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希腊文化的传播中，雅典在戏剧与哲学两方面仍继续保持领导地位。雅典社会并不太热衷于战争与革命、新科学与新宗教或美与黄金，所以还有时间去研究真理与谬见、物与心、自由与需要、高贵与卑贱、生与死等问题。许多青年常历尽千辛万苦，从地中海所有的城市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音容宛在的大厅与花园中来求学。
在吕克昂学园，孜孜不倦的莱斯博斯人泰奥弗拉斯托斯继续保持着经验主义的传统。逍遥学派实非哲学家，而是科学家及一般的学者，他们献身于动物、植物、生物、科学史、哲学史、文学史、法学史的专门研究。泰奥弗拉斯托斯在领导该学园的34年中（公元前322—前288年），探讨了许多学术领域，曾公布涉及从爱情到战争几乎所有论题的书达400部之多。他的小册子《论婚姻》（On Marriage）曾严厉批评女人，伊壁鸠鲁的情妇里修姆写了一篇博学并且非常尖锐的答辩，予以猛烈的反驳。然而阿特纳奥斯认为“美人凭优雅而得美丽”一语所表现的温柔情感应归功于泰奥弗拉斯托斯。第欧根尼·拉尔修把他描写为“最仁慈的人，而且非常和蔼可亲”。他口才极佳，因此别人忘记了他的本名，只记得亚里士多德为他另取的意谓“他讲话像神一样”的外号。他极受欢迎，群集听讲的学生多达2000人，米南德便在其最忠实的门徒之列。后世特别谨慎地保存了他的《论性格》（On Characters）一书，不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新文体，而是由于他对人人归诸他人的过失有尖刻的讽刺。书里有个好说话的人（the Garrulous Man），他“开始颂扬自己的太太，细说他昨晚所做的梦，逐一形容他昨餐所吃的每一道菜”，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和以往是大大不同了”。还有个愚蠢的人（the Stupid Man），他“到戏院去看戏，竟于熟睡中被留在空屋里……他吃完舒服的晚餐，晚上不得不起来方便，回来时还未完全清醒，走错了门，被邻居的恶狗咬了”。
泰奥弗拉斯托斯一生中巧遇的几件大事之一，是城邦颁布了法令（公元前307年），规定哲学领袖的选择须经公民会议的认可。与此同时，阿尔戈英雄尼德斯又控告泰奥弗拉斯托斯“不敬”。泰奥弗拉斯托斯便离开雅典，但跟随他的学生很多，城中商店老板抱怨生意一落千丈。不到一年，这项法令取消了，控诉也撤回了，泰奥弗拉斯托斯又扬扬得意地回来，重新主持吕克昂学园，几乎直到85岁逝世时为止。据说“所有雅典人”皆参加他的葬礼。在他死后，逍遥学派并没有留存多久。科学离开了赤贫的雅典人前往富裕的亚历山大城，而从事研究的吕克昂学园便陷入穷途潦倒中。
同时，在柏拉图学园里，斯珀西波斯已继承柏拉图，而色诺克拉底又继承了斯珀西波斯。色诺克拉底领导该学园25年（公元前339—前314年），由于过着可敬的简朴生活，曾为哲学带来新荣誉。他潜心于研究与教学，一年只离开学园一次，前去观看狄奥尼索斯悲剧。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说，当他出现时，“城中喧扰的群众让路给他走过”。他拒收一切费用，穷得几乎因欠税而遭监禁，所幸法勒鲁姆人德米特里为他付清欠款，使他得以自由。马其顿王菲利普说，雅典派来的使节唯有色诺克拉底被证明是不受贿赂的人。他的崇德令誉使菲丽娜动了心。她假装被人追赶，到他家去避难，看见他只有一张床，便问可否与他共榻。他同意了，据说是出于人道的体恤，可是对她的要求与妩媚极为冷淡，致使她愤然离去，向朋友抱怨，说她找到了一座雕像，而不是一个活人。除哲学之外，色诺克拉底不要任何情人。
他死后，希腊思想中形而上的一派即在原派殿堂的同一片小树林中近于衰竭。柏拉图的继承者都是数学家和道德家，没有花时间去思考之前曾鼓励该学园的那些抽象问题。埃里亚人芝诺的怀疑论，挑战赫拉克利特的主观主义，高尔吉亚与普罗泰戈拉方法论的怀疑，以及苏格拉底、阿里斯提波与麦加拉人欧克拉底的形而上不可知论，控制了希腊哲学，理性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每一种假说都被想到过、宣扬过，然后被人遗忘。宇宙保存了其秘密，大家对探索那种最聪明的人尚且无法得知的问题已渐感厌倦。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只有一个共同点——得到最终真理的可能性。庇罗却说，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都错了。他这句话明白表露了当时一般学者的疑心。
