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诗歌继续隆盛，但并未完全按照奥古斯都的愿望发展。只有超级艺术家像维吉尔或贺拉斯之流，才能写出合乎政府要求的好诗。较能干的人拒绝受命，较差的人又不能遵命而行。在诗的三种主要来源——宗教、自然、爱情——中，有两种已经落在帝王的控制下，第三种仍然无法管束，即使是在贺拉斯的《颂歌》中也是如此。而今，在提布卢斯和普罗佩提乌斯的温和，在奥维德的粗率中，诗歌逃出了宣传的框框，发起了一项以上升的欢乐为始，到悲剧的结果为止的叛变。
公元前54年至前19年，提布卢斯像维吉尔一样，当内战波及他的出生地——蒂伯附近的培杜姆（Pedum）小镇时，他就丧失了祖先的土地。梅萨拉把他从贫困中拯救出来，准备将他带往东方，但提布卢斯在途中病倒，又折返罗马。离开了战争与政治使他感到高兴，他可以纵情于无性（genderless）之爱，以亚历山大城式希腊人的文体打磨挽诗（elegiac verse）。对德利娅（Delia），他提出了常见的恳求：“像个看门人坐在她那固执的门前。”像提醒许多少女一样提醒她：青春不再，转瞬即逝。他对德利娅已婚并没有惊扰，他使她的丈夫和醇酒同眠，但是当她的新情人在他身上玩同样的把戏时，他恼火了。这些古老的主题本不至于侵扰奥古斯都，使得提布卢斯、普罗佩提乌斯及奥维德不合一个难以征召新兵的政府之意的，是这群放荡者具有说服力的反黩武主义。提布卢斯讪笑那些在可勾引妇女时却去自求死路的武士。他哀叹农神时代的消隐，他想象着，那时：
没有军队，没有仇恨，没有战争……人类用木杯饮酒时没有战争……只给我爱吧，让别人去参战……当子女成群，在淳朴的茅屋中安享余年的人，他才是英雄。他跟随着羊群，儿子赶着小羊，贤妻则在家中烧水，以浸洗疲惫的肢体。因此，让我活到白发在头上闪亮，用我老父的语调讲述已逝的日子。
普罗佩提乌斯（公元前49—前15年）的歌唱得不太淳朴与亲切，具有较多雕琢，类似描述平时欲乐的即景诗。他生于翁布里亚，在罗马受教育，不久就爱上了诗。虽然很少有读者能从他的玄学中领略他的思想，梅塞纳斯却把他带到他那埃斯奎利诺的圈子里去。他洋洋得意地描述了台伯河岸上的晚宴，那时他用伟大艺术家雕刻的酒杯畅饮来自波斯的名酒，“像坐在王座上一样，坐在快乐的仕女群中”，注视着船艇在下面的河上驶过。为了取悦他的恩主和君主，普罗佩提乌斯时时拨弄着他的七弦琴，歌颂战争。但对他的情妇辛西娅，他却唱另一个调子：“我为何要为了帕提亚的胜利而抚养儿子？我们的儿子没有一个要当兵。”他向她保证说，即使是世界上全部的战争荣耀，也抵不上与辛西娅共度一宵。
在所有这些终生在维纳斯高峰爬上爬下的享乐主义者中，奥维德是一个快乐的典型，一名“桂冠诗人”。苏尔莫（Sulmo）曾见他生于距罗马90英里之遥的亚平宁山脉一个山谷里，从他晚年漂流在外的冷酷日子来看，苏尔莫的葡萄园、橄榄树、玉米田及小溪流，该是多么美好啊！他那富有的中层阶级的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去读法律，因此，当他听说这个孩子要做诗人时，感到十分震惊。他向儿子提示荷马的可怕命运，据最高的权威透露，荷马死于盲与穷。奥维德听了这个，便设法在罗马民选长官的法庭中弄到一个法官的职务。使他父亲大感失望的是，奥维德拒绝谋取检察员的职位（他可由此一跃而为元老院的议员），退而从事文学与爱的耕耘。他辩称，他情不自禁地要做诗人，“我对韵律咬字不清，而韵律不招自来”。
奥维德悠闲地到雅典、近东及西西里旅行时，拥有魅力、机智、教育与金钱的他，可以做任何事。他早年结婚两次，两度离婚，然后在“公共牧草”上浪游了一个时期。他唱着：“让过去的取悦于别人吧，我庆幸我生在这个时代，它的道德标准与我的气质甚为相投。”他嘲笑《埃涅阿斯纪》这部作品，给它下了一个结论：维纳斯之子既然建立了罗马，若只是出于虔诚的话，它就应该成为爱的城市才是。他被一个漂亮的妓女冲昏了头，用“科琳娜”（Corinna）一词作为她或她们的化名。他用以描述她的那些猥亵对句，自然不难找人出版。在《爱情三论》（Amores）的名目之下，它们不久（公元前14年）便登上了罗马青年的嘴边与琴弦。“每一个地方的人们都想知道我所唱的这个科琳娜究系何人。”他在《爱情三论》的第二集中，用一篇杂乱的宣言把它们神秘化了：
