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悲剧较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悲剧更为阴沉，因为它很少运用“借幽默插曲减轻悲怆气氛所形成的压力”的原则，以使观众更能接受悲剧。希腊戏剧家喜欢将他的悲剧保持一贯的高度悲剧气氛，而把喜剧列入无关宏旨的“林神之剧”，它让观众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喜剧宣布其脱离悲剧而独立。在酒神庆典中，专门有一天是分配给喜剧，全天节目演出三四出，由不同作家所写，连续演出，竞争单独颁给喜剧的第一名。
喜剧和演说术一样，首先在西西里开始发展。约公元前484年，科斯岛的一名哲学家、医生、诗人，同时又是戏剧家的埃庇卡摩斯，来到西西里的锡拉库萨，他写了35出喜剧来阐述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与理性主义。这些喜剧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自埃庇卡摩斯抵达西西里12年以后，雅典执政官第一次准许喜剧有合唱。这种新艺术在民主与自由的刺激下，获得迅速发展，而且在雅典成为讽刺道德与政治的主要手段。在喜剧中允许剧中人毫无忌惮地说话，是酒神节奉阴茎图像游行的传统。这种自由的滥用，促成了公元前440年禁止在喜剧中做人身攻击的立法，但是3年后这项禁令被废止而继续进行漫无限制的批评与辱骂，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不例外。
我们听过许多阿里斯托芬以前的喜剧家，而伟大的古代讽刺家及幽默家拉伯雷（Rabelais）在与他们战斗的硝烟消散后，甚至不惜屈身来赞美其中几位。克拉底努斯是西蒙的代言人，对伯里克利发动猛烈的攻击，称他为“头毛如葱的万能上帝”。另一名喜剧先驱是弗瑞克拉底斯，他于约公元前420年在《野性未脱的人》（The Wild Men）中，讥讽那些不喜欢文明、渴望“返归自然”的雅典人：我们年轻人的勇敢革新是如此衰老。阿里斯托芬的最大劲敌是欧波利斯，他们先是合作，然后因争吵而分手，自此以后互相极力地讥讽嘲弄，但攻击民主派的立场是一致的。若要说明公元前5世纪中的喜剧何以都和民主派作对，其中部分原因是诗人爱钱，而贵族有的是钱，但主要理由是因为希腊喜剧的目的在于批评攻讦取乐，而其时民主派当权。因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妇女解放、理性主义、哲学发展这类的新观念，所有喜剧作家团结阵营，联合一致对付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呼吁恢复马拉松战役以前人的生活方式与崇高道德。阿里斯托芬成为这种反动运动的喉舌，正如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一样。宗教与哲学的冲突，占据了喜剧舞台。
阿里斯托芬喜欢贵族政治自有其理由，他出身书香门第，似乎在埃伊纳拥有一片土地。他的名字就是高贵的标志，意思是“最佳的明证”。他约生于公元前450年，当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爆发时，他正是风华少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来成为他戏剧的辛辣题材。斯巴达人攻打雅典乡镇地区，他被迫放弃乡间的产业，逃到雅典城里过活。他讨厌城市生活，并因突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去憎恨美加利斯人、科林斯人及斯巴达人而颇为愤恨。他谴责希腊人残杀希腊人，并在许多戏剧中一再呼吁和平。
自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29年死后，雅典的最高权力落入富庶的皮革老板克里昂之手，他因代表商业利益而要求彻底消灭斯巴达，剪除与雅典争夺希腊霸权的劲敌。在一出已散失的戏剧《巴比伦人》（公元前426年）中，阿里斯托芬由于对克里昂及其政策揶揄讥讽过火，使得这位魁伟的将军控告他叛国，而且罚了他的钱。2年之后，阿里斯托芬发表了《武士》（The Knights）。剧中的主人公是“公民”（Demos），为首的是一名制革匠。每一个人都明白这昭然若揭的影射，看过该剧的克里昂本人也知道。因剧情非常尖刻，没有人愿意担任制革匠这一角色，深恐牵入政治漩涡而带来不幸，结果由阿里斯托芬自己出演这个角色。尼西亚斯（寡头派领袖）宣布，神谕告诉他，“人民的下一个统治者将是香肠贩子”。于是出来了这么一位小贩，奴隶们群起欢呼：“我们光荣的雅典的未来领袖！”