、服侍女灶神的维斯塔贞女和孩童。孩童们的羞怯和天真，栩栩如生。其中一个是婴儿，正在学步阶段，蹒跚而行，对仪式毫无兴趣；另一位是个男孩，已经是值得骄傲的年龄；还有一个是小女孩，拿着一束花球；最后一个是男孩，经过一些恶作剧之后，受着母亲温和的劝告。而后，孩子在意大利艺术上的地位日益提高。然而罗马的雕刻却永远未能再度表现那种有优美褶皱的卷衣（drapery）的优势地位，那种自然而有效的组合，那种光线与阴影的调和。这里，正像在维吉尔的作品中一样，宣传找到了完美的媒介。
这些浮雕中，唯一能成为罗马劲敌的，是恺撒的将军们返国时建在进入的拱门上面的雕刻。留存下来最好的，是由韦斯巴芗着手兴建、到多米提安时完成，用以纪念占领耶路撒冷的提图斯拱门。一件浮雕显示着燃烧中的城市，墙壁在塌毁，人们惊慌而逃，财富遭罗马军人的掳劫。另一件浮雕描绘的是提图斯驾着战车，在兵士、动物、行政官、僧侣及犯人之间驱车进入罗马，后面跟随着神殿的大烛台与各种战利品。这些艺术家采取了大胆的实验：他们把不同的人像雕成不同的层次，再把它们分布到各个平面上；他们雕琢出的背景，给人以深度的幻觉；他们画的是整体，表现出充实与距离上更多的阴影。所显示出的动作，不是独立的片断，而是连续性的，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建筑物的饰带上，以及后来在图拉真和奥勒留时代的柱子上的一样，因此，动作和生命感表现得更好。人像并不是像希腊的和平祭坛，把人物理想化和把人像变成阿提卡式的恬静气氛。它们取材于现实生活，以意大利的写实主义与生气蓬勃的俗世传统雕刻而成。作品的主体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而是活生生的人。
使罗马雕刻与希腊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种活泼有力的写实主义，但由于这种倾向自我的再现的忠实，罗马人对艺术的贡献很少。在约公元前90年，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帕西特利斯（Pasiteles）到了罗马，住在那儿达60年之久，他在银器、象牙和金器方面有卓越的成就，引入了银镜，巧妙地复制了一些希腊杰作，写了五卷艺术史。他是当时的瓦萨里（Vasari）和切利尼两人的综合。另一位希腊人阿凯西劳斯，他为恺撒的祖先维纳斯·杰尼特里克斯（Venus Genetrix）雕刻了一个著名的塑像。雅典的阿波罗尼奥斯，大概是在罗马雕刻了气势感人的梵蒂冈的《贝尔维德尔躯干》（Torso Belvedere）——一件颇为纯和的作品，目的不在于表现凸出的肌肉，而是表示出一个充分健壮有力的人。我们只能说，就目前而言，它是完美的。曾有一段时间，各画室都忙于用希腊的形式雕刻意大利的神祇，甚至加之于诸如“机缘与贞操”的神圣抽象事物之上。可以假定地说，雅典的格利康（Glycon）是在这一时期在罗马雕塑了《休息的赫拉克勒斯》（Farnese Hercules）。我们无法说明《阿波罗观景楼》（Apollo Belvedere）究竟属于哪一年代或哪一国家的作品，也许那是原作的罗马复制品，出于雅典的莱奥卡雷斯（Leochares）之手。每一位学者都知道，它那文静的美是如何激起德国的古代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对乌拉诺斯产生迷醉。这时的朱诺有了两个著名的化身：一个是那不勒斯博物馆的斑岩《法尔内塞·朱诺》（Farnese Juno），另一个是特尔梅博物馆的《卢多维西·朱诺》（Ludovisi Juno）——冷静而又严肃、公平而又正直，使人开始了解到霍韦的漫游。
所有这些，及卡皮托利诺博物馆中优美的《珀尔修斯和安德洛玛刻》，都是希腊形式的、理想化和普遍化了的，并且是令人厌烦的神圣。更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些半身塑像，构成了从庞培到君士坦丁期间罗马人像的青铜和大理石的字典。其中也有些是理想化的，特别是朱利亚—克劳狄乌斯王朝的头像，但是古埃特鲁里亚的写实主义及随时可见的令人不悦的面型，都在印证罗马人所代表的丑陋，尽管其表现出来的是强大。其中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雕像遗留在公共场所，以致有时使人觉得似乎是属于谢世者居多，属于在世活人者反而少。有些风头人物急不可待，便在死前先为自己立像，直到妒忌的皇帝为求活人的生存空间，而禁止这种早熟的不朽。
