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之前，所有伟大的希腊思想家中没有一个属于雅典城，只在他之后出了一个柏拉图，这一事实，对那些认为雅典即代表希腊的人确实是当头棒喝。苏格拉底与阿那克萨戈拉的遭遇表明，宗教的保守主义在雅典要比其属地更为强烈，属地由于地理上的隔阂使其能够脱离传统的约束。假若不是因为以四海为家的商业阶级的兴起及诡辩学家来到雅典，或许雅典人仍旧反启蒙主义，对其不容忍将达到愚昧的程度。
议会中的辩论、法庭上的审判、日益需要表面逻辑化的思维能力与清晰且能说服人的口才，以及在帝国主义社会的财富与好奇心的驱使下，应运而生的是伯里克利时期前所未见的事物——在文学、演说、科学、哲学、政术方面较高深的正规教育。这一方面的要求获得满足，不是因为设立了大学，而是因为流动学者的开馆授课，从这城走到那城，四处巡回讲学。有些人像普罗泰戈拉那样，称自己为“智者”（sophistai），也即“智慧之师”的意思。这一称谓在当时的人看来，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并不含轻蔑的意味。直到后来宗教与哲学之间发生冲突，保守派攻击诡辩学派，而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知识商业化更激怒了柏拉图，于是称他们为腐败的诡辩学家，使他们的声誉蒙羞，而这种意义一直沿用至今。或许一般民众对这些教师的出现，一开始似乎就不太欢迎，因为他们的逻辑与修辞教学收费很高，只有富人家才读得起，因此使有钱人在法庭打官司时占了便宜。事实上，较为著名的诡辩学家，像任何一行熟练的执业者，总是尽量向其客户索取报酬，这是在任何地方都通行的铁定法则。据说，普罗泰戈拉与高尔吉亚向每一名前来听课的学生收费1万银币（1万美元）。但是比较不出名的诡辩学家所收取的学费比较合理，闻名全希腊的普罗迪科斯对向他求教的学生收取1—50个银币不等。诡辩学家中最著名的普罗泰戈拉，比德谟克利特早一代生于阿夫季拉。当他在世时，他比德谟克利特更出名、更具影响力，我们从他去雅典时所掀起的一阵狂热可以推测他的声誉之隆。 即使不常以公正的态度对待诡辩学家的柏拉图也尊敬他，而且形容他为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普罗泰戈拉所表现的要比年轻好辩的苏格拉底高明许多，在这里说话像诡辩学家的倒是苏格拉底，而普罗泰戈拉的言谈举止则像一个君子和哲学家，从不发脾气、从不妒忌别人的才华，对辩论从不过于认真，从不急于发言。他承认他教导学生对公私事务的判断力、井然有序的家事管理、辩论术及对政务的了解与治理。他为自己收取高额学费辩护说，他的规矩是，凡反对如数缴纳学费的人，他同意接受该学生在圣庙前郑重声明中认为合理的数目——这是为人师者怀疑神祇的存在的鲁莽做法。第欧根尼指责他是“给争论者装备诡辩武器”的第一人，这一指控将会使苏格拉底感到高兴，但是第欧根尼补充说：普罗泰戈拉同时也是第一个创立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论的人。这可能不会使苏格拉底感到高兴。
他创立了欧洲的文法与语言学，这只不过是他许多杰出的成就之一。柏拉图说，他曾论述词汇的正确运用，而且首先区分名词的三种词性，以及动词的若干时态与语态。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属于他而非苏格拉底的贡献——是他开始了哲学的主观论点（subjective standpoint）。他不像伊奥尼亚人那样留心事物，他更关心思想——如感觉、知觉、领悟与表达的全部过程。巴门尼德否定感觉能导致真理，而普罗泰戈拉和洛克一样，认为感觉是致知的唯一途径，并且拒绝承认任何先验——超感觉——的事实。普罗泰戈拉说，找不出绝对真理，所谓真理只是由某些人在某些情况下所认定的，矛盾而冲突的主张对不同的人或在不同的时机中都同样是真实的。一切真、善、美都是相对而主观的；“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决定何者是，哪些是，决定何者非，哪些非”。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当普罗泰戈拉宣布这项人本主义与相对性的简单原理时，整个世界开始动摇，所有已确立的真理与神圣原理为之碎裂，个人主义已知道如何抒发己见与人生观，以超自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面临分崩离析。
