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妒忌仅次于爱的文学世界里，最令人欣喜的画面之一就是维吉尔把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介绍给梅塞纳斯。这两位诗人曾于公元前40年相遇，其时维吉尔年方30岁，而贺拉斯只有25岁。一年后，维吉尔为他打开了通向梅塞纳斯的大门，直到逝世，他们三个人都保持着不渝的友谊。
1935年，意大利为贺拉斯举行2000年诞辰纪念。他出生于阿普里亚省的维努西娅（Venusia）小镇。父亲以前是奴隶，后来力争上游，成为一名收税员——或如某些人所说的，一个鱼贩子。“弗拉库斯”一词的意思是耳朵下垂：“贺拉斯”这个词可能就是他父亲曾经服侍过的主人之名。不知什么原因，这位自由人发迹了，便把贺拉斯送到罗马去学修辞，送到雅典去读哲学。他在雅典参加了布鲁图的军队，获得了军团（古罗马3000至6000人的组织）指挥之职。“为祖国而死，快乐又光荣”，但是惯于模仿阿尔基洛科斯的贺拉斯，却在战争进行中丢弃他的盾牌，溜之大吉。战事结束后，他才知道全部的财产和遗产已被抢夺一空，“可耻的贫穷逼迫我去写诗”。然而，他的生活实际上是靠作为一个财务官的书记去维持的。
他短小精悍，骄傲而又怕羞，不喜欢一般群众，但又没有适当的服饰与门路跻身于与他教育相当的圈子。他由于对婚姻过于谨慎而未结婚，凡是那些可能已经是真的或用诗的破格来表示成熟的高等妓女，都能使他自感满足。他以学者的严谨与错综的韵律描写妓女，有人认为他由于没有勾引有夫之妇而大受报偿。他由于太穷而不致自毁于色欲，于是他转向书籍，用最微妙的希腊韵律，以希腊文与拉丁文写抒情诗。维吉尔看到其中的一篇之后，便向梅塞纳斯推荐。这位和善的享乐主义者，受到了贺拉斯羞怯的恭维，并在他那世故思想中发现一种诡谲的意味。公元前37年，梅塞纳斯带着维吉尔、贺拉斯以及其他一些人，搭乘运河航船、乘马车、坐轿子或步行，横穿意大利，前往布兰第修姆作了一次旅行。不久之后，他把贺拉斯介绍给屋大维，后者要贺拉斯做他的秘书。这位诗人以没有工作热情予以婉谢。公元前34年，梅塞纳斯给了他一所房子及位于乌斯提卡（Ustica）的萨宾谷内一座有生产收入的农场，距罗马约45英里。这时，贺拉斯可以自由自在地住在城中或乡下，像作家们所梦想的一样，以懒散闲适或勤勉小心的方式从事写作。
他在罗马停留了一段时间，享受了匆促世界中一位享乐者的生活。他与各阶层的人混杂一处，研究构成罗马的各种形态，以临床的快乐心情观察罗马的愚行罪恶。他在两本《讽刺诗集》（Satires）中把这些类型描述了一部分（公元前34年及前30年各一册），最初是以卢克莱修为范式，后来则采取比较温和、更为宽容的笔调。他把这些诗称为教诫——绝非真正的说教，而是几乎以通俗的六脚韵写成的非正式会话，有时是精密的对话。他承认，它们是地道的散文而非韵文，“因为你不会把像我这样写更近乎散文的人叫作诗人”。我们可以在这些鲜活的诗句中，见到活生生的罗马男人和女人，听他们像罗马人一般讲话：不是牧羊人、农民及维吉尔笔下的英雄，也不是奥维德笔下传奇性的好色之徒和英雄，而是冒失的奴隶、自负的诗人、自大的演说者、贪婪的哲学家、饶舌的碎嘴子、急切的闪米特人、商人、政治家、娼妓——这些人使我们觉得，这就是罗马。贺拉斯以杀人者般的恶作剧，在那种鬼把戏中为往古遗产的猎取者奠立了成功的法则。他讥笑嗜食美味但又因痛风而跛行的老饕。他提醒“厚古者”说：“假使有某种神明要把你带回往日，你必然每次都要拒绝。”过去主要的迷人之处，在于我们知道我们无需再重新过那种日子。