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好奇而爱辩，他成为哲学家，而且当他年轻时曾有一个时期对当时侵入雅典的诡辩学派特别着迷。柏拉图所说苏格拉底会晤巴门尼德、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迪科斯、希庇亚斯、斯拉西马克斯等的经过，没有办法证明是他捏造的。当芝诺在约公元前450年来到雅典时，苏格拉底可能曾见过他，而且深深地受到芝诺的辩证法的影响，使其终身未能忘怀。或许他认识阿那克萨戈拉，若不是见过人，就是读过他的理论，因为米利都的阿克劳斯，这位阿那克萨戈拉的弟子曾经一度是苏格拉底的老师。阿克劳斯开始时是一名物理学家，最后成为伦理学者，他用理性主义者的论点来解释道德的起源与基本，或许将苏格拉底的研究方向由科学转变为伦理学。苏格拉底因为这些关系而走向哲学之路，并且自那以后，从“日常敦励品德，检讨自己与别人中”发现自己最伟大之处，“因为人不该不对自己省察而过生活” 。于是，他逡巡于人们的信仰之间，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要求他们给出确切的答复、连贯的意见，而且使自己成为那些思维不清的人的洪水猛兽。即使在冥府中，他也是一个讨厌鬼，要在那里“找出谁是真聪明，谁是假聪明，谁不聪明”。他不让自己受别人类似的盘诘的绝招，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所有问题，但是答案一个也不知道，他很谦逊地自称是一个“业余哲学研究者”。他的用意可能是，他除了知道人易犯错误以外，对任何事物都不敢确定，而且又没有一套硬朗扎实的教条与理论。当查瑞丰在德尔菲城阿波罗神殿求神谕问道：“是否有比苏格拉底更具智慧的人？”答案果如大家所宣称的是否定。苏格拉底将此答复归因于自己承认无知。
自从那一刻开始，他着手清理观念的忙碌工作。他说，他将对有关人类的问题不时地加以论述：“考虑什么是诚敬，什么是不诚敬；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明达，什么是不明达；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统治人民的政府的本质如何，一个善于治理人民的政府的特性又如何。”此外，还涉及其他题目，诸如他认为“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应该被认为不比奴隶强”。他对每一个不明确的观念、容易含混笼统的事物或秘而不宣的成见，都会问一句：“这是什么？”而且要求正确的答案。他习惯于早起，上市场、健身房、角力馆，或上艺匠工作所，遇到才识俊逸之士或有趣的老憨时，和对方聊天。“通往雅典的这条路是不是专门做来给人谈天的？”他的方法简单：他要求一个大观念的释义。他审查这个解释，通常借此揭露其缺失、矛盾、荒谬之处。他继续引发问题，使释义更充实、更合理，不过他永远不曾下过这样的一个定义。有时候他向一个概念发展，或以一系列特殊事例的调查来发掘另一个观念，因而将归纳法介入希腊逻辑中。有时候，他以大家所熟知的苏格拉底式的讥讽，揭露他想推翻的定义或观念的荒谬结论。他酷爱有条理的思维，而且喜欢根据属别、种类、特性来区分事物，这为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方法和柏拉图的观念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爱将辩证法解释为细心辨别事物的艺术，而且以哲学历史上遭到夭折的幽默在疲惫的逻辑中增加趣味。
反对他的人批评他只破坏，从不建设。否定每一个答案，但自己一个答案也没有。因此，他毁坏了道德，麻痹了思想。在许多情形下，他曾经着手澄清的观念，待其放弃时，较前更为模糊含混。当像克里提亚斯（Critias）这样追根究底的人问他问题时，苏格拉底将其答案变成另一个问题，而且立即夺回有利地位。在柏拉图对话录的《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苏格拉底同意只答不问，但是他的承诺维持不了一会儿。普罗泰戈拉也是玩逻辑的老手，于是悄悄地退出了这场辩论。希庇亚斯对苏格拉底的闪避战术大光其火。“我对天发誓！”他吼叫着，“除非你自己先宣布你所认为对的，否则你别想听我的（答案），没有那么便宜让你笑话别人、盘问和责难别人，而你自己则不肯将道理告诉任何人，或宣布你对任何一项问题的意见。”苏格拉底对于这样的嘲弄的答复是，他像他母亲一样只是一个“接生者”。