这一著名声明中所蕴含的影响深远的怀疑论，如果普罗泰戈拉暂时不应用于神学，或许仍然属于空论。当普罗泰戈拉在人缘欠佳的自由思想者欧里庇得斯的家中当着一群地方贤达之面宣读一篇论文时，第一句话就让整个雅典城骚动：“关于神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或长得什么样子。许多事物无法让我们知道：主题太暧昧，而我们的生命又如此的短暂。”雅典议会为这一段不吉祥的开场白所震惊，因而驱逐普罗泰戈拉出境，下令所有雅典人交出任何有关他的著作，并将其焚毁于闹市中。普罗泰戈拉逃往西西里，故事告诉我们，他溺死于途中。
莱昂蒂尼的高尔吉亚继续实行他具有革命性的怀疑论。不过他机警，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雅典以外的地区。他的事业是哲学与希腊政治的典型综合体。他生于公元前483年，跟随恩培多克勒学哲学和修辞学，后来成为西西里非常著名的演说家与演说教师，因其表现杰出而于公元前427年由莱昂蒂尼政府派为驻雅典大使。公元前408年，他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吸引了广大的群众。他在演说中呼吁征战不休的希腊人应该在彼此之间谋取和平，以团结与信心对付已经恢复力量的波斯。他周游于各城邦之间，以演说的方式阐述他的思想。词藻华丽，观念与语法讲究对比，语体亦诗亦文，非常优美，因而颇能吸引学生，他们为修一门课程而甘愿花费1000银币。他的《论自然》想证明三项惊人的命题：（1）没有任何事物存在；（2）假若有事物存在，那它是不可知的；（3）假若有事物是可知的，其知不可能由甲转达给乙。 除此之外，高尔吉亚没有其他作品遗留下来。他在希腊各城邦讲学时曾受到优渥和礼遇，并赚了不少的金钱，后来定居于色萨利，而且非常想得开，在死前花费掉其庞大财产的大部分。各方面的资料都确凿地告诉我们，他至少活了105岁，而且据一名古代作家说：“高尔吉亚虽然活到108岁的高寿，他的身体并未因老迈而衰退，至临终前依然精神矍铄、健康如恒，和年轻人同样的耳聪目明。”
假若诡辩学家联合起来能组成一所分散的大学，那么埃里斯的希庇亚斯自己就是一所大学，而且是一个知识尚不致广泛到超出个人了解范围的世界中的典型博学者。他教授天文学与数学，对几何学有创新的贡献。他是一名诗人、音乐家、演说家，发表文学、伦理及政治学方面的专题演讲。他是历史学家，而且以编纂奥林匹克运动大会中优胜者的名录而奠定了希腊编年史的基础。他被埃里斯政府委派为驻各国特使，各行工艺他也都会，他穿戴的衣服与物饰无不出自亲手裁制。他在哲学方面的著作量虽不多，却极具价值。他反对使都市生活颓败退化的人为因素，他用法律与自然作对比，称法律是统治人类的暴君。塞俄斯的普罗迪科斯继续普罗泰戈拉的文法工作，制定了词类；他所杜撰的寓言故事，因将赫拉克勒斯描述成代表好劳的“德”不是好逸的“恶”的人物，而讨好了年长者。其余诡辩学家则不大敬业守分：雅典的安提丰跟随德谟克利特而成为唯物论与无神论者，并将正义解释为权宜手段，卡尔西登的斯拉西马克斯（假若我们能采信柏拉图的话）认为武力就是公理，而且宣称恶人得势使神祇的存在产生疑窦。
总而言之，诡辩学派在希腊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为欧洲创立了文法和逻辑。他们发展辩证法，分析辩论的形式，教导人如何分辨及作伪。经过他们的刺激与示范，辩论成为希腊人的热门嗜好。将逻辑应用于语言，他们促进思想的清晰与精确，而且使知识的准确传播更为便利。由于这些条件，散文成为文学的一种形式，而诗成为哲学的工具。他们将分析应用于任何事物，反对尊重任何不能以感官证实或用逻辑演绎的传统，他们积极地参与理性主义运动，终于推翻知识阶层对古希腊的信仰。柏拉图说：“他那时代的人一致认为，世界、所有动物、植物……及无生命的东西起源自……若干自然而愚钝的缘由。”李西亚斯叙述一个有关反神组织的故事，该组织自称为“魔鬼会”，故意挑在应该斋戒的宗教祭日聚集宴饮。公元前5世纪初，品达虔诚地接受阿波罗神谕，埃斯库罗斯在政治上为神谕辩护，希罗多德在约公元前450年谨慎地对其加以批评，修昔底德在该世纪末公开地反对神谕。欧绪弗洛发牢骚说，当他在议会中谈到神谕时，议会中的人笑他是一个头脑腐旧的蠢家伙。