他像卢克莱修一样，对那些在城中渴望乡村、在乡村渴望城市的人，对那些因为别人比他们拥有的更多而不满现状的人，对那些认为别人的老婆好而不满自己老婆的人，感到奇怪。他归根结底说，疯狂嗜钱就是罗马的病根。他向热切淘金的人问道：“你们为什么要笑坦塔卢斯？是因为他渴时水总是从他的唇边流走。只要把名字交换一下，这个故事所指的就是你。”他也自我讽刺：他当面告诉他的奴隶说，他这位道学家的脾气很坏，永远不了解自己的心灵和目标，并像任何人一样，是他情感的奴隶。无疑，他曾向自己和别人推介金科玉律。他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一个标准。”即使聪明的人，对此既不会短少，也不会过多。打开他《讽刺诗集》的第二组时，他就向一位朋友抱怨说，第一组被人评为太野蛮、太软弱。他向人请教，别人告诉他说：“休息一下。”“什么？”这位诗人反对道，“根本不写诗了？”“是的。”“但是无法入睡。”
若有一段时间听别人的劝告，他的表现就好了。他的次一著作《长短句集》（Epodes，公元前29年），是他作品中价值最低的：生硬、粗糙、缺乏气势、枯燥无味、两性淫秽。若有可以原谅的地方，只有把它视为阿尔基洛科斯抑扬格韵律的实验。也许他的嫌恶“罗马的烟尘、财富和噪音”增加了他的痛苦，他忍受不了“无知与思想恶劣的群众”给他的压力。他自谓是在都城人类的废物中被人推挤、与人冲撞的人，他大喊：“噢，乡村的家！何时我才能以现有之古籍，以所有之睡眠及闲散时刻，去痛饮生命眷顾的甜美遗忘？毕达哥拉斯的兄弟们，何时才能把豆子送给我吃？还有蔬菜夹咸肉呢？噢，神圣的夜晚与宴乐！”他在罗马逗留的时间愈来愈短，他在萨宾别墅消磨的时间太多，以致他的朋友，甚至梅塞纳斯都抱怨他而与他的生活隔断了。离开城市的燠热与尘埃之后，他在纯净的空气、安详的日常生活和他农场淳朴的工人中发现了一种清新的喜悦。他的健康不佳，像奥古斯都一样，大多以素食维持生命。“我的纯净溪流、我的数亩林地、我确信玉米收成有望，给我带来了比许多拥有非洲沃土的豪华地主还多的福祉。”正如奥古斯都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对乡村生活的喜爱，在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希腊文学中罕见的温暖表现：
远离商务烦虑的人是快乐的，
即使人类最古老的祖先，
用自己的牛，耕祖传的田，
免除一切债务，
仰卧于古老的冬青树下，或柔软的草地之上，
是何等甜美！
当溪流在高高的两岸之间流泻，
而林地的鸟儿歌唱，
而清泉跳跃水花飞溅，
引人进入安静的睡乡！
不过，应该补充的是，这些诗句是以贺拉斯式的讥诮，借用城中一个放债人的口诵出。此人把这几句诗朗诵出来之后，立即忘了它们，迷失于他的钱币之中。
他对那些与他声名攸关的颂歌给予“乐而不倦” 的劳心之处，也许就在这些他所常去的地方。他厌倦了音步的诗，那种永无休止的整齐步调，那种像冷酷的断头台一样突然把诗行割开的急剧停顿。他在年轻时曾经喜欢过萨福、阿尔凯奥斯、阿尔基洛科斯以及阿那克里翁那种活泼微妙的韵律。现在他建议把这些“萨福式”和“阿尔凯奥斯式”，这些抑扬格和十一音节的诗移植到罗马抒情诗的形式之中，以表现他对爱与酒、生与死、宗教与国家等的思想，以崭新的诗节、警句般的简练、音乐般的旋律以及复杂交织的思绪来挑逗人心。他并未想使它们适合于单纯或匆忙的人。诚然，他在第三组严格地开始后，对此等人有这样的警告：
我厌恶并躲避卑俗的大众。
