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逝世的消息传抵希腊时，反抗马其顿权威的革命到处爆发。被放逐后住在雅典的底比斯人组成了一支爱国军，围攻驻扎卡特米亚的马其顿卫戍队。在有许多人巴不得亚历山大早点死掉的雅典市区，反马其顿集团认为他们许的愿已经应验，为这个他们一度崇敬如神明的人之死而各个头戴花环，并大开筵席，据普卢塔克记载，他们还一面唱着“胜利的凯歌，仿佛他们是以自己的力量把他击垮似的”。
狄摩西尼在一段短时期内也是颇为神气。他在亚历山大征战时期不甚走运：他曾因收受哈帕路斯重贿而被控，并被拘入狱。他获准逃脱，随即在特罗仁度过9个月烦闷的放逐生活。如今他又被召回，并担任特使，赴伯罗奔尼撒为雅典招募争取自由战争的友军。这支联合军向北推进，在格兰农和安提巴特遭遇，旋即被击败。这个胜利的老兵因为缺乏亚历山大那种对雅典文化的感受，对该城订下最苛刻的条件，要求雅典偿付战争费用，接受马其顿的卫戍部队，放弃民主政制和法庭，将家产总值不足2万德拉克马的市民（2.1万人中的1.2万人）放逐至殖民居留地，并褫夺其公权，交出狄摩西尼、希波拉底斯和另外2名反马其顿的演说家。狄摩西尼逃到卡劳利亚一座庙宇内寻求庇护。在马其顿追兵包围下他喝下一小瓶毒药，结果在未能勉强爬出圣殿前就已气绝身亡。
在这悲惨的同一年，亚里士多德也走到人生旅途的终站。他在雅典早已不受欢迎：“学园”和伊索克拉底的学派都讨厌他这个批评家和对手，而爱国者则视他为亲马其顿派的首领。于是，他们利用亚历山大逝世这个机会控告亚里士多德不敬神，他们拿出他所著异端的文字当作证据。他也被控给予独裁者赫尔米亚斯以神明的殊荣，因为赫尔米亚斯是个奴隶出身的人，不配当神明。亚里士多德默默地离开雅典，他说他决不再给雅典有第二次违犯哲学的机会。他回到他母亲在查尔西斯的家，让提奥夫拉斯图斯来接管“讲堂”的事务。雅典人通过判他死刑的议案，不过他们却既没机会来执行他的死刑，也无此必要了。因为不知是他的逃命使得胃病加重或是如某些人所言服了毒，总之，亚里士多德在离开雅典数月后就逝世，享年63岁。他的遗嘱可以说是他对第二个妻子、他的家人和他的奴隶关切的典型。
希腊民主政治的结束，说它是横死固可，说它已乐享天年也无不可，而其致命的因素则是其政治体系中的混乱，马其顿的武力只不过是给它加上致命的一击而已。城邦政治实在已无法解决政府的难题：它既不能维持内部的秩序，又不能抵御外来的侵略。虽然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等人都请求过用多利安的纪律来驯服伊奥尼亚的自由，城邦政治仍无法找出办法以协调地区性自治与全国性的权力和稳定；而诸城邦对自由的爱好本来并不妨碍对帝国的情感。阶级间的战争越演越烈，越发不可收拾，结果使民主政治变成通过立法强取豪夺的竞赛。昔日本为高贵组织的公民大会也已降格成为一群乱民，他们仇视一切优越的事物，反抗一切拘束，欺善怕恶，专作对本身有利的决定，课税之重达到连有创造力、有事业心和勤俭的人也一并压榨的地步。菲利普、亚历山大和安提巴特等人并没有毁灭希腊的自由，是希腊的自由自己毁了自己。希腊人所创建出来的秩序继续维持了好几个世纪，也传播到埃及和东方——救了这个本该亡于自身专横的无政府状态的地区的文化。
不过寡头政治或君主政治的情形是否好些？“三十僭主”在其掌政的数月间对生命、财产的暴虐有甚于民主政治在其先前数百年间所造成的。而民主政治在雅典制造混乱的同时，君主政治也在马其顿制造混乱——有十几次的继位之争、近百次的暗杀、近千次干涉自由的记录——却不设法挽回文学、科学、哲学或艺术的光荣。希腊城邦的弱小对个人而言，如果说在肉体方面不是个福音，至少在精神方面必然是个福音。自由的代价虽然昂贵，却促成了希腊人在心智方面的成就。个人主义摧毁团体的同时也刺激了个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探讨以及艺术的创造。希腊的民主政治腐败无能，命中注定要灭亡。不过在民主政治瓦解后，人们才发现它在黄金时代有多美好，其后的古人在回看伯里克利和柏拉图时代的这几个世纪时，都认为那不但是希腊的黄金时代，更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