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戏剧之外，我们在大希腊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发现了同一现象——希腊文明不是被毁而是扩散了。雅典正在死亡，除锡拉库萨以外，西方的希腊殖民地都处在衰微中，但埃及与东方的希腊城市已达到其物质与文化的最高峰。波利比奥斯是个经验丰富、史学知识广博与判断审慎的人，曾于公元前148年左右写道：“如今是艺术与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其语调十分熟悉。希腊语言已成为一种共同语言。经由此种语言的传播，文化上的统一现在是建立了，而且在地中海东部还会继续保持约1000年之久。在这些新王国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学习希腊文，以作为外交、文学及科学的工具。一卷以希腊文写成的书可为埃及或近东任何受过教育的非希腊人所了解。当时的人将这个“有人住的世界”（oikoumene，inhabited world）看成是属于同一种文明，而且发展了四海一家的景况，这与高傲而狭窄的城邦国家主义相比，虽没有那样富于刺激性，却聪明得多了。
数以千计的作家为这群大为增加的读者，写了上万卷的书籍。我们知道大希腊作家1100人的姓名，而不知其名的更是不计其数。此时已发展出一种草书，以使书写便利。的确，我们知道远在公元前4世纪即有速记方法，“某些母音及子音可用位置不同的一撇加以表示”。在托勒密六世之前，书卷一直是写在埃及纸草上的。但这位托勒密国王希望阻止帕加马图书馆的扩大，于是禁止草纸从埃及出口。欧迈尼斯二世的对策是鼓励经过处理的羊皮及小牛皮的大量生产，这两种皮在东方原是久已供书写之用的。不久，帕加马羊皮纸便与草纸不相上下，成为通信及文学的工具了。
书卷既已增加到这样的数量，图书馆就成为一种必要。以往图书馆都是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有权势者的奢侈品，但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显然是最早用于大量收藏私人收集品的。其中一部分是他从柏拉图的继承者斯珀西波斯手中以相当于1.8万美元的货币购得的，从这项事实，我们便可猜测其全部藏书的数量与价值了。亚里士多德将他的书遗赠给提奥夫拉斯图斯，此人再遗赠给内留斯，内留斯把这批书带到小亚细亚的塞卜西斯埋藏起来，据说是为了逃避帕加马国王对文学的贪心。这些书经过损坏性的埋藏几达一个世纪之后，约于公元前100年由雅典的哲学家忒俄斯人阿佩利孔（Apellicon）购得。他发现其中许多章节已被潮湿腐蚀，便抄写了新本，并尽其才智所及将空缺的部分补上。今人认为亚里士多德并非历史上最能勾心夺魄的哲学家，其故即在此。西拉（Sylla）攻占雅典时（公元前86年），夺取了阿佩利孔的藏书，将之运往罗马。在那里，罗得斯的学者安得罗尼库斯又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重新加以整理，而后公布——这件事情在罗马思想史中富有刺激作用，几乎与后来在中世纪哲学的醒觉中亚里士多德重被发现时的作用一样。
这批藏书所历之险使人想到：托勒密王朝由于建立及维持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以作为博物馆的一部分，对文学实有极大的贡献。托勒密一世开始建造此馆，托勒密二世继续予以完成，并在塞尔皮斯郊区圣殿增设了一座较小的图书馆。托勒密二世统治的末期，藏书数量达到53.2万卷——这大约等于现在的10万册。有一段时期，藏书的增加在埃及国王的爱好中曾与争取权力的策略平分秋色。托勒密三世曾下令凡属带到亚历山大城的每一卷书，皆应存入图书馆，由图书馆制备抄本发给原书主人，而图书馆则保存原本。这位专制君主曾向雅典借阅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及欧里庇得斯的手写本，并缴付相当于9万美元的现款作为押金。他把原本留下，把抄本送回去，并通知雅典没收他的押金以作为罚款。此时想得到古书的野心成为普遍的风气，以致出现一批人，专事将新手稿染色及污损以冒充古物，去卖给原本收藏家。