肃静！我，缪斯神的祭司
要为少女和青年唱出
前所未闻的歌声：——
假使少女们注意听了贺拉斯颠三倒四的玩笑话，顺从了他的意愿而手舞足蹈的话，她们定会为这些颂歌所表现的欺骗人的享乐主义而惊喜。这位诗人描述友谊、吃喝、玩乐的乐趣，我们很难从这种赞美诗中推测到他们的作家是吃得少和喝得少的隐士。为什么要让罗马的政治和遥远的战事来烦扰我们呢？他这样问（预期读者对这几页的意见）。为什么要把将来计划得如此缜密，何况将来的形势会讥笑我们的计划？青春与美触动我们的心弦而后又倏然飞逝，让我们及时行乐吧，“躺在松林下，把我们灰白的卷发，围上玫瑰花环，熏以叙利亚的甘松香”。即使我们说话时，妒忌的时间正在流逝；抓住机会，“捕捉这一天”。他诵出一连串放荡的仕女，他自称曾经爱过她们。我们无须相信他这些有罪的言论，因为这些几乎都是当代诗人们迫不得已的文学活动。这些仕女或名字，也曾在别人的笔下出现过。当时有德行的奥古斯都并未被这些抑扬格诗式的私通所骗，他很高兴地在它们当中发现，对他的王权、他的胜利、他的随从、他的道德改革以及他的太平盛世，大为称赞歌颂。贺拉斯的《饮酒歌》（Nuncest bibendum）就是在得到克娄巴特拉死讯和攻占埃及的消息时写成的。即使是他那已经世故的心灵，一想到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胜利及扩张时，也都突然激动起来。他警告他的读者说，新法律无法取代旧道德。他对奢侈与通奸的蔓延、轻浮与讥刺的怀疑感到悲叹。他在提到上次的战争时说：“哎呀！这是我们创伤与罪行的耻辱，是我们被杀兄弟的耻辱！我们艰苦的这一代逃避了什么呢？还有什么不法行为没被我们做过？”除了返回古代的单纯与踏实之外，什么都救不了罗马。凡是难以相信任何事情的怀疑论者，都会在古代的圣坛之前低下他白发苍苍的头来承认！若无神话，人就死亡，因而他慷慨地把他的笔借给害病的神祇使用。
在世界文学中，酷似这些诗的作品还没有。这些诗细腻却有力，优美而又雄浑，精微而又复杂，以完美的艺术隐藏了它们的技巧，而它们的功力看来似乎轻松平易。这是胜过维吉尔的另一音阶上的音乐，旋律不足，智力过之，并非为了少女和青年而写，而是为了艺术家与哲学家而作。其中很少有激情、热情或“美文”（fine writing），即使是句子颠倒，措辞也是简单的。不过在较伟大的抒情诗中，思想中有一种傲然与庄严的气概，仿佛帝王在下诏，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铜像：
我树立了一座纪念碑，比铜像更经久，
比金字塔高贵的巅峰更崇高；
没有侵蚀的风暴，
没有强力的北风，
没有数不清的岁月，
没有时间的疾驰能够使它倾倒。
我将不会完全死去。
被他痛骂的群众对于《颂歌》（Odes）不闻不问，批评家指责它是枯燥乏味的虚饰之作。奥古斯都却宣称这些诗是不朽之作，请他再写第四组，以庆祝德鲁苏斯和提比略在德国所建立的功勋，并选贺拉斯写“竞技纪念诗”。贺拉斯答应了，但无灵感。《颂歌》所费的努力已使他精疲力竭。在他最后的作品中，他放松心情，用对话式写成了《讽刺诗集》的六音步诗。他的《使徒书》（Epistles）如同坐在安乐椅上所写的一般。贺拉斯一直希望成为一位诗人、垂死的神学家。到了45岁时，他才成熟到讨论神、人、道德、文学及艺术。