最伟大的半身塑像，是在柏林的黑色玄武岩制成的《恺撒头像》。我们不知道它代表谁：不过那稀疏的头发、尖锐的下巴、薄而瘦削的面孔、因焦思而出现的粗纹、由于觉醒而生的果决等，都与传说的属性相符。仅居其次的，是那不勒斯的恺撒巨头：在这里，他那皱纹几乎已表现了痛苦，仿佛这位一代巨人终于发觉，没有任何心灵广阔得足以了解世界，更不用说统治世界了。写实的程度到了冷酷无情的作品，是现存于哥本哈根的新嘉士伯博物馆的庞培像：他年轻时的一切英勇胜利被人遗忘，成为一个肥胖呆滞的战败者。至于奥古斯都，他有50来个塑像留传下来，其中很多都是巧妙的：青年时代的奥古斯都（在梵蒂冈），严肃、敏锐、高贵——可以说是任何时代的现实青年的最佳肖像；30岁时的奥古斯都（在大英博物馆）——一座热烈、果敢的铜像，令人想起苏埃托尼乌斯所说的话：皇帝一瞥可镇大乱；神化的奥古斯都（在特尔梅博物馆），一个深沉而富于思想的面孔从卷衣的牢狱中挣脱而出；在普利马波塔（Prima Porta）的利维娅别墅废墟中发现的《奥古斯都大帝》，现存于梵蒂冈。这位风云人物的胸甲上面，覆盖着神秘而使人迷惑的浮雕 ，姿态僵硬，对那样一个残疾者而言，两腿过于强健了一点，但头部有一种沉静及自信的力感，显示了伟大艺术的技巧与心灵——他全然无法忘怀波利克里托斯的《持矛者》（Doryphoros）。
利维娅自己在那位艺术家的心中是幸运的，他为她雕塑的头像现在保存在哥本哈根。头发是雄劲的，弯曲的罗马人的鼻子，表现了她的性格，两眼显得体贴而温柔，双唇漂亮而坚定。这就是安静地站在奥古斯都王座后面的女人，推翻了她的一切对手和敌人，控制了每一个人——除了她的儿子。提比略的像也雕得很好，虽然是理想化了的，但是在拉特兰（Lateran）博物馆的坐像，却是出自曾在开罗雕塑闪绿岩（diorite）《哈夫拉》（Chephren）的杰作名手。克劳狄乌斯却不这样幸运。当然，当雕刻家把他雕成忧愁的朱庇特时——肥胖、厚道、沉默，雕刻家在开他的玩笑。尼禄曾竭力想发展一种美感，然而他真正的热望却是名望与权力，在他看来，泽诺多努斯无更好的功用可言，还不如把他的时间用在制造117英尺高的尼禄王巨像当作阿波罗看待更为有效。哈德良把它移到弗拉维安圆形剧场的前面，而这个圆形剧场从那时起即源于大竞技场这个名字。
在诚实的韦斯巴芗之下，雕刻重新返回真实。他让自己坦诚地代表真正的罗马庶民，具有粗壮的特征、有皱纹的眉毛、光秃的头顶及巨大的耳朵。在特尔梅博物馆的那座胸像较为温和，表现出为国事而操劳的神情，或者在那不勒斯博物馆巨头上那副煞有介事的面孔，也较为温和。提图斯带着酷似方形头盖骨和朴实的容貌到我们面前；把貌似沿街叫卖的健壮小贩看成人类的宠儿是件困难的事。多米提安在崇尚实际的弗拉维安王朝时代有良好的心性，让自己在世时为人痛恨，以致在死后像都被毁了。
当艺术家离开宫廷到街头漫步时，他便能对意大利的顽童进行自由的表现。有位老人（当然是没有哲学家首相那样多的智慧与银币），摆起哲学家的姿态，曾经一度被人标以《塞涅卡》。在著名的艺术家手中，运动员能使他们的肌肉享有一段时间的不朽；角斗士也像塑像一样，找到了最好的住处，从贵族的别墅，到法尔内塞的宫殿，都有他们的踪迹。当罗马的雕刻家处理女性人像时，他们便变得心气平和起来。他们虽常雕塑易怒的泼妇，但是也塑造了一些娴雅庄重的服侍女灶神的维斯塔贞女，偶然间塑出温柔的化身，像大英博物馆中的《克吕提厄》（Clytie），以及像华托（Watteau）与弗拉戈纳尔（Fragonard）的娃娃那样具有纤弱媚态的贵族仕女。他们擅长于孩童的塑造，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的青铜《男童》，或者是卡皮托利诺（Capitoline）的“稚气”（Innocenza）。他们能以惊人的逼真度雕塑出动物的各种形态，如1929年在内米发现的狼头，圣马可教堂的跃马。他们很少能达到伯里克利学院（Periclean schools）那种流畅的境地，那是因为他们喜爱个性甚于类型，喜爱真实中赋予生命的残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