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戏剧和诗的鼎盛时代，散文仍未被完全遗忘。演说在民主与诉讼的刺激下，成为希腊人所热衷的项目之一。早在公元前466年，锡拉库萨的柯拉克斯（Corax）曾写了一篇《语言的艺术》（Techne Logon）的文章，以指导公民如何在议会或法庭中说话。在这篇论文中已按传统将一篇演说分为引言、叙述、辩论、补充说明及结论。高尔吉亚将演说带到雅典，安提丰在其致力于寡头派宣传的演说与小册子中，运用了高尔吉亚的华丽风格。在李西亚斯的作品中，希腊演说艺术演进得更为自然、生动，但是也只有像狄密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那样的伟大政治家，才能使一篇公共演讲在平实中发挥演说的功效。这项新武器为诡辩学家所磨利，而且被他们的弟子彻底操纵利用，以致寡头派在公元前404年夺得政权时，就下令禁止修辞学的继续传授。
伯里克利时代散文的伟大成就成为历史。就某种意义而论，开始发现过去，而且有意识地及时审视人的活动，是公元前5世纪的事。在希罗多德所编纂的史料中，充满年轻人的魅力与朝气。50年之后，修昔底德的作品已达到完全成熟的境界，以后无论哪个时代都没有凌驾其上的。区隔开这两名历史学家的是诡辩学派哲学。希罗多德的笔调较纯真，或许较委婉，但毫无疑问较明快。他在约公元前484年生在哈利卡纳苏斯，其家庭曾参与政治阴谋活动，故并非无名之辈。当他32岁时，因其叔叔图谋败露受累而被放逐，因此开始其海阔天空的旅行，沿途收集了他以后写历史的题材。他曾途经腓尼基而抵达埃及，南至埃利潘蒂尼，西行昔兰尼，东走苏萨，北奔黑海边的希腊诸城市。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以科学家的眼光和稚子的好奇心予以观察探询。当公元前447年定居雅典时，他已收集了大量有关地中海国家的地理、历史及风俗的各类笔记。利用这些笔记及参考赫克特斯与其他前人的作品，他完成了一部超越其他历史作品、内容包含远溯古代传奇、近迄波斯战争结束的埃及、近东及希腊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事迹的巨著。一则古老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在雅典与奥林匹亚如何公开宣读其著作的部分，当其报道波斯战争及雅典从中获取利益的经过时，是如何令雅典人兴奋，他们竟赠给他12塔伦（7.2万美元），这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都难以相信的意外收获。
其绪言部分以壮丽的风格说明了该书的宗旨：
这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所陈述的史实，其目的为了使希腊人与蛮夷的伟大奇异事迹，不致为时间所淹没；尤其是导致彼等相互征讨的肇因，不致为人所淡忘。
由于其叙述内容网罗了东地中海全部国家，该书可以说是一部狭义的“世界史”，其范畴要比修昔底德的狭隘题材广瀚得多。故事不知不觉地在蛮夷的专制政治与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对照中成为一个统一体，而后虽有断续与离题的叙述，终至事先安排好的萨拉米斯战役处结束。它的目的是记录“非凡的事迹与战争”，事实上这使人记起英国历史学家吉本（Gibbon）对历史令人遗憾的误解，他把历史视作比“对人类的罪恶、愚蠢及不幸所作的登录，稍为详备的记载”。但是，希罗多德虽然只是偶尔论及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我们仍可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对各国社会的服装、习俗、道德及信仰曾作过许多有趣的描述。他告诉人们，埃及猫如何跳入火中，多瑙河流域的人如何闻香而醉，巴比伦城墙是如何建筑的，马萨格泰人是如何食其父母，在佩达苏斯的雅典娜女祭司是如何长出一大把胡须。他不仅写王侯公卿，也写各色人等，甚至被修昔底德忽略的女人，她们的衣饰、她们的美丽、她们的残酷以及她们的魅力，都活跃在他的字里行间。
据斯特拉博说，在“希罗多德的作品中有不少瞎扯胡诌的地方”，但是我们所知的历史学家，即使伟大如亚里士多德，因其所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发生错误的机会自然也会增多。他的愚昧和他的知识是同样的广瀚，他的轻信和他的智慧是同样的深厚。他认为伊索匹亚人的精液是黑色的。他因为斯巴达人曾将俄瑞斯特斯的尸骨带回斯巴达，而相信他们打了胜仗。他漫天虚报波斯王薛西斯的军队实力及其伤亡数字。他报道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几乎毫无伤亡。他的叙述是出于爱国心，但有欠公正。他论述双方的政治纠纷，记述入侵者的英勇及波斯人崇尚荣誉和豪迈的精神。当他必须依赖国外资料时，他即犯了重大错误。他以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rear）是女人，阿尔卑斯山是一条河，胡夫（Cheops）王生活在拉美西斯三世之后。但是当他处理经他亲身观察的事物时，则比较可靠，而且他的叙述随着我们知识的增进，能逐渐获得印证。