上述作品中最著名的，由后世批评家提出命名的“诗的艺术”（The Art of Poetry）是对皮索族某些姓名不详的族人所讲的。它并非正式的论著，只是谈如何写作的一点忠告。他说，依照你的能力选择题材，小心不要以举山之力去捉老鼠。理想的书籍，既有教益又有趣味，“凡能把实用与愉悦化而为一的人，都会得到每一个人的拥护”。避免用那些新词、废词或是字母过多的长词。能简洁就尽量简洁，直入事物的中心（medias res）。写诗时不要以为情感就是一切，如果你希望读者有所感，你自己必须先有所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艺术并不是感觉，它是形式（此处又是古典形式对浪漫形式的挑战） ，若要获致形式，就要日夜研读希腊文。把你所写的东西涂掉，删除每一段华而不实的字句。把你的作品交给能胜任的批评家，留心你的朋友。如果它能通过这一切考验，把它置诸脑后八年，如果到那时你仍然没遗忘，就把它出版，但要记住：除了时间之外，你永远无法把它招回。倘若你写戏剧，让动作（而不是你的言词）来演示故事和描绘人物，不要在舞台上表演恐惧。遵守动作、时间与地点的统一：使故事作为一个整体，在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在一个地方。要研究人生与哲学，因为若无观察与了解，即使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形式，也是空洞的东西。要勇于求知（Sapereaude）。
贺拉斯本身遵守了所有这些箴言，除了一件——他没学习哭泣。因为他的感情太淡薄，或者已被压抑成了静默，所以他很少达到赋予真挚同情或“在宁静中忆起的情感”以形式的高度艺术。他太温文了，“对什么都不感惊异”是一种不良的忠告。对诗人而言，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一个奇迹，即使是它天天与他碰面，像日出或一棵树一样。贺拉斯观察了人生，但不太深切。他研究了哲学，但却顽固地保持着一种“平稳的心境”，只有他的《颂歌》才超越了“中庸之道”。他像一个禁欲主义者一般崇尚美德，又像个享乐主义者一般尊崇快乐。“那么，谁是自由的呢？”他问，又像芝诺一样回答，“有智慧的人，凡主宰自己的人，不怕贫困、不惧死亡与束缚的人，蔑视他的情感、讥笑野心而本身完整无缺的人。”他最高贵的诗篇之一，唱出这样一首斯多葛派的调子：
只要公正果决
即使天崩地裂
仍然不改其乐——
虽然如此，他仍然以感人的诚笃自诩为“伊壁鸠鲁猪圈中的一头猪”。像伊壁鸠鲁一样，他蕴蓄的友谊比爱多。像维吉尔一样，他歌颂奥古斯都的改革，且一直保持独身。他竭力宣扬宗教，但并不着迷。他觉得死亡可以解决一切。
他的暮年就笼罩于这种思想之中。他忍受了不少痛苦——胃病、风湿和许多别的疾病。他喃喃地说：“岁月流逝，逐一带走了我们所有的欢乐。”他向另一位朋友说：“唉，哦，波斯图穆斯（Postumus），疾驰的岁月溜走。不论是虔诚的心灵、急迫的年华或不可征服的死亡，都无法拉平我们的皱纹。”他回忆，在他的第一首讽刺诗中，如何希望在大限来到时满足地了结生命，“像一个已经尽情的宾客”。现在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已经玩够了，吃够了，喝够了，该你走的时候到了。”自从他对梅塞纳斯说他不会比资助他的人更久于人世以来，已经过了15年。公元前8年，梅塞纳斯去世，数月后，贺拉斯也随之而逝。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了罗马皇帝，然后躺在梅塞纳斯的墓旁，从此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