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再一次试图统一整个希腊。由于城墙及舰队的重整、币制的可靠、财政及贸易方面的通畅，雅典又逐渐夺回爱琴海的商业霸权。雅典以前属下的臣民及盟邦已从过去半世纪的战争中获取了教训，认清一种超越城邦的安全的需要。公元前378年，大多数城邦再度团结在雅典的领导之下。到公元前370年，雅典再度成为东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势力。
工业和贸易现在已是雅典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阿提卡的土地不适于耕种，人们的耐心和努力曾使它长出茂盛的葡萄及橄榄，但是这些已被斯巴达人摧毁，并且也没有几个农民愿意再等10多年，以便新的橄榄树园能够结出果实。战前的大部分农民均已去世，在世的大多数农民也都心灰意懒，无意回到残破的农田，而以低价卖给不愿耕种却能够长期投资的人们。因为许多负债农民被驱赶出农田，阿提卡的土地所有权被少数家族所拥有，他们都是利用奴隶来耕种大片的农田。劳留姆的矿坑被再度加以开采，新的不幸者又被送入坑中，银矿和鲜血带来了新的财富。色诺芬提出了一个计划，雅典可以购买1万名奴隶，然后租给矿场的包工，从中牟利。银矿被大量开采，使此种金属的供应量超过了物品的生产。物价的上涨快过工资，穷人承受了这种新变化的后果。
工业也大为发展。彭特利库斯山的石矿和色拉米库斯的陶器厂接到爱琴海世界各地的订单。有人以低价购入家庭手工业及小工厂的产品，然后以高价在国内市场或国外出售，从而赚钱。商业的发达及金钱财富的积聚，取代了土地财富的累积，造成雅典银行家人数的激增。他们接受现金或贵重物品的存寄，但显然没有对存放的银物付利息。不久后，因为发现在正常的情形下，并非所有存放的银物都能很快提走，银行家开始以可观的利息贷放资金，起初是贷给现金而非信用贷款。银行家为顾客作保，为顾客收款，并且以土地或贵重物抵押贷放款项和资助货物的运输。通过银行家的协助以及私人投机性的贷款，商人可以雇用船只，将他们的货物运到国外市场，并且购回一批货物——这些货物在运回比雷埃夫斯港口后，在贷款偿还之前，仍然是贷放款项者的财产。公元前4世纪，一种真正的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银行不再供给现款，而是开发信用状、汇款单或支票，财富从一个顾客转移到另一个顾客时只需将银行中的账簿移转登记便可。商人或银行也开发债券以获取商业贷款，每一大笔遗产一定会包括许多此类债券。有些银行家，例如曾为奴隶的帕逊，关系广阔，精明诚实，信用可靠之声不胫而走。他们的债券通行于希腊世界。帕逊的银行有很多部门和职员，大部分是奴隶。他的银行保存许多账册，来往都仔细登载，以致这些账册通常被法庭认为是千真万确的证据。银行倒闭也很常见，我们可以发现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引起的恐慌。即使声望最佳的银行都会受到严重的指控，说其有不法行为。人们对银行的看法就像穷人看富人一样，都是既妒且羡又恨。
土地财富转变成动产，导致了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希腊语不得不另创一个词“贪婪”（pleonexia），以表示此种欲望的无止境，以及另外一个词“牟利学”（chrematistike），以指对财富的忙碌追求。物品、服务均越来越以金钱估量。财富的聚积和消散也越来越快速，财富的浪费将会使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之一惊。暴发户（希腊语称neoplutoi）建造了华丽的住宅，其妇女装饰着最昂贵的衣料及珠宝，有10多名仆人侍奉，并且以贵重的酒和食物款待嘉宾。
在此种富足之中，贫穷也随之增加，因为交易自由、五花八门，精明的人大赚其钱，也使得单纯的人更快地丧失了金钱。在这种新的商业经济之下，穷人比以前当奴隶时更加穷困。在农村，农民辛苦地将汗水变成一点油或酒；在城市，自由劳工的工资因为奴隶的竞争而无法提高。
