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希腊时期只出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散文作品。当时新创的体裁有假想的对话、短论及百科全书，也有人继续以前的传统，撰写简短而生动的传记，在罗马时期的希腊文学中，应当加上布道词与小说。演说已是垂死的体裁，因为它依靠的是政治的竞赛、普通的诉讼及说话的民主权利。书札成为通信与文学的主要传达工具，此时即已建立在西塞罗作品中所见的尺牍体式及语法，甚至还有我们祖父辈认为很亲切的开端：“希望此信寄达时，尊体健康，正如其寄出时贱躯的无恙。”
历史学十分发达，托勒密一世、阿哈伊亚的阿拉托斯、伊庇鲁斯的皮拉斯，皆曾写过战役回忆录，奠定了在恺撒时达到巅峰的传统。埃及的祭司长曼内托曾以希腊文写成《埃及年表》（Aigyptiaka或Annals of Egypt），多少带些武断地将许多法老纳入历代诸王朝，而一直沿用至今。查尔德安斯（Chaldeans）的祭司长贝罗苏斯（Berosus）献给安条克一世一部根据楔形文字的记录所写成的《巴比伦史》。塞琉古一世派往孔雀王朝的使臣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于约公元前300年写了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曾震撼整个希腊世界，其中一段写道：“婆罗门中有一派哲学家……认为上帝就是道（the Word），他们认为道不是清楚的语言，而是理性的显现。”这又是日后给基督教神学极大影响的逻各斯的教义。陶尔米纳人第玛库斯（Timacus）被阿伽索克利斯逐出西西里后（公元前317年），便广游西班牙与高卢，然后定居雅典，写成一部西西里及西方的历史著作。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很想在其著述中包罗一切事物，以致其竞争者称他为“拾破烂的老头”。他努力写成一部正确的编年史，并偶然想到以奥林匹克会期作为纪年的方法。他严厉批评史学前辈，但他幸而早死，没有见到波利比奥斯对他的猛烈攻击。
希腊最伟大的史学家波利比奥斯，也是唯一可以与希罗多德及修昔底德三足鼎立的人物，他出生于阿卡狄亚的莫加波利斯（Mogalopolis，公元前208年）。他的父亲里科杜斯（Lycortus）是阿哈伊亚联盟领导人之一，公元前189年曾任驻罗马的大使，公元前184年当选为联盟统帅。波利比奥斯生长于政治气氛中，在菲洛波门的训练下成为军人，在小亚细亚参加过罗马对抗高卢人的战役。他父亲任驻埃及大使（公元前181年）时，他曾随往。公元前169年，他受命担任阿哈伊亚联盟的骑兵指挥官。他的知名度使他付出代价：罗马为惩罚阿哈伊亚联盟支持珀尔修斯对抗罗马人的举动，曾将阿哈伊亚的1000名重要人员带往罗马当作人质，波利比奥斯便在其中（公元前167年）。他遭放逐达16年之久，据他自己说，有时甚至“精神全失而心灵麻痹”。但小西庇阿与他友善，把他引入由罗马知识分子组成的西庇阿集团。当罗马元老院决定将放逐者分散遣往意大利各地时，小西庇阿又说服了元老院让波利比奥斯留在罗马与自己同住。波利比奥斯陪着小西庇阿参加过许多战役，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军事意见，为小西庇阿探察过西班牙及非洲的海岸。当罗马人焚烧迦太基时，他站在小西庇阿的身边（公元前146年）。他于公元前151年获得自由，公元前149年被任为罗马的代表，前往希腊去安排诸城邦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临时条约（modus vivendi）。他必然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不讨好的任务，因为许多城市曾立碑纪念他——虽然没有人能断定人类何时学会了感激。他整整奔波了60年以后隐退下来，写了《战术论》（Treatise on Tactics）、《菲洛波门的一生》（Life of Philopoemen）以及大量《史书》（Histories）。他82岁时，于打猎归途中坠马，死得像个绅士。