吸引我的热情的，不是什么固定的美，有100种理由使我总在爱中。如果那是一位尤物，把羞怯的双眸投在她的膝上，我就会燃烧。而她的纯洁就是我的陷阱。她若是一块美玉，我就会因为她并非质朴单纯而迷恋。希望在柔软的卧榻上享受她的温柔拥抱。倘若她是严峻的，扮成一个不屈的萨宾族贵妇，我想她会让步，但也会大大自夸。如果你精通诗书，你就会以你珍贵的成就赢我……有一位步履轻巧，我便爱上了她的步伐。另一位步伐粗重，但能用爱的轻触使之软化。因为这一位歌唱得很甜……我就要在她歌唱时频施偷吻。另一位用轻捷的手指，在喃喃的弦上舞动——谁不会爱上这种灵巧的双手？另一位用她的动作吸引我，有节奏地摆动她的双臂，以柔美的艺术款摆她那柔弱的腰身——对每个动作都能燃起火焰的我，没有什么可说了。若把希波吕托斯（为后母所害）放在我的地位，他就会变成“葡萄园之神”……无论高矮，都合我意。我被两者所毁……我的爱是她们全体眷顾的对象。
奥维德因未歌颂战争光荣而致歉。朱庇特偷了他诗中的一个韵脚，而使它残缺不全。他写了一出失败的剧本《美狄亚》，却受到了好评，但对大部分来说，他喜爱“维纳斯的懒散的影子”，对被人称为“一个无可取代的著名歌者”而感到心满意足。这就是一千多年前行吟者们的短歌，像他们一样，唱给已婚的女士听，使男女之间的挑逗成为人生大事。奥维德教科琳娜如何在躺卧她丈夫的卧榻上时，用信号和他互通款曲。他向她保证他那永恒的忠实，他那严格的一夫一妻的通奸思想：“我不是爱情不专的汉子，不是一个同时爱100个女人的人。”终于他获得了她的青睐，唱出了胜利的赞歌。他赞扬她拒绝他那样久，并劝她不时再度拒绝他，以使他能够永远爱她。他与她争吵，打她，事后又懊悔、悲伤，爱她爱得比以前更加疯狂。他像罗密欧似的祈求黎明延迟到来，希望一阵惠风把曙光女神的车轴折断。科琳娜接着又欺骗他，他发觉她不把他为崇拜她而题赠的诗善加处理时，便怒不可遏。她吻他，直到他宽恕她，但是他却不原谅她对他爱的新技巧，以为一定是另有别人教给她的。几夜之后，他又“立即和两个少女坠入爱河，每一个都长得很美，每一个在衣着和成就上都有深度”。不久他又害怕，怕他同时脚踏两条船会使他失败。然而他又觉得为爱而死是幸福的。
这些诗作，于《尤里安改革法》通过后四年被罗马社会有限度地接受了。元老院巨族如法比、戈尔维尼、庞波米等，继续在家中招待奥维德。这位诗人带着成功的喜悦，发行了一种名叫《爱的艺术》（Ars amatoria，公元前2年）的调情手册。他说：“我奉维纳斯之命做爱的导师。”他简洁地警告读者说，他的教导只适用于妓女与奴隶。但是他笔下所描绘的附耳密语、秘密幽会、情书、挖苦与机智、受骗的丈夫以及足智多谋的婢女等，都是暗示罗马的中上阶层。为免得使他的教训太简易，他又增加了另一篇论著《爱的矫治》（Remedia amoris）。最佳的补救之道是努力工作，其次是打猎，第三是心不在焉，“在你的女士清晨梳洗完毕之前使她惊奇一番，亦颇有用”。最后，为使双方都不吃亏，他又写了一册《论面部美容》（De medicamina faciei feminineae）——一种用韵文撰写的化妆品手册，其中部分内容自希腊剽窃而来。这些小册子的销路颇佳，因而使奥维德名声大噪。“只要我驰名世界，一两个讼棍说些什么对我无关紧要。”他却不知道，这些讼棍之中就有奥古斯都。他也不知道皇帝讨厌他的诗，认为那是侮辱了《尤里安法》。当皇室的丑闻碰到了诗人粗心的头脑时，这种侮辱就不会得到宽恕。
