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伦理学是个人快乐的学问一样，政治学是研究群体幸福的学问。政府的功能在于组织一个社会，为大多数人谋最大的幸福。“国家就是自力更生以达到人生一切目的的国民的集合体。”国家是一种自然产物，因为“人类本是政治动物”。那就是说，人类的本能驱使人相互结合。“国的本质先于家与个人”：我们都知道人一生下来就属于先他而存在的社会组织，这个社会就依它的形象塑造这个人。
亚里士多德在和弟子收集并研究了158个希腊组织之后 ，将这些组织分成三类：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荣誉政体，分别由有权力、有地位和有美德的人来治理。只要时、地、环境适宜，任何一种都可能是好的。只要统治者追求的是全体的利益而非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哪种政府都是好的；反过来说，如果情形正好相反，则都是不好的。因此，要是政府只谋求统治者的利益，而不谋求被统治者的利益，那么每种政体都会产生变质的类似物：君主政体沦为专制，贵族政体沦为寡头政治，荣誉政治变成由三教九流的百姓来治理的“民主政治”。要是唯一的统治者善良又能干，则君主政体是最佳的政体；要是他不巧是个自私的独裁君主，就会产生暴君专制——最恶劣的政体。贵族式的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有益，不过贵族有日渐堕落的趋势。“时至今日，已很难再在贵族身上找出高贵的气质，这些人多已一无所长……天赋异禀者往往堕落为疯子，亚西比德和老狄奥尼西的后世即是例子。稳重的如西蒙、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的后代，则堕落成傻瓜和笨蛋。”贵族政治衰微时，常被以财力来统治的富豪式荣誉政体所取代。这种政体优于国王或乱民的专制，不过还是落入那些致力于蝇头小利的追求、下贱地收取利钱而且十之八九都表现出对穷人无情地剥削的人手中。
民主政治——在此指由百姓治理的政府——与寡头政治同样危险，因为它是斗争中以穷人在权力方面暂时战胜有钱人的胜利为基础，必然导致自杀性的混乱。民主政体由小农来治理时表现最好，由都市里那些乌合之众的匠工和商人来治理时表现最差。“在许多事情中，多数人的判断比一个人来得正确，而且由于人多，就与水的量大一样，比较不容易腐败。”这个说法虽然不错，但是政府需要特殊才能与学识，而“以匠工为生或受雇于人的用人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学识”，即名望、良好的训练和正确的判断。人非生而平等，“平等是公正的，不过只适用于同等地位的人”。若强制执行不自然的平等，则上层社会的人会立即骚乱；若不平等达到不自然的极端，则下层阶级就要立即造反。 民主政体由下层阶级治理时，富人则被课税来负担穷人的财源。“穷人又提出同样要求，而就给予者而言，这笔负担有如填无底洞。”不过聪明的保守分子一定还是不会让百姓挨饿的。“在民主政体国家中，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留意不使大多数人太穷……他应该努力使他们享受永久的富足，由于这对富人也是有益的，因此公款中结余的部分应由穷人均分，使每一个穷人均可买得一小块田地。”
亚里士多德在几乎把取走之物完全归还后，提出了一些温和的建议，其目的不在于打造理想国，而是打造一个中上等的社会：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到底何种政体、何种生活方式才是对一般团体最好，而不是使之适用于有优越美德的社会，因为美德并非人人所能企及，也不是适用于只有天性和运气方面占便宜的人才能享受的那种教育，更不是适用于可以任意凭空想象的计划，而是想使之适用于大多数人能够达到的那种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城市能够建立的那种政府……要想以财产公有团体为基础建立政府的人，应该参考前人历年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很明白地指点他这种计划是否可行，因为几乎一切事情都已经被发现……许多被一般人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往往最容易被忽略掉，因为人经常会较关切自身的事物，而不关心他和旁人共有之物……首先必须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原则，那就是说，一国之中希望新政府存在的人，应该多于反对者……于是，很显然的，一国之中的中产阶级的人数要是比富户或穷人多得多，这个国家的政府组织会最健全……只要中产阶级的人数太少时，不论多的是富户或穷人，人数多的总会压倒中产阶级，进而掌管公务……不管是富户压倒穷人或是穷人压倒富户，胜者总不会建立一个自由国家。
为了避免出现富户或穷人操纵的小气独裁政体，亚里士多德建议实行“混合体制”或“荣誉政治”——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结合，在这种政体中只有地主有投票权，强健的中产阶级则担当权力的平衡轮与支轴。全国土地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整个团体共有，另一部分属于个人。全国公民皆可拥有私地，这些公民“分组在公共食堂里用膳”，只有他们有投票权或从军权。这些人的人数限定只占全国人口的少数——至多1万。“这些人不许做匠工，也不许以经商为生，因为这些职业都不高尚，又有损美德。”不过“他们也不许做庄稼汉……庄稼汉应该由另一批人来当”——大概是奴隶吧！这些公民负责选举政府官员，并在该官员任期届满时考核其功过。“颁布得当的法律应当对各类案件的疑难尽可能解释得详尽清楚，尽可能不使法官有自行决定的余地……”“由法律来管理要比由任何人管理来得好……把这种无上权力托付他人的人，就等于把这种权力交给一头野兽，因为人类的欲望时常使人变成野兽。感情会影响掌权者的决定，就算最好的人也不能例外，而法律则是没有任何欲望的理智。”一个混合政体的国家应该管理财产、工业、婚姻、家庭、教育、道德、音乐、文学和艺术各方面的事。“更需要的是，不使人口的增加超过某一数字……忽略了这件事就等于使国民全体都穷了一点。”“发育不全的残疾婴儿都不许养大。”在这些健全的基础上才开得出文明、宁静的花朵。“既然最高的美德是智慧，那么国家最主要的义务就是教导国民善用和平，而非将其训练成军事方面的人才。”
我们无须评判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据我们所知，在他之前没有人曾对思想界有过这么令人难忘的贡献。当一个人研究的范围一广，只要他的总结可以增加我们对人生真谛的了解，那么他的错误再多都是值得原谅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或我们误认为出自其手的作品中的错误——都很明显，也无须赘述。他虽是个逻辑学家，论理方式却不高明。他立下修辞学与诗学的规律，所著之书却紊乱无头绪，任凭想象力再丰富也解不开。不过，要是钻透这些冗赘之词，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丰富的智慧，也可以发现他那于心智的国度里在智力方面开辟了几条通路的努力。他并没有真正奠定生物学或政治史或文学批评等学问的基础——本来就找不出起点——不过他在这几方面的贡献比我们所知的任何古人都大。他定下了许多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术语，这些术语的拉丁语形式使学术与思想交流便利不少——这些术语包括原则、格言、天赋、中庸、范畴、能、动机、习性、终点……正如佩特所说的，他是“第一个学者”。从他久居哲学方法和思维方面的王座一事可以看出他思想的丰饶以及见识的深远。他的伦理学及政治学论文，不论是在声望方面或在对后人的影响方面，都远超过其对手。就算把该扣除的全都扣掉，他仍是“学者之王”，也是人类智能范畴内的一个令人振奋的铁证，更是使那些努力想把人类散置的知识合组成一幅透视图和彼此间了解的桥梁的人觉得安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