以往没有一个人曾以更广博的教育、旅行与经验等为背景来写历史。波利比奥斯的作品是大规模地构想的，所叙述的不仅是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146年之间的希腊故事，而是这段时期的“世界”——地中海诸国——的历史。他说：“这是我提出的计划，但全赖命运给我够长的生命去执行它。”他正确地感觉到，在他所写的这个时代里，政治历史的中心是在罗马，便以罗马作为焦点来连贯全书所记述的事件，并带着外交官的好奇心研究罗马人得以统治地中海世界的方法。他非常崇拜罗马人，因为他曾目睹他们的顶峰时期，而他所认识的罗马人主要是西庇阿集团中的优秀分子。他认识到罗马人的特质正是希腊人在性格及政府方面所极端缺乏的。他自己是贵族，又与贵族为友，对希腊民主政治晚期的暴民统治毫无好感。在他看来，政治历史不过是君主政制或独裁政制、贵族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再回到君主政制的重复循环。避免这种循环的最好方法，就是莱喀古斯或罗马那样的“混合政体”——由少数有公民权的公民选举自己的长官，再由贵族组成持续存在的元老院加以监督。这部书便是根据这样的观念写成。
波利比奥斯是“史学家中的史学家”，他对方法与题材同样感兴趣。他喜欢谈论他的关于过程的计划，每有机会就以哲学家的态度去研究。就人力方面而言，他说自己的条件比较理想。他坚持写历史的人必须目睹所描述的事物，或与目睹的人直接商谈。他指责第迈欧斯依赖耳闻而非目见，并引以为荣地讲到他自己为搜集资料、文件及地理上的真实性所作的多次旅行。他还提醒我们：他从西班牙回到意大利的途中，经过汉尼拔所走过的同一隘道去翻越阿尔卑斯山，又亲临意大利的西南端以解读汉尼拔在布鲁修姆所留下的碑铭。他说要尽“此书的规模及其完备的处理”所容许，力求精确。最后他成功了，就我们所知，除修昔底德之外，实在没有任何希腊史学家可望其项背。他认为史学家也必须是事务家，必须亲身经历政治、权谋及战争的过程。他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他戳穿外交家道义的言词以显出政策上的真实动机。使他感觉有趣的，是观察到无论个人或大众都非常容易受骗，甚至多次重复地被同一手法所欺骗。后世的马基雅维利曾以颇享臭名的预言说：“善与利极少相合，能使两者互相适应而配合的人也极少。”波利比奥斯也许正是极少的人之一。他接受了斯多葛学派的天命神学，但他只是可怜当时流行的诸教派，对超自然干涉的故事则一笑置之。他承认机会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伟人偶尔产生的作用。但他决意把确定的但往往与人无涉的因果关系显露出来，使历史成为了解世事的明鉴，以照明现在与未来。他说：“没有别的东西比关于往事的知识更便于作为纠正行为的借鉴。”“对于准备一生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最好的教育与训练就是研读历史。”“唯有历史使我们对于无论何种危机或局势都能有成熟的判断与正确的看法，而不必陷入实际的危险。”他认为治史的最佳方法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将各部分的故事组织成完整的生命史。他说：“在我看来，凡是相信由于研读片断的历史就能对历史全貌获有正确认识的人，无异看了动物的肢解部分之后，就自以为亲眼见过那动物活着时的全部动态和风度。”
波利比奥斯将他的《史书》分为40部，现仅存5部，幸而摘要的专家保存了其余诸部的主要片断。极为可惜的是，他这种伟大构想在执行上竟遭受下列诸因素的破坏：衰退了的希腊文；其他史学家恶毒的批评；几乎完全注重权谋与战争的偏见；叙事使用荒唐的奥林匹克会期区分法；按每四年一段的跨度，记述地中海诸国的历史，因而发生令人生气的离题及难于索解的混乱。例如，在汉尼拔入侵的故事中，波利比奥斯也达到戏剧化与雄辩的效果，但他强烈地反对其前辈华丽的辞藻，宁可以行文呆板为荣。一位古代批评家说：“从来没有人读完他的作品。”世界几乎把他忘了。但历史学家仍将继续研究他，因为他是历史学最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之一，因为他敢于采取广大的视角去写“世界史”，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懂得：纯粹的事实若未经判释，则毫无价值。过去若不能作为我们现在的根源及启发，则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