约公元3年，奥维德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来自罗马最著名的家族之一。这时46岁的他，才开始安顿下来，过着家庭生活，似乎与法比娅（Fabia）生活于互信与快乐之中。年龄对他产生了法律所不能产生的影响，冷却了他的火焰，他的诗受到了尊重。他在《女杰书简》（Heroides）一作中，再度描述了多名女人的爱情故事。她们是：佩尼洛帕、费德拉、狄多、阿里亚德涅、萨福、海伦、希洛。他叙述得也许过于冗长了，因为一再反复，即使所说的是爱情，也要变成无聊的事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句由费德拉口中说出的话，却表达了奥维德的哲学：“霍韦宣告说，美德是使我们快乐的一切。”约公元7年，他出版了他最伟大的作品《变形记》（Metamorphoses）。这15册“书”，以迷人的六音步诗句列述无机物、动物、人类与神祇的著名变化。由于希腊与罗马神话中的一切几乎都改变了它们的形态，奥维德在组织上得以运用古典神话的全部范围，从创造世界到奉祀恺撒，都包括在内。这些都是古老的故事，直到一个时代以前，还在每个大学里生动地讨论，它们的影响尚未被现代的革命所消除：法厄同的战车、皮拉摩斯与提斯柏、珀耳修斯与安德洛墨达、普罗塞尔皮娜的被掳、阿瑞图萨、美狄亚、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博西斯与腓利门、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阿塔兰塔、维纳斯与其爱人阿多尼斯，以及其他许多神和人，这就是千百件诗篇、绘画及塑像等得到题材的宝藏。如果我们仍旧必须学习这些古老的神话，最轻易的办法，莫过于阅读这种人神凑合的大杂烩了——这些故事是以令人怀疑的幽默与含有色情的意味说出的，情节的发展用了相当的耐心，实非一般泛泛的戏谑者所能企及。所以，这位自信的诗人最后终于宣布了他自己的不朽：“我将永远活着”——是不足为怪的。
当奥古斯都把他放逐到黑海上寒冷而野蛮的托米的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未写一字抗辩。对于这位毫无准备的诗人而言（这时他已51岁），实在是一个打击。他在《变形记》一书接近尾声时刚刚写完一篇对帝王的优美献辞，承认奥古斯都的政治风范是奥维德那一代所享有的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根源。以《岁时记》（Fasti）为标题，他已完成了半首几乎是庆祝罗马宗教节日的虔诚诗篇。在这些诗句中，他正踏上以历书创造史诗的路子，因为他在古代的宗教故事中以及对其宗祠与诸神的奉祀中，运用了同样明晰、精纯而又柔美的字句，和他在致力于希腊神话与罗马爱情时所用的活泼通畅的叙述。奥维德原想把这件作品献给奥古斯都，为他对宗教复兴的贡献和对自己曾经一度讥讽的信仰所作的反悔文章。
他为何被逐，罗马皇帝的诏令未加说明，直到如今，仍没有把握揣摩出它的原因，但皇帝放逐他的孙女尤莉娅和下令把奥维德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中拿走时却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位诗人显然曾在尤莉娅的出轨行动中扮演了某种角色——不是目睹，就是同谋，再不然就是主犯。他自己宣称，他是因为一项“错误”和他的诗而受惩罚，并暗示，他是某种粗鄙景象非出本愿的观察者。他得到了那年（公元8年）剩余的几个月时间料理他的事务。那道诏令的规定是贬谪，比放逐的罪罚轻，让他保有自己的财产，比放逐为重的是命令他留居在一个城市中。他焚毁了《变形记》的手稿，但有些读者已有抄本并加以保存。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他；少许人敢于陪他闲谈，直到他离去；他的妻子在他的请求之下留下来，用爱情与忠贞支持他。另一方面，当这位抒情诗人带着他的欢乐起航，驶出奥斯蒂亚，离开了他所钟爱的一切，踏上长远的旅途时，罗马毫不注意。大海波涛汹涌，几乎整个旅程中的每一天都是如此，诗人曾一度想到波涛会把船只吞没。等他看见了托米时，他只恨没有死去，只好暗自悲伤。