“求求你们，”这位香肠贩子说，“还是让我去洗肠子吧……你们在愚弄我。”但是其中一人告诉他，要他放心，他有足够统治公民的资格——他不是流氓吗？他不是没受过教育吗？制革匠担心将被放逐，于是再三述说他对“人民”的效劳与忠贞，除了妓院里的娘儿们，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对“人民”的贡献。剧中表现出常见的阿里斯托芬的戏谑：香肠贩子用香肠打制革匠，并以吃大蒜为自己在议会中的演说竞赛做准备。接着，开始谄媚比赛，看两人中谁更能赞美“人民”，谁“更配讨好人民及其肚子”。这两个竞争者各自搬出一些美好的东西摆在“人民”面前，像是竞选前的一连串诺言。香肠贩子说，为证明他们的诚实，应搜查各候选人的橱柜。在制革匠的柜子中发现了一堆鲜美的美味，尤其是一大块糕点，他切给“人民”的只有一小块（按：当时正有人指控克里昂吞没了公款）。于是制革匠被罢黜，香肠贩子成了“人民”的统治者。
《黄蜂》（The Wasps）（公元前422年）继续讥讽民主派，只是意味较温和、较弱。合唱班是由悠闲的市民组成——装扮成黄蜂——以充当陪审员，每天赚一两个奥勃，这样他们可以通过听取“阿谀”及抄没人的财产、罚人的钱，而投票将富人的钱送入国库与穷人的口袋中。阿里斯托芬在这些戏剧中的主要意旨是嘲弄战争及促进和平。《阿卡奈人》的主人公是“诚实的公民”（Diceopolis），他是一名农夫。他抱怨说，他的田地被军队践踏，以致他不能靠收获葡萄酿酒来维持生活。他看不出有什么必须打仗的理由，他非常明白，他个人与斯巴达人并无恩怨。他对等待将军或政客寻求和平已感到厌倦，他个人与斯巴达人签订了和约。当好战而爱国情绪激愤的邻居齐声合唱责备他时，他回答说：
不过，就算斯巴达人坏，我怀疑
凡事是否该一股脑儿都怪他们。
（合唱）都不该怪他们？你恶棍、
无赖，好大的胆子。当我们的面
向敌人卖身投靠，以为我们会饶恕你？
假如他不能证明雅典对这场战争应与斯巴达负一样大的责任，他同意让他们杀死他。他把头放在砧板上，开始他的辩论。不久，一名将军进来，被他驳倒，恫吓、口出亵渎之言，合唱唱出对将军的厌恶，而释放了这位“诚实的公民”。他售卖一种叫“和平”的酒，让所有的人高兴。这是一出非常大胆的戏剧，只有在一群经过训练、肯听另一方面意见的人之中才能演出。按照早期喜剧的习惯，允许编剧者通过合唱或剧中人之一对观众说话，阿里斯托芬利用这种告白（parabasis）解释其在雅典惹人嫌的原因：
自从我们的诗人演出喜剧以来，他们之中从来没有一个曾在舞台上替自己吹嘘过……但是他认为他对你们有过不少贡献。假若你们不再让自己被陌生人所欺蒙或受到花言巧语的蛊惑，假若在政治上你们不再是愚民，那么你们得感谢他。从前，当来自其他城邦的代表为了想欺骗你们，阿谀你们是“头冠紫罗兰的人民”。你们听到“紫罗兰”这几个字，马上便坐直腰杆，觉得得意。或者，若有人为了满足你们的虚荣心而说到“富庶而圆滑的雅典”，他将可以得到一切，因为他谈起你们就像他即将下锅的鳀鱼。为了警告你们防备这些邪恶，诗人对你们曾作出伟大的服务。
在《和平》（The Peace，公元前421年）一剧中，这位诗人是胜利者：克里昂已死，尼西亚斯正要为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为期50年的和平友好条约。但几年之后，冲突复发。公元前411年，阿里斯托芬对其公民同胞失望之余，只好邀请希腊妇女同胞出来终止同室操戈的流血事件。当《利西斯特拉》（Lysistrata）开幕时，雅典女人趁她们男人还在睡觉，天刚亮就集合在卫城附近商议。她们达成协议，除非她们的丈夫与敌人讲和，否则不让他们亲近。另一方面派一名特使去斯巴达，要求那边的女同胞合作，为这奇特的和平运动而采取同样措施。男人终于醒来，叫他们的女人回来。那些拒绝回来的，被男人包围住，但是攻击者却被她们一桶桶的热水及滔滔不绝的演说所斥退。利西斯特拉（“军队的驱散者”之意）向男人读了下面一段训词：
以往的战争中，我们跟着你们受罪……但是我们曾对你们仔细地观察过。时常，我们在家里，老是听你们在外面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我们询及，男人会说：“那关你什么事？闭嘴。”我们问：“老爷子，你们男人办事怎么会如此蠢呢？”
领头的男人回答说，女人绝不可管公事，因为她们连钱财都不会管。（当他们进行辩论之际，有些女人偷偷溜回到她们丈夫身边，嘴里喃喃地说着阿里斯托芬式的借口。）利西斯特拉反驳道：“什么地方管不好？太太很早以前就开始管她们丈夫的荷包，结果是两蒙其利。”由于她说得义正辞严，终于劝服了男人召开一次交战国的谈判会议。当各国代表齐集，利西斯特拉安排妥当，让他们尽情痛饮。不久他们兴高采烈，签订了耽搁已久的和平条约。合唱班唱出和平颂，结束了这出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