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和商业的资金从何而来呢？首先，是靠国际上尊崇的相当可靠的通货支持。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以来，罗马遭受了慢性的贬值。国库认为，用增值金钱添少货品的自然通货膨胀来支付政府的战债是轻而易举的事。原来的阿斯（青铜币）值1磅铜，到了公元前241年已跌减为2盎司，到了公元前202年减成1盎司，到公元前87年则是0.5盎司，至公元60年时只值0.25盎司了。罗马共和的最后一个世纪，大将们铸发他们自己的硬币，通常是金币（aurei），值100塞斯特斯。由于这种军用铸币，君王的铸币因而骤降，帝王都追随恺撒的习惯，在铸发金币时把他们的肖像印在上面，当作国家保证的象征。那时，塞斯特斯是由铜制成，而非用银，而且价值又改变为4个青铜币了。 尼禄把第纳瑞斯（denarius，古罗马货币）的银含量从原有量降低为90％，图拉真降低为85％，奥勒留降低为75％，康茂德降到70％，塞普提摩斯（Septimius Severus）降到50％，尼禄把奥里斯（aureus）从1/40磅的金减为1/45，卡拉卡拉（Caracalla）减为1/50。随着这些贬值而来的是一次价格普涨，但是直到奥勒留时代，收入似乎才等量提高。也许这种有控制的通货膨胀是牺牲债权人的优势能力和机会，以解救债务人的简单方法。这种方法若不予以阻止，将使财富集中到足以造成经济冻结和政治革命的程度。尽管有这些变化，我们必须把罗马的财政制度视为历史上最成功、最稳定的制度之一。两个世纪以来，单一的金融标准制度为整个罗马帝国所尊重。由于有了这种稳定的媒介，投资和商业才会有前代没有的繁盛。
结果，银行业者遍地皆是。他们是换钱的人，接受支票户头和有息储蓄，发行旅行支票和兑换钞票，经管、收买及卖出不动产，投资与收账，贷款给个人及合伙人。这一银行制度源于希腊及希腊东部，大多操之于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之手，甚至在意大利和帝国西部也是如此。在高卢，“叙利亚人”与“银行家”两个词是同义词。在奥古斯都的埃及战利品的压力之下，本已降到4％的利率，在他死后又升到6％，到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已达到12％的法定最高值。
公元33年，著名的“大恐慌”显示出罗马帝国内银行和商务的发展及复杂的相互依赖。奥古斯都大量地铸币，也大量地挥霍，他的理论是：日增的流通、低度的利率及物价上涨，都可以刺激商业。它们确已刺激了商业，但是由于方法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早在公元前10年停止滥铸之时，即已有了反应。提比略却跳到相反的理论——最经济的经济才是最佳的经济。他严格限制政府的支出，强烈地限制新通货的发行，使国库积蓄达到27亿塞斯特斯。流通媒介所造成的匮乏，因提款向东方换取奢侈品而更加恶化。价格跌、利率升、债权人取消债务人赎取抵押品的权利，债务人求助于高利贷人，如此使贷款几乎消失。元老院要求每一元老把财富以高百分比投资在意大利土地上，借以阻止资本的输出。元老们便据此收回借债，以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来筹集现金，危机因而更大。元老普布利乌斯·斯庇恩特尔（Publius Spinther）通知巴尔布斯（Balbus）和奥利乌斯（Ollius）的银行说他为了要遵守新法律、必须提取3000万塞斯特斯时，商行便宣布了自己的破产。同时，亚历山大城的一家商行的失败，苏特塞斯父子（因为他们丧失了3艘满载贵重香料的船）与提尔的马尔萨斯（Malchus）一家大染业的倒闭，引发了谣言：罗马的马克西莫斯和维博（Vibo）银行，将因其向上述各商行的大量贷款而告崩溃。等存款人开始对这家银行“挤兑”时，银行便关门大吉。就在当日稍晚时，另一家更大的佩蒂乌斯（Pettius）兄弟银行，也暂停了付款。几乎在同一时间，传来了新消息：伟大的银行制度业已在里昂、迦太基、科林斯及拜占庭全部失败。罗马的银行接踵关闭。金钱只能在高过合法利率以上很多才能借到。提比略终于用停付土地投资法案，向银行派发1亿塞斯特斯，以不动产为抵押无息借贷3年来应对危机。因此才使私家借贷人不得不降低他们的利率，使金钱从囤藏中再度流通，使信心逐渐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