在航行途中，他开始了我们叫作《哀歌》（Tristia）的诗章。然后他继续写下去，并把它们寄给他的妻子、女儿、继女和他的朋友。可能是这位敏感的罗马人夸张了他那新家的恐怖：一块没有树木的岩石，上面什么都不长，而黑海的迷雾却遮掩了太阳；冷得吓人，有几年的积雪，整个夏天都不融化；黑海，整个冬天都填满了寒冰，多瑙河也冰冻得厉害，使得内陆野蛮人向这个佩刀的盖塔（Getae）人与混血希腊人的混合城市突击时，都找不到一个遮挡物。当他想到罗马的晴空与苏尔莫的绿野时，他感到无比痛心。他的诗却达到了从前未曾到达的感情深度。
这些《哀歌》以及寄给他朋友的诗简《黑海寄情》（Ex Ponto），几乎具有他伟大作品的一切魅力。即使是在学校时都使他感到得意的一个简单词汇、以意境和意象生动地揭示出来的画面、用心理学的精妙笔触注入生命的人物、具有凝练的经验与思想的措辞 、一段滔滔不绝的谈话及轻松流畅的诗句等，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流放生活中与他相伴，一种使他早期的诗作不值一顾的严整和柔顺与他相伴。他从没表现过人物特性的力量，以前他曾一度用肤浅的性爱把他的诗糟蹋，现在他又在诗句中倾注眼泪和对皇帝的恳切奉承。
他妒忌这些能够传抵罗马的诗章。“去吧，我的书，去以我的名义向我喜爱的地方致意”，并“向我祖国那亲爱的泥土致敬”。也许会有勇敢的朋友将它呈给慈悲的皇帝。他仍在每一封信中希望得到宽恕，或乞求至少能有一个较为温和的家。他每天都想念他的妻子，在夜晚呼唤她的名字。他祈求能在临死以前亲吻她变白了的头发。然而，宽赦偏偏不来。度过九年的放逐生活之后，这位年届花甲的断肠人迎来了死亡。他的尸骨，依他的生前所请，被带回意大利，安葬在首都附近。
他对他的名垂久远的断定，得到了时间的证明。他在中古所得到的名望与维吉尔势均力敌，他的《变形记》和《女杰书简》成了中古传奇的源泉，薄伽丘（Boccaccio）和塔索（Tasso）、乔叟（Chaucer）和斯宾塞（Spenser），都从他身上汲取了灵感，文艺复兴期的画家都在他的诗中发掘题材。他是古典时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者。
他的去世结束了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鼎盛时代。奥古斯都时代跟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或伊丽莎白时代一样，并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文学时代，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散文中的夸大修辞及诗歌中形式的完美，都很少是出自人人之心。在这里，我们看不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看不出欧里庇得斯、苏格拉底甚至是卢克莱修与西塞罗的意味。皇室的保护、激励，滋养了罗马文学，也压抑、缩小了罗马文学。这个贵族时代，正如奥古斯都时代或路易十四时代或18世纪的英格兰一样，提高了节制与优美的情调，在文学上趋向于“古典”风格，以理性与形式支配感觉及生活。这种文学，较热烈创造的时代，更为纤美，但笔力较差，较为成熟而影响较小，但以古典的范畴而言，这个时代应得到名副其实的赞誉。在这种完美的艺术中，从未有过如此冷静的表现。即使是奥维德的纵酒狂欢，也都被凝固成为一种古典模式。在奥维德、维吉尔及贺拉斯的作品中，拉丁语作为诗的载体，达到了它的巅峰。后世将永远不会再有如此丰富、如此和谐、如此精巧、如此简练、如此柔和、如此美妙的格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