“有人说我光问别人问题而自己缺乏智慧回答这些问题，这项指责很有道理。其原因是神迫使我做接生者，然而又禁止我生育。”这和他的朋友欧里庇得斯所使用的解围绝招，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在许多方面都像诡辩学家，而雅典人毫不犹豫将这称呼加在他头上，而且通常不含一丝责备之意。事实上，若以现代意义来解释，他所表现的时常是一名诡辩学家：他富有机巧闪避与诡谲狡辩的技术，圆滑地转变话题与改换词汇的意义，牵强附会，搪塞问题，模棱两可像一个小学生，捕风捉影，故弄玄虚。苏格拉底有4点与诡辩学家的不同之处：他鄙视修辞；他希望提高道德；他除了审查观念艺术，未从事任何其他教学；他拒绝收取学费——虽然他似乎曾偶尔接受有钱朋友的帮助。尽管他有这些恼人的缺点，却深受学生的爱戴。“或许，”他对一名学生说，“基于我们互爱的立场，只要我喜欢某些人，我就以热诚贡献我自己，以全心全意来爱他们，而且也被他们爱，忘掉他们的缺失，也让他们忘掉我的缺失，当他们渴望我的友谊时，我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友谊。”
阿里斯托芬的《云》描述苏格拉底的学生组成一个学派，有其固定聚会的场所；而色诺芬的作品中有一段与这一看法相印证。一般人认为，不论他在什么地方找到弟子或听众，随时施教，但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学说团结他的徒众。他们的思想南辕北辙，各自成为最不同的希腊哲学派系与理论的领袖——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怀疑主义。骄傲而谦恭的安提西尼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了生活淳朴、不奢求的理论，而且创立了犬儒派哲学。当苏格拉底对安提丰说话时或许他也在场：“你也许会认为快乐来自豪华奢侈的生活享受，但是我认为一无所需最像神。将欲望降到最低程度，最接近神。”阿里斯提波吸收了苏格拉底以恬静的态度接受享乐的观念，而后在塞利尼予以发扬，也就是伊壁鸠鲁后来在雅典所阐扬的。迈加拉的欧克拉底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演变成怀疑主义，否定了任何真正知识的可能性。青年斐多曾沦为奴隶，在苏格拉底的嘱咐下由克里托赎身。苏格拉底喜爱这孩子，并且“使他成为一位哲学家”。不安静的色诺芬，他虽然放弃哲学而改习军事，但是他作证说：“没有什么事比跟苏格拉底交往，及不论任何时候、任何题目和他谈谈，能使人获得更大的裨益。”柏拉图，由于他那活跃的幻想使苏格拉底这位贤哲予人以深远的印象，而在哲学史上他们两个人的思想永远牵连在一起。家境富有的克里托，“以深挚的友情对待苏格拉底，照顾他，永远不让他有所匮乏”。活泼而年轻的亚西比德，他那不忠实的秉性将玷辱并危害乃师，但是此刻却以其特有的放纵挚爱着苏格拉底，他说：
在我们聆听其他演说者时，即使是一名优秀的演说者，因为有比较，他的话绝对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而另一方面你的片语只字，苏格拉底，纵然是经由第三者传述，纵然是语焉不详，也会使每个听到它们的男女老少都赞叹，深深扣动他们的心弦……我了解，假若我不掩耳背着他，逃离那蛊惑人的声音，我将会被他拘留而匍匐在他脚下，直至我年老……我在灵魂中、内心里知道……纯良的年轻人比被蛇蝎所螫更感到剧痛是因哲学引起的苦闷……你，菲德拉斯，你，阿加松，你，艾利西马·库斯，你，帕萨尼亚斯，你，阿里斯托德谟斯，你，阿里斯托芬，你们所有人，我不需要说苏格拉底自己，都曾经有过为哲学疯狂痴迷的经验。
寡头派领袖克里提亚斯，为苏格拉底反对民主派的隐讽而称快，而且写了一个剧本，将神祇形容为机诈的政客所捏造、用作威吓人使他们学好的工具，而为苏格拉底助阵。民主派领袖安尼托之子，为听苏格拉底讲话而忘记了做他的皮革生意。安尼托抱怨说，苏格拉底以怀疑论动摇这孩子的思想，使这孩子不再尊敬父母或神祇。安尼托尤其憎恨苏格拉底对民主政治的批评。 “苏格拉底，”安尼托说，“我认为你随时准备说人的坏话，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忠告，我劝你留心一点。或许没有一个城市要整人不比它优待人更容易，雅典当然也不例外。”安尼托在等待他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