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都时代的散文，其成就不如诗歌高。由于法律的制定，雄辩术开始式微，各种决定实际上（若不是在形式上）已由元老院议会转移到了皇帝的枢机室。学术继续着其宁静的进程，在神秘的兴趣保护之下，躲过了当时的风暴。只有在历史的编写上，那个时代才产生了散文杰作。
公元前59年诞生于意大利帕多瓦的李维来到首都，致力于修辞学和哲学，用最后40年（公元前23年—公元17年）的余生写就了一部《罗马史》，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一切。“罗马的史学家不写历史。”他像维吉尔一样，来自波河地区，保留了简朴与虔诚的古老美德，并且——也许是出于悲悯之心——对“不朽之城”（指罗马）产生了一种热切的敬意。他的作品是基于一个庞大的计划，并已完成。在那142部“书”中，只有35部传给我们。仅看这些集中的六卷，我们即可察知全部著作的浩大。显然，都是分部印行的，每一部有一个独立的标题，全部都在一个总标题《罗马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之下。奥古斯都打算宽恕的共和情绪和英雄人物，因为它的宗教、道德与爱国的论调，与罗马皇帝的政策颇为一致。他把李维罗致成自己的友人，并鼓励他继续做一个写散文的维吉尔，继续维吉尔的未竟之功。他在自公元前53年到公元前9年的漫长旅程中曾想停下笔来，理由是他已经获得了不衰的声名。他说，他继续下去的理由是因为他停止写作时会感到坐立不安。
罗马的史学家，把历史看作修辞学和哲学的混血儿。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话，他们是以流畅的叙述解释道德的条规——用一个故事来装饰道德的写意。李维曾受过辩士训练，他发觉辩术受到责难，也是危险的。泰纳说：“他转学历史，以便仍做一名辩士。”他用一个严肃的序言开始，谴责当时的失德、奢侈与懦弱。他告诉我们说，他钻入以往的旧籍之中，以便遗忘他当时的罪恶，“那个时代，我们既不能忍受我们的弊病，又不能忍耐他们的救药”。他要通过历史提出使罗马之所以伟大的美德——家庭生活的团结与神圣、子女的孝心、人与神之间的每一种神圣关系、庄严誓言的神圣义务、斯多葛式的自我抑制与力量。他要使斯多葛式的罗马极为高贵，以使对地中海的征服看起来像是出于道德上的诫命，像是一种神圣的秩序与法律加之于东方的混乱及西方的野蛮。波利比奥斯把罗马的胜利归于其政府的形式，李维却要把它归于罗马特性的自然结果。
他作品的主要缺点，便源于这种道德上的意向。他给我们很多迹象，证明私下里他是个理性主义者，但他对宗教的敬意却如此深厚，以致使他几乎接受了任何迷信。在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预兆、预言及神谕，直到我们感觉到，原来这也像维吉尔的作品一样，真正的演员乃是诸神。他对早期罗马的神话表示怀疑，对不太令人置信的神话一笑置之。但当他继续下去时，他便不再分辨传说与历史，以很少的辨别态度追随他的先辈，并以其表面的价值，接受了早期史学家用以抬高其祖先身价的赞美的罗曼史。他很少参酌原始资料来源或遗址，从不费神去考察行动的场地。有时他用多页的篇幅去旁注波利比奥斯的言词。他采用古代教士的编年法叙述执政官所做的大事，结果除了他的道德主题外，他的作品中找不出肇因的痕迹，只有一连串漂亮的插曲。他分不出早期共和时代粗暴的贵族与贵族政治之间的差异，在创造罗马民主制度的刚健平民与摧毁罗马的腐败暴民之间，他也不加区别。他的偏见总是适于贵族的。
在李维的著作中，使罗马永远是对的爱国主义的自豪，就是他之所以伟大的秘密。这在他的长期努力中，给了他持久的快乐。作家很少能够如此忠实地执行如此浩大的计划。它给予当时的读者（也给现代的我们）一种罗马壮大与宿命之感。这种堂皇的意识促成了李维风格的活力、人物刻画的生动、描写的鲜活有力、散文的雄伟气势。在他的历史中所洋溢的创词，不但是辩术中的杰作，而且成了学校的范例。风雅之美散见于作品之中：李维从不大叫，从不严以责人。他的同情心比他的学术更宽广，比他的思想更深邃。当他提到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时，他的失败让人同情，但是他用疾速及辉煌的叙述予以补偿，在描写第二次迦太基战争时达到了巅峰。
他的读者并不在意他的失实与偏颇。他们喜欢他的风格与故事，他把过去描绘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把《罗马建城以来史》视为散文的史诗——奥古斯都时代最高贵的纪念碑之一。自此以后，使罗马的历史与性格在人类观念里放出异彩达18世纪之久的，即是李维的著作。即使是在属地内的读者，都为这种史无前例的征服与对伟大勋业所做的庞大记载深受感动。小普林尼谈到一位西班牙人，此人深受李维的作品感染，因而从遥远的加的斯前往罗马，希望一睹他的风采。他达到了他的目的，表示了他的钦慕之情，无视罗马的其他胜迹，心满意足地返回了他那大西洋沿岸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