他盲目接受许多迷信，记载许多奇迹，虔诚地引述神谕，致使他的作品被预兆与占卜玷污。他查证出塞美勒、狄奥尼索斯及赫拉克勒斯出生与死亡的具体时间。他像18世纪法国主教兼作家波舒哀（Bossuet）一样，记载全部有关人类的善恶与报应。但是，他也有充满理性主义的一刻——或许是在其晚年曾受到诡辩学派的影响：他认为荷马与赫西俄德为奥林匹斯山诸神取名及定形，习俗决定了人的信仰，每一个人对神祇的了解程度都一样；他把上帝看作历史的最后裁决者，又将其搁置一边，重新寻找自然原因；对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埃及冥府主管亡魂审判的主神俄赛里斯的神话故事，他以科学家的态度予以比较与鉴定；他对若干神力的干预故事则报以容忍的微笑，并尽可能给予自然的解释；眼睛闪烁着光彩，他告诉人们他的原则：“我有义务告诉人们我从别处知道的事物，但我没有义务去全部相信它。这就是我在这里对每一项叙述所遵循的原则。”他是将著作流传给我们的第一个希腊历史学家，西塞罗称他为“历史之父”是有其道理的。卢奇安和其他大多数古人一样，把他列在修昔底德之上。
不过，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人在心智上的区别，几乎等同于人的青春时期和成熟时期之间的区别。修昔底德是代表希腊启蒙运动的人物之一，其上承诡辩学派，正如吉本是拜尔和伏尔泰精神上的子侄一样。他父亲是雅典的一名富豪，在色雷斯拥有若干金矿。他母亲是色雷斯的名门之后。他曾接受雅典的最高教育，在怀疑主义思想中长大。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他就逐日记载。公元前430年，他受到战争的伤害。公元前424年，36岁（或40岁）时，他被推选为远征色雷斯的两名海军舰队司令官之一。由于他未能及时率领舰队赴安费波利斯解围，而被雅典人放逐。此后20年他安于旅行，停留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时间尤其长久。他的书所特有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公正与客观，部分得归功于其对敌人的直接了解。公元前404年寡头派革命成功，他结束流亡生活，返回雅典。他于公元前396年去世——有人说是被谋害的——留下未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开头非常简单：
雅典人修昔底德，自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开始，即着手陈述其经过，他认为这将是一场重要的战争，其记载的价值胜过此前的任何战争记录。
他从希罗多德结束处（波斯战争）接续。希罗多德这位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认为希腊生活中没有东西比战争更具记述的价值。希罗多德写作时，以供知识分子阅读为其部分着眼点；修昔底德写作的用意在于提供资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提示先例给将来的政治家。希罗多德所采用的是随和平易的写作风格，或许受到了荷马史诗那种行云流水不拘泥于形式的影响；而修昔底德如同曾受哲学家、演说家及戏剧多方面熏陶的人，其写作的风格往往因刻意追求简单、扼要、深邃而变得盘结晦涩。这种文体偶尔被高尔吉亚式的修辞与润色破坏，但有时候则与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同样的简洁生动，在较重要情节的发展上，更是有欧里庇得斯那种强烈的戏剧效果。没有哪个戏剧家的作品能胜过修昔底德对雅典远征锡拉库萨、尼西亚斯的优柔寡断及其失败后那种恐惧所作的描述。希罗多德按地区、时代进行叙述；修昔底德则牺牲故事的连贯性，按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逐季逐年地排列。希罗多德写作时着重人的因素而不是故事演变的过程，认为过程须透过人为的因素而运作；修昔底德虽然也承认历史中特殊人物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偶尔在其主题中点缀一些对伯里克利、亚西比德和尼西亚斯的介绍，但是偏重于人为因素以外的因果、发展及结果的记录。希罗多德写远方的故事时，多半根据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修昔底德著述时，往往自身就是事件的目击者，或与目击者亲自交谈过，或阅读过原始资料。在很多情形下，他直接提供有关资料。他追求精确，甚至文中的地理知识都曾经过详尽的实地印证。他很少以道德家的眼光评判人或事件，在描述克里昂时，他充分表现其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鄙视。但是多数情形下，他在论述时多能保持客观冷静，公正地处理。他叙述自己短暂的军人生涯时，好像那是他曾经认识的人，而不是他本人。他是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的第一人，而且为其从事历史写作时的谨慎与勤奋而感到骄傲。“就全盘而论，”他对希罗多德若有所指地说：
