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混乱而又复杂的时代，当自由如此有限而生活又如此自由时，哲学便与荒淫并盛，两者并不因携手联合而引以为耻。本国宗教的衰微，留下了一个要哲学来设法填补的道德真空。父母把孩子送去听演说，他们自己也跟着去听，演说的内容是为人们提出文明行为的合理法则，或为赤裸裸的心愿加以形式的外衣。那些有钱人，出钱雇哲学家住在家中，一则担任教职，二则作为精神导师，三则作为博学的伴侣。因此奥古斯都有阿雷乌斯（Areus），几乎向他请教任何事情，而正因为他的缘故（如果我们可以信任一个统治者的话），奥古斯都才对亚历山大宽容。当德鲁苏斯死后，利维娅便把“她丈夫的哲学家请来，帮她承担她的痛苦”——塞涅卡如此说。尼禄、图拉真和奥勒留，都请了哲人和他们一起住在宫中，正如现代国王有礼拜堂、牧师一样。统治者在临终的刹那都会传唤哲学家去筹划他们的逝世，就像几世纪以后他们要请牧师一样。
广大民众永远也不会原谅这些收取薪金或费用的智慧导师。哲学被人抬举为食物和饮料的十足代替品，而对这一职业缺乏高尚见地的哲学家，却成了大众取笑的对象、昆体良的批评话题、卢奇安讽刺诗的目标及皇室敌对的箭靶。其中有许多人都罪有应得，因为他们穿上了哲学家的粗陋外袍，蓄了满脸胡须，露出一副暴饮暴食、贪婪与虚荣的嘴脸。卢奇安的一个人说：
对人生的短暂观察，使我深信荒谬与卑污……弥漫在世人所追求的一切目标之中。在这种心灵状态下，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跟哲学家学取一切的真理。因此我选了他们中的佼佼者——假如面貌的庄重、肤色的白净与胡须的长度是遴选标准的话……我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中。相当可观的钱投了下去，而到他们使我的智慧完美的时候，还要付得更多，我就要以宇宙的秩序接受教育了。不幸的是，距离驱散我往日的无知的目标越来越远，他们日复一日地用始与终、原子与空虚、物质及形式等的东西，弄得我越来越迷糊。我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它们本身各异，而他们所说的一切又都充满矛盾，但他们都希望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把我拉向他的一方……虽然，他们中的人往往无法正确地告诉你从迈加拉到雅典的距离，但是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太阳距离月亮的英尺数。
罗马大多数哲学家都遵循斯多葛的信条。享乐主义者忙于追求醇酒、美人和食物，没有时间研究理论。在罗马，到处都是犬儒哲学的行乞鼓吹者，忽视了思考，召唤人类过一种单纯而又枯燥的生活。他们同意大众的要求：哲学家应该贫穷，结果成了最不受各派尊敬的人。但塞涅卡却使他们之一成为他的密友。他问：“为什么我不应该敬重德米特里？我已发现，他什么都不缺。”而当那位几乎赤裸的犬儒学者拒绝卡里古拉给他价值20万塞斯特斯的礼物时，这位百万富翁的贤哲对此惊异不已。
由于罗马的斯多葛学者是一个行动家而不是一个冥想家，所以他逃避形而上学，认为那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追求，而在坚忍主义中追求一种无须超自然的监督与指挥也能维护人类尊严、家庭团聚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哲学。他的行为法则精义是自制：他要使理智驾驭情感，训练他的意志一无所欲，以使他心灵上的和平不受外物的牵绊。在政治上，他承认在天父之下的人类有广大的手足之情。同时，他爱他的国家，随时准备为避免国家或他本身受辱而死。生命的本身永远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假如它一旦变成一种罪恶而不再是一种恩赐时，他可随时予以丢弃。人的良知高于任何法律。君主政体是统治庞大而繁杂的领域的一种不得已的需要，但杀害暴君则是一种再好不过的事。
罗马的斯多葛哲学，最初获益于罗马的元首政体。政治自由方面的限制，将人们从广场赶进了书房，并使人群中的佼佼者趋向于一种使自制较激昂奔放的君王更为优异的哲学。只要这些思想不公然攻讦皇帝，不攻讦他的家庭或公认的神祇，政府也就不限制思想或言论自由。但是等他们及其元老院的保护人开始抨击苛政时，在哲学家与独裁政府之间便引起一场战争，直到有收养关系的皇帝在王座上与他们联合起来为止。当尼禄命令处死特拉塞亚时（公元65年），他也同时放逐了特拉塞亚的好友鲁福斯——1世纪时罗马最忠实与坚定的斯多葛哲学家。鲁福斯给哲学下的定义是探索正当的行为，并很认真地实践他的探求。尽管蓄妾在当时是合法的，但他仍加以抨击，并要求男人应具有和他们要求女人相同的性道德标准。这位古代的托尔斯泰主义者（Tolstoian）说，性关系只在婚姻和生殖方面才是准许的。他相信两性的教育机会平等，欢迎女子去听他的讲学，但是他要求她们，要从教育和哲学中去寻求使她们成为完美女性的方法。奴隶也来听他的讲授，其中之一——爱比克泰德则青出于蓝地使他的老师得到了光彩。尼禄死后，内战在罗马引燃时，鲁福斯挺身走向进击的军队，向他们演说和平的福祉与战争的可怕。安东尼乌斯的部队嘲笑他，并继续最后的判决。将哲学家从罗马赶走的韦斯巴芗，虽然给了鲁福斯例外的优遇，却保留了自己的嫔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