数以百计的市民生活费是依赖参加公众集会及法庭宣判所获得的出席费，数以千计的人必须由庙宇和政府养活。没有财产的投票人在公元前431年约占选民的45％，而在公元前355年已激增至57％。因其人数总和及势力而在贵族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保持平稳的中产阶级已经失掉了他们的大部分财富，已无法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以及在顽固的保守主义与乌托邦的极端主义之间担当调和者。雅典的社会分成了柏拉图的所谓“双城”（two cities）——“其中一城是穷人之城，另一城则为富人之城，两城互相作战。”穷人试图以立法及革命的手段剥夺富人的财富，而富人本身则团结起来对付穷人。亚里士多德说，有些寡头集团的成员发了重誓：“本人决心做一般人民（指平民）的敌人……并且在贵族会议中我将尽一切力量使他们蒙受不利。”伊索克拉底约在公元前366年写道：“富人变得很不合群，以致拥有财产的人宁可将财产丢入海里也不愿援助穷人，而境况不佳者攫取富人财富要比发现一处宝藏更为欣喜。”
在此种贫富的冲突中，知识阶级越来越同情穷人。他们讨厌商人及银行家，因为他们的财富与其教养及格调似乎成反比。即使是知识分子中的富人如柏拉图，也开始谈起共产思想。伯里克利曾试行殖民以作为缓和阶级斗争的安全阀门，但是狄奥尼西控制了西部，马其顿正在北方扩张势力，雅典现在已越来越难征服并殖民新的地区。最后贫穷的公民夺取了公民大会的控制权，并且开始经过投票表决将富人的财富收归国库，然后重新分配给穷人和投票者。政客竭力为国库另辟新财源。他们将间接税、输入及输出物品关税以及不动产移转的1％税率一律加倍；在平时继续征收战时制定的特别税；他们也呼吁“自动”捐输，并且要求富人以私人基金资助公营事业；他们更时常诉诸没收及征用的手段；他们也将财产收入税的范围扩大。任何人如果接到命令应有所捐输时，只要他能证明另外有一人比他有钱并且2年内未作任何捐输，便可以依法迫使这个人替他捐输。为了方便税收的征集，纳税人分成了100个“纳税团”，每团中最有钱的成员在每个征税年度开始时必须先代整团交清全年的税，然后在此后一年间他们可以设法去收取团中每个成员应交的税。这种征税的结果就是对财富及收入的全面隐瞒。逃税于是成为普遍的现象，与政府征税同样精明。公元前355年，安德罗提翁（Androtion）受命率领一队警察，有权查寻隐瞒的收入，征收滞缴的税款，监禁逃税者。他们可以进入任何住宅，没收物品，拘禁人犯。但是财富依然隐藏或是消失不见了。年高富有的伊索克拉底因愤恨被迫捐输，在公元前353年曾抱怨说：“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财富既安全又令人羡慕，以致几乎人人都夸大他实际上拥有的财富……但是现在人人必须辩护他自己并不富有，就好像富有是罪大恶极一样。”在其他城市中，分散财富的过程并不相同：米蒂利尼岛的负债者集体杀害他们的债权人，并以饥饿难挨为由自我辩护；阿尔戈斯的民主主义者在公元前370年突然攻击有钱人，杀死了1200人，并没收其财产；其他城邦的有钱家族面对敌视的大众，只得秘密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以应付民众的暴乱。中产阶级和有钱人开始对民主丧失信心，将它视为“被授以大权的嫉妒心”，穷人也认为民主是财富不平等下一种可笑的假投票平等。当菲利普王南下进攻时，希腊激烈的阶级斗争已使其在国内及国际上都四分五裂，希腊城邦的许多人都把菲利普的南征视为革命的代替品而大表欢迎。
随着奢侈风气的增长及心智的开放而来的是道德的混乱。一般群众都重视他们的迷信，执着于他们的神话。奥林匹斯山的诸神已逐渐消逝，但是新的神又接着出生。异地的神如伊西斯、阿蒙、埃第斯、本第斯、西芭莉和阿多尼斯均从埃及或亚洲输入，俄耳甫斯主义（对俄耳甫斯的礼拜）日渐扩张，每天都使狄奥尼索斯得到更多的信徒。日渐兴起且半是外人的雅典资产阶级，接受的是切合实际的思虑而不是神秘的感觉，自然不需要传统的信仰。雅典城的守护神只不过得到他们形式上的尊仰而已，已不能激起他们道德上的顾虑及对国家的效忠。 哲学试图在公民的忠诚和自然伦理中，找寻可以代替神的意旨和守护神的某种东西，但是没有几个人愿意过苏格拉底的简朴生活或是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谓“心胸开阔者”的豁达雅量。
