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时代在思想的多元化与紊乱上以及其对每一传统准绳与信仰的考验情形，是和我们的时代相像的。但是其哲学观念的繁多与规模，以及他们辩论时的情绪热烈程度，没有一个时代可与伯里克利时代相比拟。今天让人激动的问题，无不曾在古雅典喧腾一时，而且言论自由而激烈，除了年幼者，整个希腊都为之骚动。许多城邦——尤以斯巴达为最——禁止公开谈及哲学问题，阿特纳奥斯说：“担心因而引起猜忌、纷争、无益的辩论。”但是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哲学的“丰饶趣味”深深地吸引了知识阶层，有钱人以法国启蒙运动的方式敞开他们宅第和“沙龙”，哲学家受到上宾的礼遇，机巧的辩论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精彩技击那样被人喝彩。当公元前432年刀枪之战加入了唇舌之战，雅典人的心情由激动变为沸腾，一切思想与判断的冷静随之化为乌有。这种情绪的沸腾，自苏格拉底殉道后曾消退了一些，或由雅典扩散到希腊其他地区。甚至躬逢其盛的柏拉图，在这项新运动经历60年之后，也为之心力交瘁，倒羡慕埃及思想的不可侵犯的正统性与相当的安定性。文艺复兴时代以前，再也见不到这种热情。
柏拉图使由巴门尼德开始发展的一股思想洪流达到高潮，他与巴门尼德的关系，犹如黑格尔与康德的关系，他虽然四处散发猛烈的抨击，但从未中止对这位形而上学之父的尊敬。公元前450年，意大利西海岸的一座埃里亚小镇，开始了欧洲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发动了历经此后每一个世纪对抗唯物主义的战争。 知识的奥秘问题、本体与现象、不可见的真实与不真实的可见之间的区别，被投入欧洲思想的锅炉。这一锅炉在那里沸腾，经希腊、中世纪而至康德，它将在一次哲学革命中再度爆炸。
正如康德为休谟所“促醒”，巴门尼德是被色诺芬引入哲学的。他也许是在心灵上受到色诺芬宣言激励的人之一，色诺芬在宣言中指称，诸神是杜撰的，只有宇宙与上帝结合一体是真实的。巴门尼德也曾随毕达哥拉斯派学习，感染了他们对天文学的爱好。但是他未曾让自己迷失在“星际”中。像大多数希腊哲学家那样，他的兴趣在生活与政治上的事务，埃里亚政府曾委任他为其制定法典，完成后深受该政府的欣赏，要求地方官员自此以后审理所有讼案都须以该法典为依据。可能作为繁忙生活中的消遣，他作了一首《论自然》（On Nature）的哲学诗，现在遗留下来的尚有160节，足够让我们为巴门尼德未曾写散文而感到遗憾。这位诗人眼睛闪烁着光彩，宣布说一位女神曾交给他一份启示录：万物都是一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不是真实的——是表面、矛盾与不可信赖的感官的幻象；在这些浮现的现象下，存在着一个不变、均质、不可分、不可化及静止的“太和”（unity），即是唯一的“存有”（the only Being）、唯一的“真理”（the only Truth）及唯一的上帝（the only God）。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变化，而巴门尼德则认为万物皆永不变化。有时候他像色诺芬，说“仅有”（One）即是宇宙，并且称其为球状而有限的，有时又以唯心主义者的观点视“存有”为“思想”，而且高唱：“‘有’即为‘思想’与‘存有’。”似乎在说，对于我们，事物的存在仅限于我们所能感觉到的。始与终、生与死、形成与毁灭只是形式，“真正的仅有”（the One Real）永不开始也永不结束，没有“成为”（Becoming）只有“存有”。动也不是真实的，而是将事物从其存在处移向太虚的过程。但是太虚（empty space）——“不存有”（Not Being)——根本没有空隙，宇宙每一角落皆充塞着“仅有”，而且永远是静止的。
指望人们耐心地听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显然，巴门尼德的宇宙静止论成为形而上论战中的众矢之的。巴门尼德那位敏慧弟子、埃里亚人芝诺试图告诉人们多元性与运动性的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和巴门尼德的不运动“仅有”同样的不可能。为运用诡辩技巧及欢娱当代青年，他曾出版了一本似是而非的著作，共流传下来9篇，其实只要有3篇已足够。芝诺说：第一，一个人为了前往甲点，必须经过赴甲点中途的乙点，为了到达乙点，必须经过通往乙点中途的丙点等，以至永无穷尽。因为这一连串无穷尽的运动需要无穷尽的时间，任何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运动到任何一点，是不可能的。第二，与前者不同，跑得快的阿喀琉斯永远不能超越悠闲的乌龟，因为当阿喀琉斯到达乌龟已经到达的一点的同时，乌龟已越过那一点。第三，飞行中的箭事实上是静止的，它飞行中的任何一刻，仅仅是空间中的一点，而空间是不运动的，其运动，不论对于感觉是多么真实，按逻辑是超出形象的不真实。
芝诺在约公元前450年来到雅典，可能是随同巴门尼德一起来的，他能凭技巧将任何哲学理论贬为受嘲弄的对象，而将敏感的雅典弄得满城风雨。泰门（Timon）形容他说：
伟大的芝诺，他，
不论人说什么，
都能把正的说成反的。
这个前苏格拉底时代惹人嫌的哲学家是（相对而言，由于我们昧于过去的历史，不得不作此引述）“逻辑学之父”。至于巴门尼德，欧洲人认为是“形而上学之父”。斥责芝诺的辩证法的苏格拉底，热烈地仿效辩证法的运用，以致人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宁，不得不处死他。芝诺对怀疑论者的诡辩派哲学家具有绝对的影响，结果他自己的怀疑论受到庇罗（Pyrrho）与卡尼阿德斯（Carneades）两位哲学家的尊崇。当其晚年，已成为一个“大智饱学”之士，他抱怨说，哲学家对他年轻时候所作的知识上的戏谑太过认真。他最后一次的冒险行为送掉他的性命：他参加了推翻埃里亚暴君尼尔克斯（Nearches）的运动，因计划败露而被捕，受酷刑后被杀。他勇敢地承受痛苦，像是将他的名字立刻与主张坚忍的斯多葛派哲学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