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演说的决斗在以后每个时代中都受到了大大的赞扬和研究。但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几乎是雅典政治的最低点。我们无法从这种街角竞骂中找到一丝高贵的气质，这只是两位秘密收受外国黄金的演说者为博取公众赞扬的卑贱争吵而已。伊索克拉底则比较吸引人，他将公元前5世纪的一些庄严伟大的气质保存到公元前4世纪。他生于公元前436年，于公元前338年去世，与希腊自由同时离开世间。他的父亲因为制造笛子而颇有积蓄，使其儿子尽量接受教育，甚至还将伊索克拉底送到色萨利跟从高尔吉亚学习修辞。
伯罗奔尼撒战争和亚西比德的政策使他父亲的笛子制造业一蹶不振，也毁尽了他父亲的家产。伊索克拉底只得挺身而出，靠笔杆子生活。最初他是为别人撰拟演说稿，并想成为演说家。但是他生性害羞，声音不够洪亮，并且非常讨厌政客的粗鄙手段。他憎恶控制议会的那些群众煽动家，有一段时间他退隐过着宁静的教书生涯。
公元前391年，他开办了雅典最成功的一所修辞学校。学生来自希腊世界各地，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学生来自希腊各个不同地区，从而有助于他泛希腊哲学的形成。他认为所有其他教师都是走错了路。在《反对诡辩家》的小册中，他攻击了两类人：其一是那些声称只要收费三四个米纳便可使白痴变成学者的人；其二是像柏拉图这类人，他们希望以科学和形而上学训练人们成为行政人才。至于他自己，他承认只有当学生具有一些天分时，才能有所成就。他不教授形而上学或科学，因为他认为这些科目只不过是毫无希望地探索不可解的秘密而已。但他却声称他学校里所教授的东西为哲学。学校课程集中于写和说的技能，但与此一并教授的还有文学和政治。我们可以说伊索克拉底的学校所提供的是文化课程，而柏拉图的学校所教授的是数学课程。目标便是演说的技巧，因为演说是当时仕途的主要工具，雅典城邦是靠辩论统治的。伊索克拉底教给他学生的是语言的运用：如何用最清晰的次序排列字句，注重抑扬顿挫而非押韵，注意词句的洗练优美而非华丽，强调声音及思想的起承转合 ，平衡从句构造和累积句点。他相信这种散文可以和诗歌一样使受过训练的人说话悦耳动听。他的学校栽培了许多狄摩西尼时代的著名人物：提谟修斯、埃福罗斯、泰奥彭波斯、伊莎尔斯、莱喀古斯、希波拉底斯、埃斯基涅斯、斯珀西波斯。有些人说亚里士多德也是出自其门下。
伊索克拉底并不仅仅满足于造就伟大人物，他也希望能对当时的事务有所贡献。由于无法成为演说家或政治家，于是他成为撰写小册子的作家。他撰写了长篇演讲词，对象是雅典民众及菲利普那样的领导人物，或是聚集于全希腊竞技大会的观众。但他并非以口演说，而是将这些演讲词印行，因此在不知不觉之中发明了随笔这种文体。他的演讲词留下了29篇，是希腊古代遗产中最有趣的之一。他第一篇伟大的演讲词叫作《泛希腊集会演说词》（Panegyricus） ，点出了他全部思想的主题——也是他老师高尔吉亚的思想主题——呼吁希腊舍弃各个城邦组织而组成一个国家。伊索克拉底是一位很自负的雅典人——“我们城邦的思想和演说术远超出其他人，以致其学生已成为整个世界的教师”。但是他更以身为希腊人而自豪，对他而言，正如对古希腊文化时代一样，古希腊文化，不但是指同属一个民族，而且是同一文化，而他认为此种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优秀的文化。但在这个文化周围都是“野蛮人”之地——意大利、西西里、非洲、亚洲以及现在所谓的巴尔干半岛地区。令他伤心的是，这些野蛮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并且波斯也正在巩固对伊奥尼亚的控制，而希腊各城邦却在内战中销蚀力量：