由于国家的宗教丧失了对受教育阶级的控制力，个人也就越来越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儿子不受父母权威的约束，男人不受婚姻的限制，妇女不尽母道，公民摆脱政治责任。阿里斯托芬无疑夸张了这些现象。虽然柏拉图、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都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们3人都是保守分子，他们可能对后一代的任何作为都感到不满。战争道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已有改进。随着欧里庇得斯及苏格拉底的教训而来的是一股启蒙人道主义的潮流，阿格西劳斯对这种潮流的形成也有帮助，但是性及政治道德仍然继续衰落。光棍与妓女互相苟合的现象越来越多，男女任意结合危及法定婚姻。公元前4世纪一出喜剧中的一位主角问道：“小老婆不是比正妻更好吗？后者依靠法律使你不得不保留她，即使她再怎么令人讨厌也没办法；而前者知道她必须行为令人满意才能抓住男人，否则男人就另找一人。”所以，普拉克西特列斯和希波拉底斯先后爱上了菲丽娜，阿里斯提波与拉斯同居，斯蒂波与尼加瑞特、李西亚斯与麦塔内拉、严肃的伊索克拉底与拉吉斯西姆等也都是一对。泰奥彭波斯带着道德家的夸张口气说：“青年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女孩及妓女身上，年纪大一点的则专心于赌博及奢侈浪费，人民花在宴会享乐上的费用超过了国家福利所需。”
限制家庭人口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方法也许是避孕、堕胎或杀婴。亚里士多德曾说有些妇女避孕的方法是“使用杉木油或铅膏，或乳香与橄榄油混合涂抹于精子所接触到的子宫部位” 。旧式家庭已逐渐消失，伊索克拉底说这种家庭只存在于坟墓中。下层阶级的人口迅速增加，但是阿提卡的市民却从公元前431年的4.3万人降到公元前400年的2.2万人、公元前313年的2.1万人。市民服兵役的人数也减少，这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屠杀，部分也是由于拥有财产的人越来越少，还因为不愿服役。安乐、家庭、事业及学术等生活替代了伯里克利时代的运动、军事纪律、服务公职等生活方式。运动已专业化，公元前6世纪时挤满摔跤场及运动场的市民，现在只愿观赏专业化的表演，心向往之而已。青年刚成为公民时多少接受了一些军事训练，但是成年人则千方百计地逃脱军役。战争本身由于技术上的复杂也已专业化，必须要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专职服役，市民不得不以佣兵代替自己服役——这显示出希腊的领导权不久将从政治家转入军人手中。当柏拉图正谈论“哲学王”之时，正是“军人王”兴起之日。希腊的佣兵同样为希腊或“蛮族”的将军服役，有时为希腊而战，有时则攻打希腊。亚历山大面对的波斯军队中就有许多希腊人。士兵现在并不是为祖国流血奋斗，而是为出得起最高薪水的人效命。
除了欧克拉底和莱喀古斯两人之外，伯里克利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腐化及动乱在公元前4世纪仍然继续。依据法律，收受贿赂应处死刑。但是根据伊索克拉底的说法，贿赂反而可得到军事上及政治上的升迁。波斯毫不费力地便可贿赂希腊政客向其他希腊城邦或马其顿宣战，最后甚至狄摩西尼也显示了当时的道德风气。他是雅典最低阶层的一个团体中的最高贵者之一——修辞学教师或是受雇的演说家，在本世纪他们都成了专业的律师及政客。其中有些人，如莱喀古斯，是颇为诚实的；另有一些人，如希波拉底斯，则好色；大部分人的作为总是受其职业的影响。如果我们能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们之中许多人擅长使遗嘱失效。有些人通过政治投机与煽动不顾后果的群众而积累了很多的财富，这些人可以分成两派，纷扰的声音喧嚣不止。每派都组成各种委员会，编造暗语，雇用间谍，募集基金，为他们出钱的人坦白承认他们期望“得到加倍奉还”。随着政治斗争的加剧，爱国心随之降低。朋党仇视销蚀了公众的精力及忠心，已没有什么心力可为城邦效力。克里斯提尼制定的法典以及商业和哲学方面的个人主义，削弱了家庭的力量而解放了个人；而现在自由的个人似乎是为家庭报仇，转而摧毁城邦。
