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的“慷慨”行为使他这一生中犯了两次错误。第一次是他斩草却没有除根——让其敌手的儿子和外甥逃之夭夭。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恺撒，在苏拉大举屠杀异己的那几年，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虽然死刑犯的名单上写着他的名字，但是经不起其朋友的一再请求，苏拉终于饶他一命。当时苏拉赞叹地说：“这个小伙子抵得过好几个马略。”苏拉竟不幸言中了。第二次是他退休太早。要是他的耐心和眼光及得上他的残酷和勇气的话，他或许能挽救罗马半个世纪的混乱局面，从而早在公元前80年就给罗马带来和平、安乐和繁荣了。他只看重复古，其实他更该创新。
就在他死后十年，他一手经营的罗马帝国已混乱不堪了。贵族们在胜利的余韵中显得懒散颓废，大家不问政事，尽情追求财富，尽情享受人生。贵族与平民之争有增无减，而且正酝酿着另一次暴乱。贵族们把其高贵身份视为当然，他们认为一个好政府必定要把政府中的高位高职留给祖宗做过大官的人来承继。如果你的祖宗未曾任官，而你想竞选官职的话，准被讥为“新人”或“暴富”，马略和西塞罗就属于这一类人。一般平民则主张“能者有其位，才者得其所”，议会享其特权，解甲战士和贫民拥有私有田地。贵族与平民都不相信什么民主，他们宁愿独裁。双方肆无忌惮地强行胁迫，或贪污贿赂。原来用于社会福利的社团机构，现在则演变成为买卖选票的图利市场。买选票的行业演进到需要有专才方能“胜任”的地步：有顾问专司买票事宜，有中间人专管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西塞罗描述说：“候选人手拿着钱袋，不停地周旋于投票者之间。”庞培以邀请部族首领到其花园赠予金钱的方法，使他一个叫阿弗拉尼乌斯（Afranius）的平平庸庸的朋友当选为执政。由于候选人需要大笔竞选经费，致使利息提高到月利八分之多。
已被元老院收买了的法院，与选举竞相贪污受贿。誓言已失去效用，假誓与贿赂一样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有一个叫马库斯·梅萨拉（Marcus Messala）的人竞选执政，用钱买选票而被起诉。法庭宣告其无罪，尽管他的朋友都认为他确实有罪。西塞罗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法庭审判腐败到这种地步，以后除了杀人之外，没有人会被判罪的。”其实他应该说：“除了杀人之外，只要有钱就不会被判罪。”因为有一个律师说：“要是缺乏钱和一个好律师，就是一个很平常的案件都会被判罪。”有一个叫昆图斯·卡利丢斯（Quintus Calidus）的副执政被元老院的陪审团定罪，他就暗自盘算说：“这回他们的‘索价’不会少于30万塞斯特斯的。”
在法院的护翼之下，元老院的地方长官（Senatorial proconsuls）、税吏、债主以及商业机构代理人等，大肆勒索意大利之外的领地。实际上，虽有几个正直、有魄力的总督，但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他们的任期通常只有一年，没有薪水。在这一年中，他们得存钱还债，想法再买个官做。元老院是他们贪污的唯一克星，但是他们知道元老院不致干涉得太过分，因为元老院的议员几乎都与他们“同道”。当恺撒于公元前61年到西班牙任地方长官时，他举债约合750万美元之巨，翌年他回来时，把所有债务一笔勾销。西塞罗自认为是一个诚实到家的人，在西里西亚任总督的一年中他仅仅收获了11万美元，因此不时为自己的“清廉”称道不已。
征服意大利之外领地的将军们是第一个获利的。在东方诸战役后，卢卡卢斯（Lucullus）马上成为暴发户。庞培在同一地区的战役中带给国库约合1120万美元，自己则留着约合2100万美元营私。恺撒在高卢之役后，搜刮了亿万之数。除了将军搜取民脂民膏外，税吏则向人民索取他们缴给罗马政府的两倍租税。如果行省或城市无法向人民索取应缴的税金，罗马财政当局或政客会以高利贷借钱给他们。收取利息时，如果需要的话，就由罗马军队以包围、征服和掠夺等手段进行。元老院禁止其成员参与贷款之事，但是贵族中的庞培、圣者如布鲁图（Brutus）等则游走于法律边缘，经由中介把钱借给他人。亚洲的领地有好几年因贷款而付的利息比他们缴给税吏与国库的要多出两倍。为了应付苏拉在公元前84年的勒索，小亚细亚的几个城市贷款的利息，比本金高出六倍之多！为了还债，它们只好把公共建筑和雕像变卖。父母们把孩子卖做奴隶，因为拖欠债务的人随时有遭拷打的危险。这样一再搜刮后，如果还剩有财富的话，由意大利、叙利亚和希腊来的企业家和元老院签订合同，共同“开发”行省的矿物、木材和其他资源。于是贸易交往开始，有人买卖奴隶，有人买卖货物，有人则买卖田地，于是建立了比意大利更大的大地主领地。西塞罗于公元前69年略为夸张地描述说：“所有高卢人做的买卖都有罗马人参与其中。高卢人手中的零头，甚至每一便士都曾经过罗马人的手。”
这个政府是有史以来最富有、最强势，也是最腐败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