人类本性的弱点很多，但是我们自己造下了更多的罪过，这便是彼此之间的战争和党派斗争所导致的……从来没有人对这些罪过提出抗议。人们对诗人编造的惨事感到羞耻而哭泣，但他们对来自战乱的种种真实可怕的痛苦却能毫不动容。他们不但不感到难过，甚至对彼此的痛苦比对他们自己的快乐更感欣悦。
如果希腊人非打仗不可的话，为什么不去打真正的敌人呢？为什么不将波斯人赶回他们的高原去呢？他预言一小队的希腊人便可以击败波斯的大军。此种圣战最后可能为希腊带来统一，而希腊人的抉择，不是希腊统一，便是蛮人得势。
在他发表这一呼吁两年之后（公元前378年），伊索克拉底为将理论变成现实，带着学生提谟修斯前往爱琴海各地游历，协助制订第二个雅典联盟的条款。这个团结的新希望落空了，成为他一生中的又一大失望。在一本叫作《论和平》（On the Peace）的小册子中，他勇敢而有力地指责雅典再度使一个联盟堕落成为帝国，并呼吁雅典签订一条和约，保障每一个希腊城邦免于受到雅典的侵犯。“我们所谓的帝国，事实上就是一种不幸，因为其本身性质，它剥夺了所有与它有关者的一切。”他认为，帝国主义因为教会了雅典人依赖外国朝贡的生活而毁坏了民主制度，在失去了外国朝贡后，他们希望靠国家的救济为生，给他们承诺最多的人便可以获取最高的职位。
只要你一想到国家事务，你就会猜疑、讨厌才智超群的人，相反却去巴结你面前那些最堕落的演说家。你喜欢……那些迷醉的人，讨厌清醒的人，喜爱无智的人而不要贤明的人，喜欢那些慷公家之慨者，而不喜欢掏自己腰包为公家服务的人。
他在下一篇演讲词《论雅典最高法院》（Areopagiticus）中，谈到民主制度时语气较温和。其中有一段亘古不变的名言：“我们坐在店铺里批评目前的世事，但是我们认清了即使不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导致的不幸事件也要较寡头政治为少。”对希腊来说，斯巴达比起雅典来不就是一个更坏的主人吗？——“而我们大家不是由于30名僭主的盲目狂热，而变得比占据弗罗那些人更热衷于民主？” 可惜雅典还是消亡了，因为它滥用自由与平等的原则，“训练国民，使雅典人认为粗野就是民主，枉法就是自由，肆言就是平等，为所欲为就是幸福”。其实人非生而平等，不应给予同等的掌政自由。伊索克拉底认为这种全民政体已大大降低了雅典的政治水准。比这种“暴民政治”稍好的，是梭伦和克里斯提尼两人主张的“道德政治”。因为在道德政治中，温厚无知或善辩贪财的人都少有被提升为领袖的机会。有真才实学的人，则自然可升至最高阶层，而罗致这些退休干才的古希腊最高法院，就自然成为整个城邦的精神中枢。
公元前346年，当雅典和菲利普达成协议时，90岁高龄的伊索克拉底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这位马其顿国王。他已预知菲利普终将自立为希腊的主宰，因此乞求他万勿成为暴君，应运用权力作为自治城邦的统一者，将希腊从“王治和平”下解放出来，并使伊奥尼亚脱离波斯帝国的统治。主战派指责这封信等于是向专制政体低头。因此，以后7年内伊索克拉底不再执笔。公元前339年，他又发言，向参加雅典运动会的希腊人发表小册子。他所发表的小册子又臭又长，而且文体也不稳定，不过就一个年近百岁的97岁高龄老者而言，已属难能可贵。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之战爆发，雅典战败，不过伊索克拉底希腊统一的理想也快实现了。据说城陷的消息传来时，他忘却菲利普和统一的事，只念念故乡蒙羞、黄金时代不再，自认为能享高龄已很满足，于是绝食而死。这个传说是否确实，不得而知，不过亚里士多德说他死于喀罗尼亚城陷后5日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