在约公元前400年，获胜的民主派为了保障贫穷市民在公共集会中的出席权，防止它受到有产阶级的控制，提出凡是出席会议者均由公家支付出席费。起初，每位市民可得1奥勃（等于17美分）；随着生活费的提高，出席费提高到2奥勃，然后又调整为3奥勃，直到亚里士多德时增加到每天1德拉克马（1美元）。这是一种合理的安排，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末一般市民一整天的工作才能得到1.5德拉克马，要他离开工作自然应有一些报酬。这项计划实行不久后，穷人在公共集会中便占了多数，富人由于越来越没有希望得到胜利，干脆就留在家里。公元前403年法典虽经修改，将立法权交给一个由5位立法者组成的团体负责，他们都是从担任陪审职务的市民中用抽签选出的。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用。这个新的立法团体也倾向于平民大众，由于这个团体的居间调停，较保守的贵族会议声望和权威因之降低。也许是因为发给出席费而使公元前4世纪时公共集会中的知识水准降低——不过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威人士如阿里斯托芬及柏拉图，都是怀有偏见的保守分子。伊索克拉底认为公共集会的出席费用应由雅典的敌人负担，因为它犯了许多错误。
这些错误使雅典丧失了帝国和自由。瓦解第一联盟的财富和权力欲现在同样毁灭了第二联盟。当斯巴达兵败于留克特拉而衰败后，雅典觉得它可以再度扩张势力。在建立新帝国时，雅典曾保证不让阿提卡的外围土地被雅典市民占用。现在雅典征服了萨摩斯、色雷斯半岛、皮特娜、波蒂迪亚、梅索等位于马其顿及色雷斯海岸上的城市，并让雅典市民前往殖民。联盟中的城邦均表示反对，很多城邦都因此脱离了联盟。曾在公元前5世纪使用但无效的恫吓及处罚方法现在又重新启用，但是仍然无效。公元前357年，希俄斯、科斯、罗得斯岛及拜占庭宣布了针对叛乱的一项“社会战争”。当雅典最能干的2名将军提谟修斯及伊弗克拉底斯认为在暴风中与达达尼尔海峡中的叛军舰队交战是不明智时，他们即被公民大会指责为胆怯。提谟修斯被处罚金100塔伦（相当于60万美元），这自然不是他能付得起的，他便设法逃走。伊弗克拉底斯被开释，但是此后就未再为雅典效力。叛变诸城难以收复，雅典于公元前355年签订了一项和约，承认它们独立。结果雅典一个盟邦都没有了，没有领袖，缺少资金，朋友四散。
也许雅典的衰败还有其他更微妙的因素。思想形式常会危及它所依附的文明。在一个民族历史的早期，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可言，行动才是重要的，人们总是坦率、毫无禁忌、好斗、好色。随着文明的发展，习俗、制度、法律、道德规范越来越限制天生冲动的活动范围，行动逐渐屈服于思想；成就、直露、表现、残忍及信仰逐渐屈膝于想象、微妙、掩饰、同情及怀疑；动物及原始人类共通的统一个性日渐消失；行为变成片断及迟疑，自觉及多虑；战斗意志已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辩中。
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达到智能的发达及美感的精致，少有不在武力及团结一致上作出很大牺牲的。就因为牺牲太大了，以致它的富足对于贫困的野蛮民族变成了一种不可抵御的诱惑。就如在罗马的文明周围有高卢人蠢蠢欲动，在雅典的文明四周有马其顿人虎视眈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