此种情形的形成，诡辩学家不应负责，或不应归咎于他们，而是时风流传，也是财富、休闲、旅行、研究、思想的日益增加及扩大的自然结果。他们在腐蚀道德方面的作用是推波助澜性而非根本性的，人有财富而没有哲学修养作为精神凭借，其道德律与恬淡的节操即随之瓦解。但是在这些有限的约束范围内，诡辩学家在无意中加速其崩溃。他们之中多数能摒拒全部出乎人类贪婪本性的财富欲望，是品格高尚、生活纯正的人。虽然他们已发现道德的非宗教性的起源与易地而异的现象，但仍能使自己保持相当程度的德行，将此传授给他们的弟子。他们的殖民地出身或使他们低估风俗代替强制力量或法律、维持道德与秩序的和平手段的价值。就知识的观点来论道德或人的价值——如普罗泰戈拉早苏格拉底30年所做的那样，它对思想是一种令人陶醉的刺激，但对品格却是一记重大的打击。强调知识的结果，提高了希腊人的教育水准，但是它发展智慧的速度却不如其解放知识分子思想的速度快。知识相对性的提出，并未能如预期那样使人知道谦虚；相反，驱使每一个人自视为衡量万物的标准，每一个机灵的年轻人现在觉得自己有资格来评论别人的道德行为，凡不是他所能了解或同意的，他一概排斥，而后无拘无束地将自己的欲望当作被解放灵魂的德行那样予以合理化。“自然”与传统之间的区别，及诡辩学家所坚持的“不论习俗和法律如何，只要为‘自然’所允许都是好的”，这种论点，斫丧了希腊人道德的元气。老年人悲叹淳朴忠诚家风的消失及对享乐或财富的竭力追求，不复为宗教力量所遏制。柏拉图和修昔底德议论到那些驳斥道德为迷信和只认识强权不知道是非的思想家与一般人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个人主义使诡辩学家的逻辑与修辞转变为诉讼上诡谲巧辩及政治上蛊惑煽动的工具，并且将他们恢弘的“大同”思想贬降为不愿保卫其国家的委婉借口，或随时欲将其国家出卖给付高价者的不偏不倚的意愿。诚笃的农人与保守的贵族开始同意城里一般群众的看法：哲学已成为危害国家的威胁。
很多哲学家也加入对诡辩学家的攻击。苏格拉底谴责他们（就像阿里斯托芬抨击苏格拉底那样）以逻辑掩饰错误，以巧言捭阖纵横，并嘲笑他们收取学费。他原谅自己对文法的无知，他的理由是他付不起普罗迪科斯那50银币一门的课程，他所能负担的只是一个银币一门、仅教授基本原理的课程。在他情绪不佳的时候，他曾对这一问题作了冷酷而有启发性的比较：
我们大家都认为，不论是姿色或知识，可以用光荣或卑劣的方法来处理。因为一个人若将其姿色随便出卖给愿意付费的人，人称他为“男妓”（male prostitute），但是假若有人与一位他知道是个有道德且可敬的仰慕者结交朋友，我们视他为严谨的人。同样的情形下，那些将知识随意贩卖给任何愿意付费的人，人称他们为诡辩家，或实质上是“出卖知识的娼妓”（prostitutes of wisdom），但是不论是谁，凡与他了解并值得结交的人做朋友，而且传授给他全部所学的精华，我们认为他已做到了一个贤良公民所应该做的分内事。
身为有钱人的柏拉图对这一观念却不肯苟同。伊索克拉底是以《反对诡辩家》（Against the Sophists）这一篇演说出道，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修辞学教授，而且每教授一门索费1000银币（1000美元）的课程。继续这项挞伐运动，他将诡辩学家解释为“急欲借贩卖肤浅知识而发财的人”，并指控普罗泰戈拉“允许使无理者变为有理者”。
这种不幸的悲剧却因双方都是对的这一事实而加深。对收学费的批评是不公平的：在缺乏政府补助的情形下，没有其他筹措兴办高等教育经费的方法。至于诡辩学家批评传统与道德，当然不是恶意的，他们认为自己在解放奴隶。他们是他们那个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代表。像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他们以一股逼人的锐气扫除濒临衰亡的旧传统，然而又缺乏足够长久的生命和深远的眼光建立起新的社会体制，以取代被松弛的理性所摧毁者。每一个文明，当其社会为适应不可抗拒的经济改革而需要作自我调整时，它必须重新检讨其旧有的方式。诡辩学家是实施这项检讨工作的工具，但是却不能产生从事调整工作所需的政治才能。他们强有力地刺激了知识的追求，而且培养起好思明辨的风尚。他们从希腊世界的每一角落为雅典带来新的观念与刺激，唤醒了雅典的哲学意识并使其趋于成熟。若没有他们，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便不可能有那样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