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金时代中，和其他事物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其文明虽颇为灿烂，却并未获得女人的襄助与鼓励。在女人的协助下，英雄时代曾获得辉煌的成就，独裁统治下的抒情诗大放异彩。然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已婚妇女从希腊历史中消失，似乎在驳斥认定文明水准与妇女地位有着密切关系的这种假设。在希罗多德时代，处处都有妇女的参与，但到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时，再也见不到女人的出现。自阿莫戈斯的西摩尼得斯至讽刺作家卢奇安，希腊文学尽是挑剔女人不是的旧调重弹，到其末期，即使连和蔼的普卢塔克也重复修昔底德的话：“端庄女人的名字，像她的人一样，应该关在家里。”
这种妇女蛰居家中的习俗却未曾在希腊中西部的多利安山区出现过。据推测，它很可能从近东传入伊奥尼亚，由伊奥尼亚再到雅典，这是亚洲传统的一部分。或许，祖先遗产经由母亲的消失、中产阶级的兴起及生活中浓厚的商业观念，促成了此种变化：男人开始以利用的价值来审度女人，而且发现她们在家里特别有用。就这样，雅典妇女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便成了具有东方性质的希腊婚姻方式。新娘离开了她自己的亲人来到另一个家，几乎像仆人一样，而且信奉别的神。她不能和人签订契约，或除了小数目外，不可以向人举债；她不能在法院提出诉讼——梭伦的立法规定，凡在女人影响下所为之事皆于法无效。当她丈夫去世时，她不能继承其财产。甚至生理上的错误观念也影响到她的法律地位，愚昧无知的原始人类不了解男人在繁衍后代方面的功能，而完全将其归功于女人，但古希腊人所持的理论恰恰相反，认为只有男人才具有生殖力，女人只不过承担怀胎及养育的责任。男人年龄较长也促成妻子的服从；结婚时丈夫的年龄大他太太一倍，可以塑造她的思想，使她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他的意志。雅典男人非常清楚，他们同类这样放荡成性，若让自己的妻子女儿自由活动是一桩危险的事，于是决定以妻子的隐居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已婚妇女在披上面纱及家人的陪伴下，可以访问亲戚朋友及参加包括观赏戏剧的各项宗教庆祝活动，但除此之外，她们必须待在家里，而且不可以在窗口被人看见。她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屋后的闺房中；男客不准进入内室，有男人访问其丈夫时，她也不得出来。
在家里，她受到尊重，而且在不冒犯丈夫的家长权威下，她可以教人顺从她的主张做事。她负责管家或监督人管理，准备膳食，梳理羊毛并将其纺成纱，为全家缝制衣服被褥。她的教育几乎完全限于家事，因为雅典男人同意欧里庇得斯的看法：女人的智力不够发达。结果，在男人的眼中，雅典的家庭妇女比斯巴达的家庭妇女更庄重，更“可爱”，但更乏味，更不成熟，更不能适应其心智已为自由而多变的生活所充实与磨锐的丈夫对共处情趣的需要。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妇女对希腊文学有巨大的贡献，而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妇女对此却毫无帮助。
该时代将近结束时，兴起了妇女解放运动。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以大胆的言词及谨慎的讥诮为妇女主持正义，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则用粗鄙猥亵的喧哗对其加以嘲讽。妇女自己向问题的核心发展，开始尽量多用当时所能供应的化妆品，与“伴侣”争艳。“我们女人能做什么正经事？”阿里斯托芬所写《利西斯特拉》（Lysistrata）一剧中的克莱尼卡（Cleonica）问，“我们坐在那里涂脂抹粉，穿着透明的衣服及其他。除此之外，我们什么也不干。”自公元前411年以后，女人在雅典戏剧中的地位渐趋重要，显示出妇女慢慢从她们往日的孤寂中解脱出来。
由于这种解脱，女人对男人的真正影响力得以继续，使其对男人的臣服大部分仅仅是表面的。像其他地方，男人较之前热切的心境造成希腊妇女优势的地位。“各位先生，”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自然已经赋予女人这么多权力，法律可不能再给予她们更多的权力。”有时候这种自然的权威因丰盛的嫁妆或犀利的嘴，或因丈夫的溺爱而增高。形成此种趋势的原因，常由于妻子长得美，或生养了漂亮可爱的子女，或因经过甘苦与共的生活考验，慢慢地将两个人的心融合在一起。一个能描绘出像安提戈涅、阿尔克提斯、伊菲吉妮娅、安德洛玛刻这样温柔及像赫卡柏、卡桑德拉、美狄亚这样性格特殊的人物的时代，是不可能不对女人有着最深刻透彻的了解的。一般雅典男人都爱他的妻子，而且并不总是设法隐藏其对妻子的爱；墓碑上令人惊奇地显露出家庭的亲密温馨中夫妻之间及父母对子女的深挚的感情。《希腊诗集》中虽充满了色情的诗篇，但也有不少悼念爱侣、令人感动的佳句。有一则碑文这样写着：“在这块石头中，马拉松尼斯放下了尼科珀丽丝，热泪洒满了石柜。但又有何用！一个已死了爱妻、被孤零零地遗留在世上的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