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这个经过500年发展而形成的复杂的国家做一番描绘。众所周知，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的一个最能干和最成功的政府，波利比奥斯甚至认为它几乎完全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它提供了罗马历史的结构，有时也成为战场。
在全体人民中，谁算是公民？严格地说，凡是出生于或被收养于罗马三个缘起部落的人，都是公民。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15岁以上的男性（不包括奴隶及外国人）以及获得罗马公民身份许可的所有外国人，都是公民。像这么被人羡妒及人人都想争取的公民身份，实在是空前绝后的。它意味着公民只是一个小小团体的成员，而这个团体不久就统治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它带来依法拷问与监禁的豁免权，以及上诉权，可从帝国之内的任何官员起，上诉到罗马的族派会议，或后来的罗马皇帝。
与这些特权俱来的，是一些义务。除赤贫者外，公民自16岁至60岁，有应召服兵役的义务。除非已在军中服役过10年，否则不能担任政府官职。公民的政治利益与军事责任牢牢地结合着，其最重要的选举权就是在他服役的军团（century，原意为“百人队”）行使的。在诸王统治时，公民也在区会议（Comitia Curiata）中选举，就是说，他和其他家庭的头目集合在一区中选举。罗马共分30个区（Curiae），那是由三个部落划分的地界。到了共和末年，则由区会议将统治权给予当选的政务官员。在君主政体结束之后，区会议的其他权力很快就消失了，而转移到百人会议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之所以称为“百人”，是因为最初只有100名士兵。凡政务官员的选拔、对所有官吏或元老院所提议案的通过或拒绝、听取对政务官员判决的上诉、审判所有罗马市民的死刑案件，以及宣战与媾和的决定，都是百人会议大会的事。这是罗马军队与政府的广大基础，然而，其权力仍然受到限制。它只在执政或保民官召集时才能集会。它所能表决的议案，只以政务官员或元老院所提交者为限。它不能讨论或修改议案，只能表决其可否。
大会表决的保守特性，借成员的阶级安排而获得保证。在最高层有18个百人队，由贵族和商人（骑士） 组成。其次是市民的第一阶级，要想列入这个阶级，每人必须有价值10万阿斯（as） 的财产，这个阶级共有80个百人队，合8000人参与大会。第二阶级的市民必须拥有7.5万至10万阿斯的财产，第三阶级是5万至7.5万，第四阶级是2.5万至5万，这三个阶级各有20个百人队。第五阶级的市民必须拥有1.1万至2.5万阿斯的财产，共有30个百人队。凡财产在1.1万阿斯以下的市民，合编为一个百人队。每一个百人队只在大会中投一票，投票结果取决于各百人队中的多数。因此，在某百人队中的少数，可能击败别的百人队中的大多数，而胜利属于总人数中的少数。因为每个百人队皆依财产阶级的次序而投票，并随时投票随时宣布，安排在前面的两个组，占有98票，已占全体188票的多数。因此，他们的票唱完后，较低阶级就罕有投票的必要了。投票是直接的，不能亲到罗马与会的市民，在大会中便没有代表权。所有这些规定，无非只是取消农民与平民投票权的策略而已。百人队的阶级区分，是经过调查决定，依各人对于纳税及战争的贡献区分。罗马人认为，投票权应与其所付的税额及所要求的军事义务成比例。那些财产在1.1万阿斯以下的市民，总共只有一个百人队的一票投票权；同样，他们所付的税微不足道，而且在正常状况下总是免服兵役的。至于大众阶级，直至盖乌斯·马略（Caius Marius）执政之前，政府对他们别无要求，只要求他们多生孩子。百人会议的规定，其后虽有若干变更，但仍旧是明明白白的保守与贵族政治的体制。
毫无疑问，为了抵消这个不利，共和国一开始，平民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平民会议（Concilia plebis）。我们发现，早在公元前357年即已行使立法权的族派会议，可能就是由平民会议产生的。在这个族派会议中，其投票人以塞维安调查（Servian census）为基础，依部落及居住地而安排，每一部落有一票投票权，贫富一律平等。公元前287年，元老院正式承认族派会议的立法权力，自此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会议的权力日益增加，成为罗马“私法”（private law）的主要来源。族派代表的选择，与从全体百人队选出军事保民官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族派会议中，人民没有讨论的权力。某一政务官员提出一项法律并加以辩护，另一政务官员如果发言反对，大会只是听着，并表决可与否。此会的组织，虽比百人会议进步得多，却一点也不激进。全国35个部落中有31个在农村，其成员绝大多数拥有自己的土地，都是谨慎的人。城市的大众阶级，都在四部落区域内，在马略以前及恺撒以后，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力量。
元老院依然是最高机关。院内元老除原有的氏族首领外，还以卸任执政及都察官加以补充，又授权都察官从贵族和骑士阶级中提名，以保持元老院300名会员人数。会员是终身制，但是，任何会员一经查有犯罪或严重不道德行为，则可将其由元老院或都察官开除。这个颇具尊严的机关，应主要政务官员的要求而集会，在广场对面的元老院举行。依照一种愉快的习惯，会员可带他们的儿子同往，让他静静地在会中学习政治手腕和诡辩。从理论上来说，元老院所能讨论及决定的，以政务官员提出的问题为限。元老院的决议也只具有建议性质，没有法律效力。实际上，因其威望很大，政务官员们差不多总是接受其建议，而未经元老院许可的任何法案，也罕有经由政务官员提出召开百人会议的。元老院的决议可被保民官否决，而在元老院中失败的少数派，也可上诉到百人会议。但是，除在革命时期外，类似的程序是罕见的。政务官员只有一年当权期，而元老院会员则为终身制；因此，这个长久的主权者，必然支配只拥有短时权力的人。外交关系的指导、结盟与缔约、从事战争、殖民地及各省区的统治、公地的管理与分配、财政及其支付的控制等，所有这些事全是元老院的专属职掌，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它是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兼管的机关。诸如叛国罪、谋叛罪或暗杀罪等，皆由元老院执行法院的职责。对最大的民事案件的审判，也指派元老院会员为法官。当一种危机到临时，元老院便发布最严厉的命令（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执政应设法使国家不受危害”——可凭这种命令，施行戒严，并使全国的人与财产皆受执政的绝对控制。
共和时代 的元老院，时常滥用权力，袒护贪污官吏，残酷无情地进行战争，贪婪地剥削被征服的省区，压制希望对罗马繁荣负起更大责任者的抱负。但是，除图拉真（Trajan）与奥勒留两位皇帝外，能在政治手腕上运用那么多智能与技巧的，没有谁比得上罗马元老院。其服务国家的理想能把政府和人民支配得那么好的，也是举世无双。就个人而言，元老们并非超人，他们也常犯严重的错误，有时对政策踌躇不决，时常因贪图个人所得而失去了对帝国的正确见地。但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做过政务官员、行政长官及军队指挥官，其中有些人还做过地方长官，统治大如王国的省区；更多的人都是出身世家，其家族数百年来产生了许多罗马政治家及将军。所以由这些人组成一个机关，如果说制定不出最佳的法案，那是绝不可能的。元老院在胜利时最坏，而在失败时则最好。它能推行进步的政策，影响几代人几百年间的事。它能在公元前264年发动一次战争，到前146年结束。公元前280年，哲学家齐纳斯（Cineas）以伊庇鲁斯王（Epirus）皮拉斯的特使身份来到罗马，看到元老院的审慎辩论，并观察那些元老。他向那位新亚历山大（皮拉斯）报告说，这里并非贪官政客的集会，不是智力平凡者的偶然会议，而是真正庄严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诸王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