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出于虔诚，还是出于对人类意见的审慎敬意，亚里士多德转而研究人类时，他渐渐不像是个科学家而像个玄学家。他为灵魂或生命所下的定义是“有机体的基本实体”，即有机体天生和命定的形态，它的冲力与生长方向。灵魂并非附于躯体之上或位于肉体之内的东西，而是与躯体共存共亡；灵魂就是躯体本身“自我滋补、自生、自灭的能力”；它是该有机体各种功能的总和；灵魂之于肉体正如视力之于眼睛。然而最根本的还是功能方面，产生各种组织的是功能，形成各种器官的是欲望，形成躯体的是灵魂：“一切躯体都可视为灵魂的器官。”
灵魂分三级——营养的、感觉的和理性的。植物和动物，还有人类，都拥有司营养的灵魂——自我滋养和体内生长的能力；动物和人类又另有感觉的灵魂——感官的能力；高等动物和人类又有“被动理性”的灵魂——单纯的智能；唯独人类拥有“主动理性”的灵魂——综合与创新的能力。最后，这种灵魂可以说是宇宙的创造与理性力量——上帝——的一部分或其衍生物，因此这种灵魂永远不灭。不过这种不朽是无形的；不死的是力量，而不是那个人；个人只是营养、感觉和理性诸种天赋组合而成的特异的有生有死的化合物；人类只有借生殖的方法达到相对的不朽，借死亡的方式来达到无形的不朽。
就像灵魂是肉体的“形”一样，上帝也正是世界的“形”或“实体”，即世界的天性、功能与目的。万因（all causes） 最后必归返“无始之初因”（First Cause Uncaused），一切的动作也都必定归返“不动之原动者”（Prime Mover Unmoved）。我们必须为世界上的一切动物和力量找出一个假定的源头或开端，而这个泉源就是上帝。上帝除了是一切动作的总和与来源之外，也是自然一切目的的总和与目标。上帝既是“初因”（First Cause），也是“终因”（Final Cause）。 我们到处可以看见东西趋向特定的目的：犬齿长得尖是为了便于咬断食物，臼齿长得平是为了便于磨碎食物；睫毛翻动是为了保护眼睛，在暗处瞳孔扩大是为了容纳更多的光线；树根向地下长，树芽却向着阳光长。正如同一棵树由其天性、力量和目的带引向光一样，整个世界也由其天性、力量和目的带引向上帝。上帝并非物质世界的创造者，而是物质世界的能力之“形”。他并非在其后推动，而是一种内在的指导或目标，有如被爱者推动爱人者去爱他一般。最后，亚里士多德认为，上帝是纯粹的思想、是理性的灵魂，他在构成世界和上帝的本质的永恒性中注视着自己。
艺术的目的，一如形而上学的目的，在于捕捉事物的基本形式。艺术是生命的模仿和表现，却不是机械式的复制；它所模仿的是物质的灵魂，而非形体或物质本身；通过这种直觉及本质的反映，甚至连丑陋物体的再现都可以成为美的。美就是统一，就是全体中各部分的调和匀称。在戏剧方面，这种统一主要体现在情节的统一，情节的布局应以某一情节为主题，其他情节只能用来推展或衬托这一中心故事。要使戏剧作品突出，情节必须是高贵的或英勇的。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一词下了一个极著名的定义，他说：“所谓悲剧，就是借着有各种丰富辞藻的语言来表现英勇的、完整的且有某种分量的情节，用动作而不用叙述的方式来表现各角色，通过怜悯与恐惧来解除怜悯、恐惧及其他同类感情的负担。”悲剧在激起我们最深的感情之后，又以逐渐平息的结局来使这些感情平静下来，使我们的感情得到一次既无害又能使灵魂更深刻的发泄，不然这些感情可能会日积月累，最后酿成精神病或暴行。它使我们看见比我们的处境更悲惨的景象，使我们回家后一切悲痛都一扫而光。一般说来，默想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会带来快乐，使得灵魂拥有值得如此默想的资料正是文明的表征之一，因为“大自然除了要求我们应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之外，还要求我们能够荣耀地来享受我们的闲暇”。
那么，好的生活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很坦率地答道：“是快乐的生活。”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建议我们不要（像柏拉图一样）考虑如何使人向善，而要去想如何使人快乐。他认为除了快乐以外，一切事物的追求都另有目的，只有快乐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持久的快乐有几个条件，如家世好、身体健康、容貌俊俏、运气好、名誉好、朋友好、金钱基础好，还有心地好。“绝对的丑人快乐不了。”“至于那些说什么只要人好，虽然一时受折磨或遭遇不幸，也会快乐的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亚里士多德以一般哲学家罕见的坦诚引述了希伦之妻问西摩尼得斯，智者与富翁两者孰好的问题时，西摩尼得斯回答说：“富翁好，因为我们常看见智者的时间多花在富翁家。”不过财富也只是一种工具，金钱本身只能满足守财奴，无法满足其他人；而且，富有只是相对的，很少能长时间满足一个人。快乐的秘诀就是行动——适合各人天性与环境的能量、精力的运动。美德是一种实用的智慧，对自己优点的明智评价。通常它是介于两个极端间的中庸之道，靠智力来发现，靠自制来实行。有一句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句子这么写着：“那些对他该生气的人和事生气，且能在适当时间、以适当方法生气一段不长不短时间的人，是值得夸奖的。”美德并非一种行动，而是做该做之事的“习惯”。起初应该用纪律来加强，因为年轻人对这些事情缺乏明智的判断，强迫的结果是美德会成习惯，成为“第二天性”，而且和欲望一样是他本人喜爱的。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却与最初认为快乐存在于行动的论调相反：最佳生活是沉思生活。因为思想是人类的标志或杰出之处，“人类最恰当的工作是灵魂根据理智而进行的工作”。最幸运的人是那些能够使他的成功和学识、研究或沉思融合的人，这种人的生活最接近神明的生活。“想寻求无所倚之乐的人应到哲学中去找寻，因为其他的各种享乐都需借助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