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大维从亚历山大城进至亚洲，继续封赠王国和领土，他于公元前29年夏始入意大利。人民视之为救主，各界人士参加迎宴，庆祝凯旋，狂欢三日。门神雅努斯的庙宇因之关闭，以表示让战神马尔斯尽兴一番。
意大利这个富庶的半岛已因20年的内战而凋敝，农田荒芜，城市被掳掠围困，财富被洗劫一空，行政及防卫松弛，入夜盗贼横行，不法之徒出没街巷，绑架商民售之为奴。商业萧条，投资停顿，高利贷猖獗，财产跌价，道德水准因为富豪骄奢而低落。在某些情况之下，道德堕落比由丰足变成贫困更令人沮丧。
在经济上由富转贫、在道德上失去重心之人在罗马到处可见：士兵们习于走险，嗜杀成性；因为苛征及战时通货膨胀眼见自己积蓄耗竭的人，失神地渴望形势转变而再回复富饶；妇女们放纵于自由，离婚、堕胎、通奸率倍增。人们失去了生存活力，多以不育子女为理想，肤浅的潮流均以悲观讽世为荣。这并不是罗马的全貌，而是其内在的严重隐忧。
海上盗贼复出，对国家间的自杀情形幸灾乐祸。城市与行省抚摸着苏拉、卢库卢斯、庞培、加比尼乌斯、恺撒、布鲁图、卡修斯、安东尼与屋大维等横征暴敛后的创伤。沦为战场的希腊被毁了；埃及遭窃了；近东地区须供养大量军队，贿赂无数将军；人民痛恨罗马统治者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又未能给他们任何安全与和平。若是有人发现意大利外强中干的真相，团结自己的人民，起而反抗罗马，发动另一次争取自由的战争，那该怎么办？
当时曾有某一颇有魄力的元老意欲面对此项危局，组织强大军队，罗致优秀将领，并教之以深远的治国之道，可惜此事未果。因为可以作其后盾的望族都已毁于战争与子嗣不继，传统的治国之道尚未传给继承他们的商人、军人及外省人，新元老院欣然将大权授予了一个能策划、善领导、肯负责的人。
屋大维对废止旧宪法迟疑不决。卡修斯代表他与梅塞纳斯（Maecenas）和阿格里帕等磋商甚久。他们认为一切政府均为寡头政治，所以在君主政治、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三种政体中，究竟选择哪一种，并不成问题。他们所要解决的是在目前的空间与时间之下，究竟采用以军队为本的君主式寡头政治，还是世袭式的贵族寡头政治，还是以工商界财力为主的民主式寡头政治？屋大维把它们合而为一，称之为“元首政治”（principate），那就是融西塞罗的理论、庞培的作风、恺撒的政策为一体。
人民冷静地接受了他的决定。他们不再恋慕自由，只是疲乏地企望着安全与秩序。只要能保证他们有娱乐有饭吃，谁来治理都无所谓。他们已经发觉议会的腐败无能、充满暴力，不但不能统治整个帝国，恢复意大利生机，甚至连罗马都无法管理。因为版图的扩张，自由问题也日趋复杂。罗马已非城邦国家，帝国无情地驱策它模仿埃及、波斯与马其顿。自由崩溃之后所形成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混乱，必须由新的政府建立新的秩序予以安抚。所有地中海的动乱国家都仰望着屋大维，期待着贤明政治的出现。
恺撒的失败就是屋大维的成功之处，因为屋大维较为圆滑，较有耐性。他了解文字和礼仪的妙用，他步步谨慎；而且，屋大维有的是钱。恺撒则迫不及待地要改变生活，想在半年之间完成一世的改革。苏埃托尼乌斯说：“当屋大维带来了埃及的宝藏时，罗马因财力雄厚，利率从12％降到4％，不动产的价值，也大大增值。”当屋大维表明产权不可侵犯、不再放逐人民及没收其财产时，金钱立即流通，投资踊跃，贸易开展，财富又开始积累，并有一部分落入劳工与奴隶之手。各界人士得知意大利仍受封赐，罗马仍为帝国首都，均不胜欣喜。东方复苏的威胁已可暂时解除。恺撒所梦想的平等联邦（commonwealth）已被恢复统治民族特权所暗中取代。