我从所引述的事实中所作的论断，私下以为足资信赖。我敢确信，它将不为诗人表现其夸大艺术下的诗篇，或编史者为求生动有趣而抹杀事实——他们所处理的题材不是难以考据，就是因年代久远而沦为稗官野史，历史价值多已丧失——的著作所骚扰。撇开它们，我们可以从阅读这些最清晰的资料，并于此类古人事迹得出预期的正确结论中获得满足……拙作缺乏浪漫色彩，我想或多或少会减低其趣味，但若能对那些希望确实知道过去，俾作为解释将来的工具的有心人有所助益——因为世事演变的轨迹，即或不是完全反映过去，也必有近似之处——作者即感满足。本人对拙作持谨慎之心，目的不在博取读者一时的喝彩，而是望其具有永恒的价值。
他确实有放弃正确而追求趣味之嫌：他有借其故事中人物之口发表优美演说的癖好。他坦白承认这些演说是编造的，但是它们能帮助他解释人物个性、观念和事件，并使其鲜明活泼。他宣称，每一篇讲话都代表当时一篇实际演说的实质内容。假如此话属实，那么所有希腊政治家和将军必曾跟高尔吉亚学过修辞，跟诡辩学派学过哲学，跟斯拉西马克斯学过伦理学。这些讲话都具有同样的风格、同样的细腻、同样的现实观，它们使直接简洁的斯巴达人和受过诡辩学派熏陶的雅典人同样迂回曲折。它们将最不合外交要求的论点放于外交人员之口 ，而将军的言辞却体现出忍让与诚实。伯里克利的《葬礼致词》（Funeral Oration）是一篇论雅典美德的杰出论文，出自一名放逐者的手笔，但伯里克利是以说话简洁而不是以擅长修辞而闻名。普卢塔克说伯里克利未曾遗留下任何著作，他说的话也极少保存。
修昔底德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多。他像色雷斯人那样严厉，却缺乏雅典人的活力与机智。他的作品中没有风趣。他全神贯注于战争。正是由于战争，修昔底德才成为史学家（这是他时常引述的得意之句）。因此，他所关注的，只有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事件。他的文字中全是战争故事，从不提及一名艺术家或一件艺术作品。他小心地求证，但探询事件发生的因素时，很少透过政治更进一步深入到经济问题。他虽然为后世而写，但是他未曾告诉我们有关希腊各国的政治制度、各城邦人民的生活及社会习俗。对妇女、神祇他也都一概不提，他不愿意将他们列入他的故事中。他曾使伯里克利（伯里克利曾经为了他那争取妇女自由的情妇而甘冒政治风险）说出这么一句话：“无论是为了责备或赞美的理由，女人越少被男人提到，越能保持其令誉。”当他处于文化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中，他使自己迷失在军事得失的推敲里，而雅典人朝气蓬勃的生活则被搁置一边，不予理会。即使成为历史学家之后，他仍旧保持将军的作风。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感激他，不会因为他未曾写他不打算写的东西而投以抱怨。他的作品中至少含有写历史的方法，有求实求真的精神，有敏锐的观察，有公正的评断，有偶然出现的华丽文采，有慧黠而深邃的思想——他那无情的现实主义，对我们与生俱来的浪漫意识是一支兴奋剂。他的作品中没有传奇，没有神话，没有奇迹。他采纳英雄人物的故事，但设法给予它们合理的解释。至于神，他保持具有破坏性的沉默，他的历史不容有神插足的余地。他对神谕及其模棱两可的解释予以讥讽，对尼西亚斯在依赖神谕而非知识方面所表现的愚蠢予以蔑视与揭露。他不承认有引导人的上帝，有神的计划，甚至不承认有“进步”。他把人生与历史看作悲剧，既卑鄙又高贵，偶尔为伟人所补救，但永远陷入迷信与战争中。在他的作品中，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冲突早有定论：哲学胜于宗教。
普卢塔克与亚西比德曾介绍过数以百计的历史学家。黄金时代中的历史学家，除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外，几乎全被时间的筛子所淘汰，而较晚期的历史学家也仅有片断的资料遗留下来。历史资料的情形与希腊文学其他方面的情形并无不同。曾在酒神节中得过奖的数百名悲剧作家中，只有3人留给我们少数几部作品；喜剧作家的作品，我们仅有1部；伟大哲学家的作品，只保存2部。总之，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主要文学作品流传后世的不超过1/20，其他较早与较晚时期遗留下来的甚至更少。我们现在所保存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来自雅典。我们从各方哲学家齐集雅典的情形可以看出，其他城市虽然也不乏才俊之士，但是他们的文化不久即为外来及后代的野蛮思想所淹没，他们的手稿丧失在革命与战争的动乱中。我们必须从其小部分的残余来揣度全部。
但这仍然算得上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即使不体现在数量上（然而谁又曾将其全部吸收？），至少也体现在形式上。形式与布局是古典文学与艺术风格的精髓：典型的希腊作家像希腊艺术家一样，永远不仅仅以能表达为满足，更希望给予其作品形式与美。他将材料予以裁剪并重新整理得清晰扼要，使其严密而纯一；他始终保持简明，甚少晦涩；他避免夸张与偏颇，即使在情绪上充满浪漫色彩，他仍竭力保持其思维的合理性。这种坚持将幻想置于理性下的努力，就是希腊精神的主要特质，甚至希腊诗歌也是如此。因此，希腊文学是“新式”或相当现代化的。我们觉得但丁与弥尔顿的诗难懂，但欧里庇得斯与修昔底德的作品却使我们心灵上产生亲切之感，他们好像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是因为神话各有不同，理性并无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