庇罗于约公元前360年出生在埃里斯。他曾随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过印度，在“裸体禁欲者”的门下学习，也许从他们那里学得一些怀疑论，所以后来他的名字竟成为怀疑论的同义字。他回到埃里斯，以教师的身份生活于宁静的贫穷中。他太谦逊而不愿著书，但他的学生弗留斯人泰门在一连串的讽刺诗中，将庇罗的意见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些意见只有三个要点：确定性不可得，智者不作判断；不求真理，只求宁静；既然一切理论都可能是假的，最好接受当时当地的神话及习惯。感官或理智皆不能给我们确定的知识。感官在领会事物时把事物歪曲了，理智不过是欲望的诡辩仆人而已。每一种三段论法都是将未决问题作为证据，因为大前提假充了结论。每一项推理都有与它相反的推理；同一经验可依环境或情绪而显得令人欢喜或不快；同一事物可以显得大或小，美或丑；同一行为可依我们生活的地点与时间而显得道德或不道德；同一神可依不同的种族而存在或不存在；一切都是意见，没有任何知识是十分真实的。因此，参加争论、寻求生活的其他环境或方式、羡慕过去或未来的时代，都是愚蠢的。一切欲望都是幻影。甚至生命不一定好，死亡也不一定坏，对两者皆不应存有偏见。最好的办法是安静地接受：不去改变世界，只耐心忍受现况；不热衷于进步，而安于和平。庇罗诚心过着这种半印度式的哲学生活。他谦逊地遵从埃里斯的风俗与信仰，不求避免危险或延长生命，结果活到90高龄。其祖国公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因而免除了哲学家的纳税义务，以表示尊敬他。
此时令人觉得奇怪的事情是：对形而上哲学继续进行攻击的却是柏拉图的门徒。公元前269年，阿色西劳斯成为“中期柏拉图学院”（the“Middle Academy”）的首领，他也许曾受庇罗的影响，竟把柏拉图反对感官知识的议论转变成一种与庇罗学说完全同样的怀疑论。阿色西劳斯说：“一切都不确定，甚至这句话也不例外。”有人告诉他这样的学说将使生命成为不可能，他答道，生命早已学会去应付各种偶然性。一个世纪以后，一位更激烈的怀疑论者接掌“新柏拉图学院”（the“New Academy”），将普遍的怀疑论加强到变成知识与道德的虚无主义。昔兰尼人卡尼阿德斯在约公元前193年像希腊的阿贝拉德一样来到雅典，以令人难堪的巧妙言语反驳克里西波斯及其他老师所教的每一种学说，使他们大感头痛。因为他们想要使他成为逻辑家，他曾向他们说（将普罗泰戈拉的形势倒转过来）：“如果我的推理是对的，当然很好；如果是错的，请退还我的学费。”他自己开课后，今天讲一种意见，明天又加以反驳，每次都证明得头头是道，把两种意见都破坏了。他的学生，甚至传记作者，都未能发现他真正的见解是什么。他曾攻击一切结论，说它们在理智上是无可辩护的，并叮嘱他的学生对偶然性及当代的习俗感到满足。他被雅典人派往罗马充任使节团的一员（公元前155年），曾使罗马元老院大感震惊，因为他于某日发言拥护正义，次日又嘲笑正义是不可实现的梦想：如果罗马要实现正义，便应将其凭优越武力从地中海诸国夺取的一切东西归还原主。第三天，加图（Cato）认为这个使节团是对公共道德的一种危险，便将他们遣回雅典。波利比奥斯当时正以人质身份留在罗马与西庇阿共事，也许曾听到这些演讲，他以一个实际者的愤怒讲到这些哲学家时有以下的话：
他们在柏拉图学园中已将自己训练得极为擅于辞令。他们里面有些人由于力图混淆听众的心灵，于是提出自相矛盾的理论，并且很善于捏造合理性，以致使听众怀疑雅典人是否能闻到艾菲索斯炒蛋的香味，也怀疑他们是否一直在学园中讨论问题，而不是躺在家中的床上，在梦中撰写这篇演说……由于这些学者过于爱好矛盾的理论，已使一切哲学受到不好的批评……他们在青年的心中灌输一种狂热，而使青年对真正有益于哲学学生的伦理与政治问题从不加以思考，而将生命耗费于捏造无用谬说的徒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