屋大维开始用掳来的财富支付士兵的欠薪。他保留20万现役军人，每个人宣誓效忠于他；其余30万人则授田遣散，每人皆赠予巨额钱财。对他的将军们、拥护者、朋友们，他均不吝厚赠。有几次，他曾以私人财产弥补公库赤字。对遭受战祸或天灾的地方，他都拨出巨款赈济。他焚毁产权人的欠税记录而免征他们所积欠的税款，他拨款救灾、举办盛大展览和竞赛，他慨解私囊从事公共建设，以防止失业并美化罗马。众属国奉之为神明，岂无由乎？
当大量金钱被他挥霍之后，这位资产阶级皇帝生活得非常简朴，他放弃贵族们的锦衣玉食与公家俸禄，穿着自家妇女所纺织的衣服，一向住在霍滕西乌斯宫室中的一间小房之中。但占住了28年之后，该屋惨遭烧毁，他又按照原样建造新宫，可是他仍旧住在那间狭小的寝室之内。即使离开了众人的视线，他还是过着哲人般的简单生活，而不享受帝王的奢侈豪华。他唯一的嗜好是放开国事，驾舟徜徉于坎帕尼亚（Campanian）沿岸。
他逐步、谦和地允许元老院，让他们授权给他，使他成为一位有权有实的国王。除了名称，他一直保持着“大统领”（imperator）的头衔，并统率三军。由于大部分军队驻扎在首都以外，平常不在意大利本土，人民虽然生活在与以前各种旧共和完全无异的政治环境中，却不觉得是处在军事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政权只要能用法令统治，便不再使用武力。
屋大维于公元前43年、前33年、前31年到前23年的九年间，每年都被选为罗马的执政官。由于公元前36年、前30年和前23年所取得的保民官权威，他已成为终身不可侵犯的保民官，在元老院他有立法权，对政府官吏的行为有否决权。对这种独裁政体没有人反对，在太平盛世之际都把握机会发财的商人们，知道屋大维曾经掠夺埃及的元老们，拥有屋大维所赐土地的士兵们，在恺撒立法封派及遗嘱之下的受益人等，都一致同意荷马“一人统治最为上策”的说法。至少，像屋大维那样慷慨大方，像他那样勤奋尽职，像他那样献身于国家，一人统治是不会错的。
公元前28年，屋大维与阿格里帕同为罗马都察官时，曾进行户口普查，校正元老名额，削减为600人，他本人则被任命为常任“首席元老”。该头衔的原意是在元老名录上居首之意。不久，该称号便如“大统领”一样有了“君主”的意味，在屋大维终身拥此称号之下，那就是“皇帝”。
历史上都称他以及200年以后继承人的政府为元首政治，而非纯粹的君主政治。因为到康茂德（Commodus）死亡时为止，所有的“皇帝”都认为，他们只是元老院的元首，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为了使自己在宪法上的权力更大，屋大维在公元前27年辞去所有官职，宣布恢复共和，并表示他本人希望退隐园林，不复问政（时年35岁）。这出戏排演得很好，因为屋大维素以谨慎著称，他深信“诚”是最好的策略，只是在做的时候不能不权衡变化。元老院不但不同意他辞职，还几乎将全部大权交还给他，请他继续领导国家，并加上“奥古斯都”的尊称。在历史上，奥古斯都曾被误认为是他的名字。在此之前，此词一向是指圣物或圣地，及某些创造或扩大的神祇。如今用到屋大维身上，便带有一种神圣的荣光，而使他成为宗教与诸神的保护者。
罗马人似乎想过，“恢复”是真的，是他们用一个形容词“奥古斯都”换来的。元老院与议会不是仍旧拥有立法权和选举官吏权吗？不错，奥古斯都或他的代理人只是“提出”法案和“推荐”重要的候选人而已。他是以“大统领”和执政官的地位统领军队、掌理财政和管理司法，他以护民官的特权控制政府各项活动，他的权柄并不大于伯里克利和庞培，所不同者，只是权柄的永久性与非永久性而已。公元前23年屋大维辞去执政官，接受了元老院授予的“总督之权”，使他能管制一切属地的官吏。这一切仍旧无人反对，而且当发生粮荒时，人民竟包围元老院，要求任命他为大独裁者，因为人民在元老院寡头政治之下生活得并不幸福，想换换口味，尝试一下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也许会使他们发财，奥古斯都予以拒绝。不过，他承担了粮政和食物供应的责任，并立竿见影地解决了粮荒。人民对他感恩不尽，所以当他以自己的威信修改宪法时，人民毫不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