不久，这个图书馆在重要性与兴趣方面皆高出博物馆的其他部分。图书馆馆长的职位是国王的最高赏赐之一，而且兼有教导王储的责任。历任图书馆长的姓名现仍保存于不同的手本中，只是内容稍有出入。最近的一份名单列有前6任馆长：艾菲索斯的泽诺多托斯（Zenodotus）、罗得斯的阿波罗尼奥斯、昔兰尼的厄拉多塞、亚历山大城的阿波罗尼奥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及萨莫色雷斯的阿利斯塔克。他们来历不同，正说明大希腊文化的统一。与此6人同样重要的，是诗人兼学者的凯利马科斯。他曾将全部藏书分类，写成长达120卷的目录。可以想见当时必有大批抄写人员——大概是奴隶——誊缮珍贵原本的复制本，而一群学者则将这些资料分成不同的类别。这些学者之中有人撰写文学或科学各分支的历史，有人编纂各种杰作的最后定稿本，其他的人则在书上加撰注释，以方便门外汉及后世读者的了解。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曾以大写字母及标点符号去隔开古代写作中的子句，从而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革命。他还发明了使我们今日阅读希腊文时深感麻烦的重音。由泽诺多托斯开始，阿里斯托芬推进，阿利斯塔克最终完成了《伊利亚特》及《奥德赛》的校订工作，编成了现有的版本，并对意义不明的部分加以精辟的注释。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这座博物馆与图书馆，以及其中的学者，已使亚历山大城在哲学以外的每一方面皆成为希腊世界的“智慧之都”。
大希腊世界的其他城市也有图书馆，这是毫无疑问的。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曾在艾菲索斯掘出一座华丽的市立图书馆的遗迹，而我们也听说在小西庇阿毁灭迦太基之时，曾有一座大图书馆被焚。但唯一堪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比的，是帕加马图书馆。这个短暂王国的几代国王对托勒密王朝的文化事业异常羡慕。公元前196年，欧迈尼斯二世建立了帕加马图书馆，并邀请一些希腊最有名气的学者来此工作，其藏书数量迅速增加。当安东尼将这批藏书赠给埃及王后克娄巴特拉以补充亚历山大图书馆于公元前48年在埃及反抗恺撒的叛乱中被焚的一部分图书时，其数量约为20万卷。因为这座图书馆以及几代阿特拉斯国王对纯正希腊风格的爱好，帕加马在大希腊时代末期竟成为希腊散文修辞学的中心，很多学者认为凡非来自古典时期的文字皆不纯净。正是这些古典学派的热心，才为我们保存了纯正希腊散文的杰作。
最重要的，大希腊时代是知识分子与学者的时代。写作不再是一种奉献，而是一种职业，并产生了许多派系与团体，其对天才的评价各有不同。诗人开始为诗人写作，因而变得不自然。学者开始为学者写作，因而变得沉闷。思虑深远的人觉得希腊的创造灵感已近于枯竭，也体会到他们所能提供最耐久的服务，就是收集、保存、编纂及解释较豪放时代的文学成就。他们按一切形式建立了对原文字句及文学的批评方法。他们试图从大量存稿中挑选最佳作品，并指导别人阅读。他们列举了“最佳书”“四大英雄诗人”“九大历史学家”“十大抒情诗人”“十大雄辩家”等。他们撰写了大作家与大科学家的传记，也收集、保存了现有关于这些人物的片段资料。他们编写了历史、文学、戏剧、科学及哲学等的纲要。在这种“求知捷径”中，有些曾有助于保存他们所摘述的原作，有些则取代了或无意中湮没了那些原作。大希腊学者眼见纯正的希腊语因受东方语言的影响而退化为他们那个时代的“洋泾浜”（Pidgin）希腊语，很觉痛心，便编写了字典与文法。亚历山大图书馆也像后世的法兰西学院一样，发出了关于古代语言正确用法的布告。如果没有他们那种博学而有耐心的“蚂蚁似的刻苦奋斗”，即令这些现已传给我们仅可代表残缺不全的希腊遗产的“珍贵点滴”，必已被2000年来的战争、革命及灾祸毁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